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休过后刚回到办公室，就有人往他手里递了一杯茶。午休在这里只是一个习惯用语，他其实没有午休。他已经很久没有午休了。他一直在和手下开会，他只是在开会的间隙里草草吃了一客难以下咽的盒饭。
他有名字，可是现在几乎没人会直呼他的名字——除了他老婆之外，他的职位已经成了他的名字。
他职位的全称是交警大队交通事故处理中队中队长。
茶是他喝惯了的冻顶乌龙，热气腾腾地躺卧在他用了好几年的那个金属保温杯里。杯子肯定洗过了，而且洗得很是仔细，早上残留在杯沿上的茶渍唇痕已被去除得干干净净，金属杯身被洗洁精舔得熠熠生辉。若关了灯，把这样的杯子摆放在高处，说不定可以当作一样差强人意的照明物。
递给他茶的是刚分来的办公室秘书。新人就有这点好处，知道过五关斩六将进入机关系统的不容易，所以老实乖巧，眼里有活。
可惜，过个一年半载，新人混成了老人，身上就免不得沾了机关的油气，不出五年，就会是一根手指捏上去都滑的油条。
头疼啊，头疼。说不清楚是哪个点上的疼，那是一股弥漫在整个额头的隐隐约约的疼，仿佛有人在他的头上系了一块头巾——坐月子的婆娘那样的系法，只是不小心系得太紧。疼不是今天开始的，也不是昨天，甚至也不是前天。疼已经缠绕了他两个多月了，时缓时紧，不分日夜，连睡着了也疼，因为睡着了就免不了有梦，梦把白日的担忧演绎成一幕又一幕的现实，醒来时常是一脸一身的冷汗，头比没睡的时候更疼。
他清晰地记得他的头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在那次全局中层领导会议上。“今年前三个季度的重大交通事故，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的百分之九十二。”局长说。局长说这话的时候，谁也没看，可是全场的眼睛，都落在了交警大队长身上。那天大队长的身上嗤嗤地冒着烟。他坐在大队长身边，知道这烟很快就会蔓延到自己身上。谁都明白，第四季度只要再出一次重大事故，仅仅一次，这个数字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那条百分之百的红线。百是什么意思？百是千仞山巅，百是万丈深渊，百是火海，百是油锅，百是万劫不复。一想到百这个数字，他全身的汗毛就会奓成一片钢针。
“林秘书刚打来电话，传吴局的话，下午四点在吴局办公室开会。”秘书说。
秘书说这话的时候，没敢看他，连声音都踮着脚尖。虽然秘书才来几个星期，但是也知道周五下午四点钟被局长召见，轮到谁头上谁都得胆战心惊。
“说是什么事吗？”他问。
“没说。”秘书说。
其实不用问，他大概也猜得出是什么事。这个季度辖区内虽然零零星星地出过几桩交通事故，但是老天长眼，哪件也够不上重大事故的标准。现在离新年只有三天了，可是这三天中间偏偏蹲着一个不祥的周末。这是一年里的最后一个周末，路上将行走着一年中最繁忙的人流和车流：有赶着坐飞机坐火车去探亲的，有赶着开车回家过元旦的，有赶着替公司运送一年中最后一趟货物的……一根烟，一条手机短信，一瞬间的迷瞪，一个急转弯，甚至一个路坑，一秒钟的闪失，就有可能酿造出一起事故。吴局无非是想再亲自叮嘱一遍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其实，用不着吴局叮嘱，他早在两个星期前就已布置了任务，在交通要道和事故常发地点增加了灯光警示牌，配置了更多疏导监控的人手。
三天，还有三天。他已经把心在手里提了两个多月，他还得再战战兢兢地提上最后的三天。只要熬过了这三天，那个血淋淋的百就会被刷新成一个雪白干净的零，他就能从头来过。老婆多次催促他去医院做脑电图检查，他迟迟不肯动身，是因为他知道唯一能治愈他的头疼的，不是医生，而是太平无事的新年钟声。
绷了一早上的天，这时突然裂开了一条大缝，阳光从窗口探进来，在空中炸开一条白色的光带，他一下子看出了办公桌玻璃面上的灰尘。秘书在屋角整理文件柜，弯着腰，蓝制服裤子里裹着的腰臀浑圆，结实，紧致。这裤子一定是自己改过的，要不怎么能这么合身。他暗想。年轻就是好，就算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在屋里走来走去看着都养眼。每个科室都该配备这样一个秘书，那是最有效的减压药丸。后勤科应该把暖气温度再调高一点，让秘书们冬天也能穿裙子，在所有人的眼睛跟前晃来晃去。
“你过来。”他听见自己对秘书说。
秘书放下手里的活，走过来，垂首等待他的吩咐。
