陈维真那时候也结婚了，她的丈夫杨善南（1904-1932）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主义者，一位帅气的中国优秀青年，1923年在北平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以后和陈维真结了婚，曾担任广东东江特委书记，1932年10月被围捕时牺牲。当时他的妻子陈维真也在东江，在老乡的掩护下，一年以后才回到上海。
而妹妹陈修良的婚姻，可以说比小说更加曲折，更加惊心动魄。
作为陈馥的女儿，陈修良不可能不继承母亲血脉里的那份叛逆。她一生都在内忧外患中度过。20岁的陈修良来到莫斯科之后，因为反对王明路线遭到打击，年轻的姑娘最需要有人在精神上给于安慰，一个名叫余飞的男人此时就出现在她的面前。工人出身的余飞有着非常革命的身份，中共驻国际代表团成员，职工国际常委，这些都是陈修良看到的，陈修良不知道的却是余飞在安徽老家已有妻室的事实。恰好这时陈修良得知李求实已经结婚的消息，同年秋天，陈修良与余飞结了婚。转过年来，1929年6月，陈修良生下了一个女孩子，给她取了一个名字，集父母的名字在其中，当时的陈修良名叫陈逸，所以，女孩子就被叫做余飞逸逸。
1930年，苏联开始清党，陈修良几乎遭到王明帮手康生开除她党籍的处分，因为陈修良曾起草了一份反对王明的宣言……同一年余飞和陈修良回国了，孩子太小，只得留在了苏联，这一留就是26年，直至26岁之后，她才以苏联公民的身份来到中国。
转眼间到了1932年，当时的沙文汉和陈修良都因为遭到王明领导集团的排斥而停止了工作。这些职业革命家，没有工作就没有工作津贴，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沙文汉因此得了很重的病。夏天，沙文汉带着大哥沙孟海的介绍信，要去安徽安庆的安徽教育厅工作，临行前到了上海陈修良的居所“蜗居”，与这位同乡兼战友告别。那天晚上，夜雨敲窗，百感交集，因陈修良请，沙文汉作《初夏之夜“蜗居”饮别》一诗：寂寞应怜意境同，风尘何处盼重逢。
三更雨打芭蕉绿，莫管明朝尽此盅。
正是在那次告别时，沙文汉从陈修良处知道了她的丈夫余飞也在安庆，就住在城内的三官塘家里，所以沙文汉一到安庆就去找了余飞。余飞见是妻子家乡的熟人，又是同一组织里的人，自然高兴，两人交往也很密切。谁知没过多久，余飞就在安庆被捕，并且很快就背叛了组织，不但供出了沙文汉的住处，还供出自己的妻子陈修良在上海的住处。
敌人来抓沙文汉的时候，沙文汉还什么都不知道，幸亏遇到了有良知的同事，他们及时通风报信，沙文汉得以脱身。直到这时候他还不知道是余飞出卖了他。无处藏身的他，径直跑到余飞妹妹家中暂避，幸亏余飞的前妻共产党员梅彬也藏在那里，这才告诉沙文汉，余飞被捕，并供出了沙文汉和陈修良。沙文汉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就发电报给上海陈修良，陈修良这才得以逃脱。
此时的余飞已经被国民党押到南京，并登报脱党，接着就带着国民党跑到上海抓捕陈修良。沙文汉这时候也从安庆逃脱回到上海，在陈馥的帮助下，沙文汉与陈修良在上海四处搬家，逃避警察，处境真是万分危急。至于那心灵的煎熬就更不用说了。要知道欲致陈修良死地的，不仅是她的丈夫，还是她孩子的父亲啊（1949年以后，余飞被捕，1956年被镇压）。
陈修良痛恨余飞对自己感情的欺骗，更痛恨余飞对党对同志的背叛告密。那个时候的革命者就是那么透明，她立刻就向中央写信，声明与余飞彻底脱离关系。而沙文汉也于这时通过好友找到了党组织的关系。
俩人之间的爱情关系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也许就在那躲避背叛者追捕的日日夜夜中萌生的吧。这才是经过血与火的考验诞生的爱情。他们俩人决定一起到日本找党组织去。也就是那年年底，在陈馥的主持下，这对患难儿女正式结婚，从此生死与共。
我们已经知晓，他们出国的费用，是陈馥从她那个无情的父亲遗产中得来的。陈修良的出国身份，则用了她的姐姐陈维真。她用了姐姐的名字，还用了姐姐同德产科学校的毕业文凭。此时他们的姐夫杨善南刚刚牺牲，姐姐还在被追捕和逃亡之中。而仅在一年前，陈修良的初恋情人李求实刚刚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
如此密集的惊心动魄的革命生涯，如此密集的心灵的情感煎熬，陈修良终于找到了沙氏兄弟中的那一个——沙文汉。是的，老大是先生，老二、老四是同志——唯有沙文汉，他是最亲密的同志加爱人。
