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版界一位负责人讲了这样一件事：他最近到外地出差时看中了一本书，就买了下来。回到家后细看，感觉有些内容似曾相识，这才想起从前曾买过这个作者的书，便找出书来对比，结果发现除了出版社换了、书名换了、个别篇目有一点调整外，两书大体相同。对此，他感到很失望。
重复出版，已不是个别现象。同样的内容，常常被抄来抄去，有的甚至被同一家出版社反复地抄。例如，同样的地区经济问题，几个部门都在研究，都要出书，但把这些书放在一起，一比较就发现它们所用材料、基本观点、表述方式都没有多大差别，有些数据来源相同，只是角度不同、作者不同、研究“成果”归属不同。同样是介绍地方历史、地理、文化、景物、风光及其他旅游资源的图书，你方写罢，他接着写，今年出的书还在库房，明年又要有新书问世，这方面的资源好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仔细一看，许多内容重复、甚至是抄来抄去，了无新意。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更是许多出版社眼中的“肥肉”，因为有些名著既没有版权问题，又无需向作者支付稿费，只需出点印刷费就有钱赚了，你可以出，我也可以出。你用这种形式出，我就用那种形式出，只是在版式上变换个花样。这样，有些名著便大量地、反复地出版，甚至隔几年就出版一次。有些作家和研究人员，更是频换招法推介、出版自己的东西。一会出个“自选集”，一会出个“精品选”，一会与他人合作出版合集，一会隆重推出自己的文集，出来出去就是那些东西，有的人多年不写东西，照样有“新著”问世。有的人名气不大胃口不小，一出就要出多卷本的文集。某地有位身有残疾的“文学青年”，居然要把自己发表过和未发表过的东西糅到一起出多卷文集，着实把人吓了一跳。
在重复出版的图书中，既有重复别人的，也有重复自己的。有的人在书中不仅肆无忌惮地抄写别人的研究成果并据为己有，而且大量使用自己已经出版的资料，以致新书与旧书的内容相同之处过多。有的人先写一个县，再写一个市、一个省，后出的图书就把前面的内容囊括进去，甚至连修改、补充的力气都不愿意多花。有的人把出过书的部分内容再扩充，就又“推出”一部“新著”。
重复出版是个“怪胎”。有些书，不是因为有价值才出版，而是因为有“需要”才出版。在有的书中，常常寄托着个人过多的希望、凝聚着个人过多的企求。有些人出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扬名、为了评职称、为了捞取各种荣誉和资本。书，常常成为一些人手中的“敲门砖”，书也确实为一些人“敲”开了“门”：足够厚度的书、足够数量的“著作”，足以“镇住”一些官员和评委，让一些人轻而易举地得到想要得到的一切。就是凭着这些东西，有人的学位顺利拿到了，有人的职称轻松评上了，有人的荣誉随意到手了。对这些东西，常常没有谁会有兴趣细看、有时间深究、有能力辨别。
重复出版，也“孕育”并“养肥”了一些“伪专家”“伪学者”。一些人没有多少学问，也没有苦心钻研，更舍不得花力气，但却能够一本接一本地出书，以致让人惊叹他们何以会有那么高的水平、那么大的精力、那么多的成就，但明眼人还是能够看出“破绽”：有的专著，不过是把别人的东西改头换面、把已有的东西再抄一遍、把自己的东西再换个包装而已，简单重复、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生吞活剥，已成为一些图书、一些“伪专家”“伪学者”的惯用“伎俩”。尽管这些拼凑起来的图书没有多高的价值可言，但却成为一些“伪专家”“伪学者”讨价还价、要权、要官、要待遇的资本。
但是，未经论证、不适应市场需求的重复出版，就难以受到市场的青睐。例如，有一部家喻户晓的世界名著早已出版过了，但仍有出版社看好它的市场前景，因为他们要出版它的“原始本”，即恢复过去删除的内容重新出版。孰料，读者兴趣转移，市场发生变化，有关人员判断失误：这套精装图书印了6000套，只卖出几十套，其余的就都到库房里睡大觉去了，而且“长睡不醒”，不仅造成库存积压，而且挤占了大量流动资金。
当然，那些为了拿学位、评职称、博奖项、争荣誉而部分或大部分重复的出版物，是不需要走市场的。对这类出版物，有些出版社常常高抬贵手，“友好”放行。但这些“敲门砖”在敲开门之后，也常常被抛在一边，没过多久就成为造纸厂的“原料”。
重复出版，造成的资源浪费、物力消耗是不言而喻的。重复出版，对于读者来说也是令人恶心、讨厌的事，因为谁也不愿意把吃过的馍再嚼一遍，谁也不愿意为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图书而花两份钱，谁也不愿意为买一本书而受人蒙蔽。
重复出版是出版界的“怪胎”。如果任由其出世、任由其生长，那将造成社会危害，因此，不能让它“横空出世”，而应让他胎死腹中。
（原载2010年11月8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