他没说话，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即使没有镜子，他也知道此刻他脸上的表情一定接近于慈祥，尽管他憎恨这个形容词，因为它和年龄有着某种不清不白的关联。
秘书太年轻，还没有足够的阅历给她垫底，她经不起沉默，她低垂的双手开始不安地绞来绞去。“你们年轻人现在玩什么手机游戏？听说有个什么鸟来着，很流行？”半晌，他才问。
秘书吃了一惊，她没想到悬念竟是以这种方式落地。“愤怒的，小鸟。”她结结巴巴地提示。
“对，就是这个，你帮我找找，我也想学。”他打开自己的手机，递给她。
他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的指头灵巧地在手机屏幕上滑来滑去，
他的眼睛几乎跟不上她的速度。她的指甲修得很好，长长的，尖尖的，泛着一层粉红色的亮光。指甲都能看出年龄。他想。她还没挨过生活的锉刀，她还不知道什么是毛刺死皮裂口和茧子。
突然，手机在她的掌中扭动起来，发出一声含糊而暧昧的呻吟。紧接着，便是一阵震耳欲聋的乐曲声。那是《嘻唰唰》的旋律，他设置的手机铃声。那本该是一段没心没肺的乐子，叫人听了忍不住想扭一扭腰肢和胯骨，可是这一刻听起来，不知为什么却有一种不祥的凄厉。他闭上了眼睛，不敢看显示屏上的那个来电显示。
老天爷，千万别是，那个号码。
他默默祈祷。
“是林科。”秘书告诉他。
他的心咚的一声坠了下去。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他终究没有熬过，这最后的三天。
褐斑，还有梦想
“你儿子的房租又涨了五十美金。”
妻子拎着一条滴着水的洗碗布，从厨房里探出身来说。
刘主任正躺在安乐椅上看报纸。还没看完一段话，字和字就开始相互进犯，打成了一团模糊。作为一个有二十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生，他深知在消灭完一大碗鱼头汤和一整只螃蟹之后立即进入午睡状态，有可能导致他急救过的许多病人所患的那些疾病，可是他顾不得。在重症监护室连轴转了一整天之后，他甘愿用几年的寿命来换取这一刻的放纵。
阳光很暖和，落在眼皮上酥酥痒痒的，隐隐有几分重量，叫人几乎忘了这是冬至向小寒过渡的严冬时节。上一次在阳光里午睡，是哪一年的事了？五年前？十年前？或许还是在读医学院的时候？那时候，他像马一样精壮，在课堂和实习之间，还可以挤进一场篮球赛；那时候，他不挑太阳，太阳也不挑他，随便在哪里的草地上一躺，还没来得及感受阳光在眼皮上的分量，就能立即入睡。他见过多少个版本的太阳啊，巴尔的摩的，旧金山的，斯德哥尔摩的，
阿姆斯特丹的，还有……思绪也开始相互啮咬，变成了一团团边缘残缺不齐的云雾。手里的报纸咚的一声落到地上，他倏地惊醒了，醒得干净彻底。睡意来得急，去得也急。他终于明白，在重症监护室工作了这么多年之后，阳光和午觉都已经和他生疏。
“你儿子又要换车，说那辆丰田老了，去医院实习的路上死过几回。”
妻子刚刚结束了一通越洋电话，正在向他转述电话里的内容。妻子说话的语气和神情，仿佛是一个后妈在对现任丈夫抱怨前妻所生的孩子。
实情当然不是。儿子是他的儿子，也是她的。他们唯一的儿子现在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读书，而那所大学，也是他的母校，他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
妻子并不是真的在抱怨。妻子只是借着儿子的口，提醒他下一笔汇往美国的生活费，要加大力度。
其实，儿子是一个好儿子，很少乱花钱。儿子三年没回来过暑假，就是为了能打一份暑期工，添补生活开支。儿子的成绩一直很好，这个学年甚至获取了一笔对医学生来说相当不易的奖学金。只是像约翰·霍普金斯那个级别的医学院，从来就不是给穷人家的孩子预备的，最基本的费用对许多家庭来说就已经是个天文数字。
他坐起身，想去够落在地上的那份报纸，腰身一扭，突然打了一个响亮无比的饱嗝，喉咙和舌间泛上一丝酸辣交织的午餐记忆。
“今天的剁椒鱼头，实在是太好吃了，多久没吃过这么正宗的辣了。”他由衷地赞叹着。
妻子已经洗完了碗，正站在厨房通往客厅的过道上，往手上抹防裂霜。
妻子抬头看了他一眼，半晌才说：“怨谁呢？你什么时候在家里吃过饭？”
