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伯父两周岁的孙女拿起一杆圆珠笔，饶有兴趣地在一幅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头像上画出许多错乱的杠杠道道。这些无规则笔划形成许多个直观的“×”，这便是罪孽的缘由和铁证。当这个仍穿着开裆裤的幼儿画得兴致勃发时，同院住着的中年光棍汉杰看见这一情景。看着看着，不知怎么的，汉杰的眼珠骨碌碌转动起来，他径直走向大队党支部。于是，伯父就成了村中最恶劣、最歹毒的反动分子。
其实，汉杰与伯父也不是什么冤家仇人，只是在半个月前，为汉杰养的鸽子乱拉粪便一事，伯父动了肝火，骂过他的祖宗而已。
平日里，伯父爱看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等书籍翻得烂熟，说起来通水流舟。无论大人小孩，都喜欢围着他，听他讲“关羽千里走单骑”、“诸葛亮草船借箭”等故事。伯父讲时神采飞扬，众人听得津津有味。但自从受批挨斗后，伯父就变得沉默寡言，成为一个孤僻、郁悒的落魄老头，失却往日应有的神采。
忽一日，我见伯父把曹雪芹的那首《好了歌》抄得端端正正，张贴在厅堂的板壁上，然后久久伫立，神情黯然。我恍惚预感到，伯父恐怕要作出什么抉择了。
不久，伯父便失踪了。那些天，伯母呼天抢地，悲恸欲绝。伯母哭喊着：你这死鬼，就这样撇下我们不管，好狠心啊！你走了，我们怎么活呀！母亲听了一阵心酸，常陪着抹眼泪。
大约两年后，邻村一渔民在海上作业时捡到了一串漂流瓶，每个瓶里都藏着一张纸片，上面写着一行工工整整的毛笔字：我活着，你们多保重！虽然没署名，但有人猜测：当年失踪的那个人可能逃到隔海相望的台湾岛去了。在那个年代，台湾国民党散发的宣传品偶尔会漂到我们这边。再说，远近村庄，只有伯父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如今，伯父已定居杭州。他不再经商，而是择一风景独好的风水宝地建起一家宗教会所，打坐吃斋，弘法论道。伯父戒了烟，也戒了鱼肉，但戒不掉的就是酒。伯父说：相传于远古沃野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民食凤凰卵，饮甘露酒，自由自在。甘露酒为天降美露，乃神灵之精华，仁瑞之泽脂，其凝若膏，其甘若饴，饮之解饥渴，不食五谷，名为天酒。依我看，这国酒茅台呀，可与天酒一比，我不想戒，也戒不了。
两瓶茅台酒
蔡俊
以前看过老记录片里好象讲国宴中周总理和文化艺术界的名人频频举杯。片子里说总理很高兴，就多喝了几杯。在我的想象中，对于那些懂酒的人来说，茅台酒肯定是玉液琼浆，人间仙酿。
茅台酒我舔过，但是没有喝过。因为我也不懂酒，自己从来不喝酒，不会喝酒，和酒的缘分不深。这点我随我爸爸，我爸爸也不会喝，喝一点就浑身发红，呼吸困难。我弟弟和我也就滴酒不沾，拼命抽烟。
我们家的酒都被我爷爷给喝完了。小日本快完蛋的时候，爷爷曾经给日本人抓去修沈阳飞机场。苏联的飞机来轰炸了，那巨大的爆炸声，被炸飞的人肉和各种东西，把他吓得一通乱跑，跑着跑着就跑出了飞机场，跑上了往北的大路，又跑上了向东的小路，一路跑啊跑啊，跑回离沈阳二十公里的老家苇塘沟。我爷爷年轻的时候一气跑了半程马拉松。
打那以后，他就落下了喜欢喝酒的毛病。那时候穷，哪有那么多酒喝呢？于是他就去学了厨艺，当了厨子。解放后爷爷就在沈阳矿务局的食堂工作，六十年代“支援三线”的时候他去了贵州盘江矿务局，一直都是干这个。爷爷有事没事经常喝一盅，半块臭豆腐能喝，几颗花生米一个咸鸭蛋也能喝。
我小的时候被奶奶从沈阳带到贵州生活了四年，也就陪着爷爷家里柜子上的两樽不知道原来装什么的大个玻璃瓶子度过了自己上学之前的时光。那两个大玻璃瓶子里装的都是爷爷喝的散装便宜白酒。
后来爷爷退休了，可能是大玻璃瓶子不好运吧，听奶奶说他很舍不得那俩瓶子，但是没有办法，还是把那两个大瓶子扔在了贵州，他和奶奶一起回了沈阳老家。
这时我们家里就多了一个白色的有提手的装汽油的大塑料桶，装满了老家生产的高粱酒，那是爷爷的加油站。
有一天，爷爷多喝了两杯，坐在炕上和爸爸说：“你把我那个小提箱子拿来，我给你看一样好东西。”