以后的革命生涯依旧出生入死，但在情感上陈修良是幸福美满的。他们就如忠诚于革命一般地忠诚于爱情，忠诚于家庭。抗战时期陈修良出任了中共江苏省委妇委书记、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报》主编、华中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长，而他们唯一的孩子女儿沙尚之，也在1939年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诞生。解放战争时期，陈修良出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地下）。她与她的夫婿沙文汉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策反了国民党空军八大队B-24飞机、蒋介石御林军97师、重庆号巡洋舰、伞兵三团等起义，对配合京、沪、杭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以后，沙文汉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省长；陈修良任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
那么，她亲爱的一母同胞、姐姐陈维真呢？
1935年，沙文汉夫妇从东京回上海后，通过一位名叫徐承志的鄞县老乡加革命同志，终于衔接上了与中央特科情报系统的组织关系。这位职业为机电工程师的徐承志可是个大名鼎鼎的资深共产党人，1924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共，1936年在延安接受了斯诺的采访，他正是《西行漫记》中那位被斯诺记录下来的姓朱的精通英文与德文的电气工程师，斯诺称他为“卓越的、严肃的共产党员”，“以殉道者和宗教家的精神，走上了一条传奇式的道路。”他从延安回到上海，为的是购买延安所需要的机器。1938年，他做了陈馥的女婿，与陈维真结婚。婚后他们两人一同前往湘潭、桂林等地从事机器制造工作，自己出资办工厂支持抗日。1944年，陈维真这位毕业于产科学校的卓越的中国女性，以37岁的年华，在战乱中难产，不幸死于桂林。
都说革命流血不流泪，其实怎么可能不流泪呢？不过因为常识告诉我们血浓于水，我们便更重视记得革命流了多少血，却未必记得革命流了多少泪罢了。也许相比于鲜血，眼泪毕竟份量太轻了吧。其实革命者的血中有泪，革命者的泪中有血，革命者的血泪，原本便是不可分割的啊。
1955年初，陈馥来杭，与已经身为浙江省省长的女婿一家团圆，她说：“这不是衣锦还乡，只是暂时来玩玩的。”上海故居中的日常用品，全部原封不动。革命老妈妈的这一举动实在英明。两年之后反右，女儿女婿全都成了右派，在杭州的家就被拆散了。幸而尚留存上海的故居可以安身，11月间，陈馥终于走了，那天下着雨，她与保姆阿黄姐两人同坐在三轮车上，忽然一面伸出一只手来握别，一面说：“我要阿福”。阿福正是女儿陈修良的小名，这声调是凄凉的，包含着生离死别之感。雨还在下个不停，好象苍天也在为人们的生离死别流着同情之泪！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看到过女婿沙文汉一面。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女儿陈修良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棚”，不许与家人通信，不许吃糖果，只许吃食堂的剩羹冷饭，因此胃病大发，后来成了严重的浮肿病，四肢麻木，病情严重，只得请求“群众专政司令部”允许，向母亲写了一封信，请她买针药治病。母亲很快给她买来了许多药，陈修良终于没有病死，双目失明的老母亲，又一次救了自己的儿女。
陈修良的女儿沙尚之1963年在北大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吉林化工厂当技术员。“文化大革命”中，她成了“臭老九”而被批斗。那里的武斗是出名的，真刀真枪，大演全武行，陈馥心挂两地，深恐她的外孙女死于非命，弄得非常不安，血压更高。1974年，沙尚之调到上海，回到亲爱的外婆身边。但次年七月间，陈馥忽然因脑血栓昏迷过去，8月4日病逝于华山医院，结束了她坎坷的一生，四年之后的1979年，陈修良彻底平反，1982年11月沙文汉的平反道路最终突破阻挠，亦得到彻底平反。
女儿深深遗憾的是，母亲陈馥为什么不能活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为什么不能看到三中全会后女儿女婿都得到平反的那一天！
1998年11月6日，陈修良亦逝世，她的骨灰于1999年11月从上海迁到了宁波东钱湖畔沙孟海书院万柳园，与沙文汉合葬，与她的兄弟沙孟海、沙文求、沙文威、沙文度又重新团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