妻子的确是在抱怨。她在抱怨她的孤单。这些年里，很少有一个轮休日和节假日，他是待在家里陪伴她吃饭的。他不是在飞机上，就是在汽车里，赶往一个又一个熟悉或者不那么熟悉的城市，一次又一次有意义或者不那么有意义的会诊，一场又一场有意思或者不那么有意思的讲座，仅仅是因为那些场合能够帮着充填他钱包里那个工资所不能填满的巨大空缺。
妻子的抱怨是一件粗布面的棉袄，手摸上去略略有点糙，可是内里纫的却是温软的体恤。妻子担忧一匹老马是否还能负得动比年轻时更重的轭，妻子害怕一匹幼驹能否有足够的耐力爬上路途尚且遥远的山巅，妻子忧虑一个女人在孤独地度过中年之后，是否还有力气孤独地迎接老年。
他沉沉地叹了一口气。或许，当时他应该听从妻子的建议，让儿子在国内的医学院毕业之后，再去美国深造，就像他自己当年那样，而不是在高中毕业之后就把儿子匆匆地送出去，从而把全家绑上了一驾卸不下轭的战车。
他伸手捡起地上的报纸，翻找方才被睡意狙击的那一页新闻。突然，他愣住了：他发现他的右手背上，有一个褐色的斑块。它浅浅地潜伏在皮肤之下，似乎随时准备要在表层开出一朵邪恶的黑色的花。皮肤的细褶从它中间穿过，为它营造了一丝居心叵测的笑纹。他知道这块斑的医学名词叫脂溢性角化症，它有一个更通俗的名称叫老年斑。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昨天下班洗澡的时候，他似乎
还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莫非它是在昨夜不安的睡梦里找到了可以繁殖的土壤？在它身后，还有多长的一支队伍在等待着陆陆续续地登场？
其实，这不是它的第一次亮相。早在实习生们见到他时毕恭毕敬的眼神里，早在他发现自己和住院医生们一起吃饭却根本无法加入他们的谈话时，早在他把儿子发给妻子的电邮里提及的 Abercrombie & Fitch [2]当成一家新药厂的名字时，那个貌似无辜的褐色斑点，就已经明明白白地印在了他的额头上。所有的人都看见了，只有他还蒙在鼓里，像是一个被周围的人严密地封锁了病情的晚期癌症病人。
他刚刚过完了五十三岁的生日，他一直以为自己来日方长，直到这块褐斑意想不到地冲出来，戳破了那个年富力强的肥皂泡。他还有许多个梦想没来得及展开。他曾想到过去非洲，去海明威描述过“乞力马扎罗山峰的雪”的地方，开一个小小的诊所，培训一批在没有先进仪器的情况下依旧可以靠经验做出快速诊断的基层医生，教年轻女孩子如何简易而有效地节育，给边远乡村的产妇接生。他也想过在远离城市的地方买一个小木屋，重拾小时候只冒了一个尖就被掐断了的绘画兴趣。
当然，这些都还不是他最大的梦想。
在他还未考入医学院的时候，他就梦想有一天可以成为眼科或者脑神经外科这样精细得像绣花，无人可以轻易替代的专科医生。而在五十三岁的当口，站在急诊科主任的位置上，他才恍然大悟，他已经做了一辈子的守门员，恪守职责地守护着生命的大门，却始终无缘探索生命的景深。
太晚了，太晚，他的手背已经出现了第一块褐斑，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去展开一个停留在草图阶段的梦想。他只能期待他的儿子，那个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四年级的学生，能从他手里接过那份草图，再把它演绎成一张完整的设计图纸。
这时，挂在衣架上的大衣突然颤动起来，发出一声被蒙住了嘴似的瓮声瓮气的呻吟。那是他的手机。轮休日的手机声多少让人有些心神不宁，他犹豫了一下，决定不接。可是手机很有耐心，一遍又一遍，循环往复，把暧昧的呻吟渐渐演绎成刺耳的絮叨。
妻子终于忍受不住了。
妻子从大衣口袋里取出他的手机，戴上老花镜，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神色就有些慌张起来。
“辛头。”她对他做了个手势。
辛头是新上任的院长，直接分管重症监护室，是他的顶头上司。
他拿过手机，刚接起来，就听见耳朵里炸进一句接近于气急败坏的斥责：“连我的电话你也不接了？”他想解释，却来不及，辛院长没有给他留一丝缝隙。
“车已经等在你楼下了，赶紧到急诊。”
“发生了什么事？”他问。
“等着你上艾克膜。急诊那几个人都是二把刀，全院只有你接受过那个柯什么的培训。”
辛院长说的是柯文哲，台大医院创伤部主任，有人称他为亚洲艾克膜之父。可是此人在业外几乎完全无闻，况且此时离他以无党派人士身份成功竞选台北市市长，还有小小的几步路，难怪辛院长记不得他的名字。
“是个什么情况？”刘主任一边穿大衣一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