爸爸去拿了那个小箱子，爷爷接过去慢慢打开，里面是用两块毛巾包的两个古怪的瓶子。
爷爷得意地说：“这就是茅台酒，值钱啊，好东西……”
我看见那俩瓶子上有一种很旧很旧的牛皮纸包装，的确不一样。那时候我看见的瓶装酒基本上是玻璃瓶子粘个花里胡哨的商标，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象是古董一样的酒。我想拿手里仔细看，被爸爸制止了：“去，小孩子别动。”其实那时候我已经不小，马上就要上高中了。
爸爸是独生子。我既没有叔叔伯伯，也没有姑姑。所以爸爸对爷爷奶奶非常孝顺。第二年过年的时候，爷爷一反常态把爸爸骂了一顿。
爸爸背着爷爷把其中一瓶茅台开了，孝敬爷爷。而爷爷呢？鼻子差点没气歪：“这酒是我喝的吗？啊？！这酒有多珍贵你知道吗？啊？！这酒是办事用的！啊？！败家啊……”
不过最后爷爷还是想通了，辛苦了一辈子，喝瓶茅台又怎么样？
于是那年过年，爸爸虽然挨了一顿臭骂，可是很高兴。
吃年夜饭的时候，全家人坐一起，都很高兴，爷爷也高兴起来。那瓶茅台，奶奶喝了半杯，爸爸抿了一小口，妈妈和我们孩子都舔了舔。
我考上华东师大的时候，听爸爸说，妈妈和我们的户口问题其实早就已经解决了，靠的就是那瓶剩下的茅台酒。小时候我之所以努力学习，发奋读书，就因为自己尽管不住在农村，但是随妈妈，是一个农村户口，爸爸一直瞒着我，为了刺激我努力学习，改变命运。看来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搞善意的“愚民政策”。听到这个喜讯，我一下就想起那年过年爷爷对爸爸开了茅台酒的又怒又喜的复杂表现。爷爷毕竟是爷爷，他走南闯北，阅历丰富。他从贵州带回两瓶茅台酒，真是有大用的啊。
现在爷爷都九十了，八十岁以后他基本戒了酒。以前他尽管喝的勤，但是每次都喝得很少，所以他身体好着呢。不象后来我见到的那些人，为了一个单子，或者为了办一件什么事儿，玩命地喝，他们是为了事业支出着生命。
是战争和灾难让爷爷领悟到了，人应该及时喝一喝，但哪怕是如茅台这样的人间极品，都切莫太贪杯。
羊倌的茅台酒
吴昕
一望如砥的戈壁滩，一个移动的黑点，一朵朵幻影般的黄花，俨然成了大漠戈壁上的一道移动的风景。走近这副变换的风景，你便会看清一个身穿青灰色老棉袄的胡须飘逸的老人，手里攥着根羊鞭、腋下夹着个类似“八仙”之一的李铁拐背上的葫芦。葫芦里装满烧酒，老人会时不时地就那么“滋溜滋溜”的咂上几口，一脸惬意。这是很多年前的风景了，现如今这里，除了荒凉、严寒、就再也找不到任何修饰物了。
老人牧羊时刚赶上大包干，酒在当时当地还是个稀罕物，可这不妨碍那些做土酒的乡村们。苞谷酒啦、高粱酒啦……听起来很喜人，喝起来比中药还要苦。但大伙对这种土酒却情有独钟，有时竟脱销了。
杨黑牛是我们村里做土酒最好的一位，他每次做酒也就几十斤，从不多做。除了杨黑牛自己偶尔喝点外，大部分都卖给了这位羊倌老人，严格意义上讲也不是卖而是交换。老人常年呆在沙窝里，一望无际的沙窝里可热闹了，沙鸡了、野兔了、黄羊了……，而这些时常会成为老人手里的猎物。老人打下的这些野味舍不得全吃，会留下一部分甚至全部拿来和杨黑牛换酒喝。
这样的日子平淡无奇，老人也甘于这样的日子。
一个阳光很暖的午后，杨黑牛突然来沙窝找老人。杨黑牛的到来给空旷的沙丘带来了一点点人气，也给老人带来了一个惊喜。
杨黑牛说：“老羊倌，想不想喝好酒呀。“
“做梦都想喝好酒，可惜呀，我这把老骨头恐怕喝不到好酒喽”，老人有点遗憾地说。
杨黑牛嗤嗤笑了，说：其实想喝好酒也不难，只要你舍得6只肥羊做交换。
“6只肥羊？啥酒恁贵。”
杨黑牛诡秘的笑笑，附在老人耳朵上说：茅台酒！
“啊！茅台酒！”老人大吃一惊，神色有点半信半疑。因为当时茅台酒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那就是琼浆玉液，可望不可及。
