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七岁的男人，车祸，多发伤，深度昏迷，双侧瞳孔散大，没有自主呼吸。用去甲肾上腺素血压才升到60/40，血氧上了呼吸机才到40，很快就要维持不住。”
“值得上艾克膜吗？”他问。片刻的犹豫之后，他听见辛院长说：“不值。”
“家属知道不值吗？”他问。
“家属知道没有医治意义，他们只想维持。”
“那，费用呢？他们清楚吗？”这是一个他不得不问的问题。艾克膜是院里最昂贵的医治手段之一，插管的费用接近四万，每天都需要上万元来维持。加上其他的辅助设施，这一张账单很快就会长到没有尽头。
“这是他们自己的意愿，费用应该不是问题。”辛院长说。
在急诊室刘主任已经见惯了各式各样的扯皮，为方案，为时间，为费用，为责任，可是有时候他依旧像个实习生似的忍不下好奇。
“为什么？”他问。电话那头是几秒钟的沉默。
“这个情况比较复杂，见面再说。”辛院长说。
他进了电梯，妻子追上来，从电梯缝里塞进了他的围巾。电梯里的接收效果很差，辛院长的声音被剪出大大小小的洞眼。“……对医院……你本人……没坏处……”
谁是Q？
丈夫起床的时候，其实她早就醒了，只是没吭声。这阵子她的睡眠就像是一张稀薄的绵纸，一个翻身，一声鼻息，一缕没有成形的思绪，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那上面捅出一个无法修补的窟窿。
她看了一眼床头的电子钟，六点二十五分。今天丈夫比平常早起了一个小时。昨天入睡前他说过今天茶叶基地有个新项目落成，他要一早赶过去参加剪彩仪式，她随口问了一句是朱家岭基地吗。他含含混混地应了一声，听不出是承认还是否认。她其实完全可以继续追问下去的，只是她还不习惯那样的对话方式。
透过洗手间半开的门，她看见丈夫的脸近近地贴在那块玻璃镜前，手里捏着一把小牙刷，正在给鬓角补黑。自从丈夫提了总经理之后，头发白得很快。开始时是她嫌他老相，总追在他身后要给他染发。他拗不过，只好从了，神情不耐烦得像是被迫卖身的青楼女子。
渐渐地，她发现他不再在家里洗头，每个星期都会去发廊正儿八经地染一次头发。剩下的那六天里，每天早上起床，他都会用从发廊买回来的一种不需洗涤的简易补色剂，追杀那些在夜里趁他不备时偷偷钻出来的白发茬。它们有多快，他就有多快；它们有多鬼，他比它们更鬼。
“公司形象。”
当他在镜子里发现了她的眼睛时，他总会这样对她解释。她从前信，现在却也信也不信。她隐隐觉得公司是件大袍子，底下藏了许多她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的东西。看着丈夫在镜子前全神贯注的样子，她的心情有些复杂，就像是一个师傅辛辛苦苦地敦促徒弟学一门手艺，一觉醒来，发现徒弟的技艺不知不觉间已经超过了师傅的期许。可是徒弟拿着这门手艺满世界显摆，目的却不是为了取悦师傅。
嗡。
丈夫的手机在那边的床头柜上轻轻地哼了一声。不，那不是声音，那只是一下轻微到几乎难以察觉的颤动。
这是丈夫的疏忽。
丈夫的手机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视线，即使是睡觉，他也会把手机严实地压在他自己的枕头底下。丈夫下班回家，总是预先把手机调到静音模式。他说是为了不吵扰她，她从前信，现在却也信也不信。现在丈夫的每一个举动，似乎都隐含了另外一种她以前从未想过的可能性，比如他在镜子跟前的专注神情，比如他给公文包新设置的密码，再比如他接电话时压低了的嗓音，尽管丈夫的解释听起来无懈可击。
她信了他一辈子。一辈子搭建起来的信任，怎么只需要一刻，便说塌就轰地一下塌了呢？
那一刻就发生在昨天。确切地说，是从昨天她洗衣服时在他裤兜里发现了那张收据开始。
那是一张古驰专卖店的收据，一只手袋，一万三千五百元。票面上印的日期，是一个星期以前。
她站在洗衣机跟前，手里捏着那张收据，身子抖得像一片风里的叶子。那张小纸片像只尖嘴的虫子，沿着她的神经爬来爬去，随心所欲地下着牙，于是她的思绪，就被咬成了一根根断线，有头的没尾，有尾的没头。一直到晚饭之后，她才渐渐冷静下来。
千万不能冲动。她暗暗告诫自己。
这张小纸片的背后，也许是一条简单明了的大路，也许是许多条幽暗诡秘曲折的羊肠小道，除非她知道出口，否则她不能轻易捅破那张纸，陷入那些进去了就可能永远也走不出来的歧路。
昨天晚上丈夫参加公司年底的员工会餐，回家很晚，人也显得有些疲惫，没说几句话就睡下了。当他充满酒气的鼻息拂过她的耳畔时，她几乎有些如释重负。她庆幸他没给她机会，因为她还没想好怎么开口，拙劣的开场极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她输不起。