杨黑牛哪来这么贵重的酒？原来杨黑牛的大儿子是县里供销社的经理，县供销社里只存放着三瓶茅台酒，其中的两瓶已经在年初地区领导来视察时县里招待喝的了，剩下的一瓶摆在门市里尘土落了一层层也没人问津。毕竟在当时一个封闭的小县城消费能力是有限的，一瓶茅台酒的卖价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三个月的工资，能买得起茅台酒者还是寥寥无几。有一天，供销社的一位新来的女营业员打扫门市卫生时，不小心将茅台酒的酒嘴打碎了一块，虽说没殃及到瓶中茅台酒，但毕竟是酒瓶上少了一块，外观上不雅，，再说了谁也不愿意去买一个破损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让女营业员赔偿这么一笔钱也是不可能的事，身为供销社经理的杨黑牛的大儿子冥思苦想，最后终于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茅台酒让父亲拿去跟老人换羊，换来的羊再给职工作为福利分下去。
老人有些犹豫，毕竟是6只羊，这些羊也熬了他不少的心血。杨黑牛看老人还在矛盾，说：老羊倌，你今年都65岁了，能有多少个活头，谁都知道你喜欢喝酒，品一品茅台酒的味道也不枉你爱酒一场，再说了，这么好的机会以后上哪里找呀，错过这个村可就难找这个店了。
老人想想杨黑牛的话也在理，便狠狠心答应下来了。
老人非常珍惜这瓶用心血换来的茅台酒。
老人舍不得喝这瓶茅台酒，决定66岁生日时再喝。可有一天老人突然病了，浑身无力，再也放不了羊了。喊来村里的赤脚大夫给老人看病，也没看出个究竟，说先开些草药，喝一个段时间看看。一个疗程过去了，老人的病情也没减轻，有一天老人在家闲着没事就拿出那瓶被他看成宝贝的茅台酒，狠狠心喝了几口，然后就盖着被子睡了过去。一觉醒来，老人满头大汗，猛然觉得浑身轻松，，就这样老人的病给茅台酒治好了……
老人活到九十二岁去世的，关于老人与茅台酒的传说在我们村里一直流传着。老人打死过一只凶恶狼、老人的孙子考上了名牌大学……村人们说是喝了茅台酒的缘故。
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曾经贵族化的茅台酒也一如“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今冬，我买上一瓶茅台酒，静静地洒在老人的坟头，捎去对羊倌爷爷的深深怀念。
大哥的礼物
蒋立波
1967年年底，天特别的寒冷，在一个风雪飘飘的夜晚，大哥突然回来了。
大哥在北京读大学，因为家中贫困，加上路途遥远，已经两年没有回家了。看到大哥突然而至，我们既高兴又疑惑。
原来，大哥读书的学校，正在轰轰烈烈地闹革命，大学生们整天是罢课、串联。正好，大革命串联乘车不要钱，大哥他就没等放假，就背着行囊，冒着雨雪，风尘仆仆地从北京回到四川的家里。
我们围着大哥问长问短，大哥放下行李，跺跺沾满泥土的脚，搓搓冻红的手，弯下腰将我们揽着，亲切地看着我们，又用手刮刮弟弟的鼻子，“呦，小刚长这么高了，都快成小伙子了，怎么还流鼻涕？”大哥帮弟弟擦掉鼻涕，然后眨着眼睛神秘地看着我们，“你们猜我从北京给你们带来什么好东西？”我们几兄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脸地茫然，都摇摇头。说实话，在那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除了填饱肚子以外，对其他精神上的东西，家里只有几本翻烂的小人书，其余的都不敢奢望。大哥打开行李包，从里拿出一个木头盒子，中间有两个圆形的旋钮开关。大哥把它放在桌子上，骄傲地对我们说，这是他在学校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动手做的收音机。哇！大哥真棒！随后，大哥又从包里掏出一个用报纸包着的长方形的东西，“这是给爸爸妈妈的礼物。”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报纸，哇，贵州茅台酒！我们再一次惊呆了。我们围上去，伸出手轻轻抚摸着，闭上眼睛深呼吸，仿佛闻到了醉人的酒香。
妈妈闻声从厨房里出来，她看见了茅台，连忙将双手在围裙上擦干净，惊喜地问：“大娃子呀，这么高级的茅台酒在哪儿买的，我们这里根本买不着……”大哥说是大学的一个高干同学用外汇票帮他在友谊商店买的。
“多少钱？”妈妈问。
“八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