今天吧，还有今天。丈夫说早上的剪彩仪式完毕后有饭局。现在风声紧了，一切从简，但庆功饭还是要吃上一顿的。这顿饭可以是一个小时，也可以是半天。她还有整整一个上午，加上至少半个下午，可以想清楚每一条羊肠小道的进口和出路。
丈夫的手机还在持续不断地发出振颤，洗手间里的水开得很大，他听不见手机的求助。她侧过身去，看见显示屏上跳动着一个大写的Q。她不知道这是英文字母，还是汉语拼音的缩写。丈夫通讯录上的名字，通常都是汉语输入，这个简洁到极致的Q字，突然就萌生出一丝藏头掖尾的含糊和暧昧。
“隐藏得太深，其实也是一种暴露。”
她突然想起了不知从哪部谍战片里听来的台词。
她的脑子飞快地旋转起来，搜集着他们熟人中间可能与那个字母相关的姓名。
裘晓露，他公司的海归财务；仇国毅，他的大学同学；秋月，她表妹的女儿；钱珊珊，他公司的行政助理；邱文，朱家岭基地的业务经理。
她把这几个名字在脑子里抛扬筛选着，比较着他们和那个古驰手袋之间的距离。她最先排除的是仇国毅，因为他是个男人，而且比丈夫年长。其次，她排除了秋月。秋月是他们的小辈，一直居住在澳大利亚，多年未曾联系。再其次，她排除了裘晓露。她听丈夫说过这个女人和董事长有一腿，丈夫再大胆，也不敢在上司的碗里偷食。想到钱珊珊的时候她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把她排除在外。钱珊珊刚休完产假回公司上班，以她自己的经验来判断，这个阶段的女人，除了孩子之外，很少有多余的精力关注别人。
剩下的，便只有邱文了。她没见过那个女人，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那个女人就是丈夫手机里存的那个大写字母。即使她证明了邱文和Q之间的关联，从Q到古驰手袋中间，也还隔着千山万水的路途。
不过，排除法本身也是一种证据，它至少提供了通往证据的第一步路。
兴许，它还不仅仅是第一步路。
她想起了昨晚她随意问到朱家岭时，丈夫脸上的那丝不自然神情。还有，在茶叶市场如此恶劣的竞争环境下，丈夫公司在朱家岭的项目却开拓得如此顺利，短期资金回笼并不是奢望。
当一个人睁大眼睛时，就能从每一件熟视无睹的事情上，突然发现蛛丝马迹。
她暗自感叹。
手机终于疲软无奈地停止了振颤。
丈夫从洗手间里走出来时，已经梳洗穿戴完毕。丈夫今天穿得很正式，铁灰色的双排扣西服，里边是一件带细隐条的白衬衫，领口系着一根青灰色夹杂着芝麻点的丝绸领带。丈夫的行头看上去布料厚实，做工精致，却没有一样是名牌。丈夫小时候家境贫寒，到现在也没有改掉小心翼翼的消费习惯。丈夫几乎从不光顾品牌商店—除了那只现在不知挎在谁臂弯里的古驰手袋。丈夫需要置办行头的时候，只会去那几家经过十数年的筛选而最终沉淀下来的国产老店，而且只在打折的季节。从那些店里买来的衣装，穿在丈夫身上时，总让人感觉价格比实际支付的昂贵得多。那是因为丈夫的眼光，也是因为丈夫的身架。在这个岁数上，丈夫依旧腰杆挺直，小腹上虽然有几丝隐约的赘肉，但这几丝赘肉实在分布得太到位了，几乎可以被轻而易举地理解成关于阅历的暗示。假如你可以忽略他鬓角即使看守得再严实还会偷偷逃窜出来的几根灰丝，乍一看，他几乎还像是一个在四十的某一个阶段徘徊的青壮汉子。
“你的电话，响了很久。”她指了指床头柜对他说。
“吵醒你了？”他问她，却并没有马上过去看手机。
“Q是谁啊？”她闲闲地问，又马上用一声咳嗽，遮掩住了声音里那一丝轻微的颤抖。
“同事。”他若无其事地答道，她发现他的眉毛轻轻地挑了一挑。
他弯下腰去拿他的公文包，她在这短暂的间隙里酝酿着下一句话。
“这么神秘啊，一个字母。”
她想给这句话涂上一层幽默的油脂，不知怎的，话一出口她就觉出了干涩。
“哦，那名字太难写了，我懒得写。”他说。
话走到这一步，就几乎走到了死胡同。当然，假若她什么也不顾，死命往前拱，她总是可以拱出一条路来的。可是，这不是她惯常的姿势。即使他没觉得，她也会憎恶自己的没脸没皮。
“今天你抽空和豆豆视频一下，问清楚航班信息。”他吩咐她。
豆豆是他们的女儿，五年前移民去了蒙特利尔。豆豆去年夏天生了一个儿子，元旦过后要带儿子回国探亲，他想和妻子一起去上海迎接他们从未谋面的外孙。
“老路。”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她突然叫住了他。
他疑惑地回过头来，她犹豫了片刻，摇摇头：“算了，晚上回来再说。”
他替她关了灯：“再眯瞪会儿吧，上班还早。”
门关上了，他用钥匙锁上了保险栓，脚步声渐渐消失在走廊那头。是的，她还可以再睡一会儿。岂止是再睡一会儿，她想睡多久就可以睡多久。
她今天不用上班。她永远也不用上班。
昨天上完最后一堂课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校长已经等在那里，桌子上放着一盒包装精美的比利时巧克力。她有些吃惊。她在少艺校已经工作了将近二十年，校长换过了好几届，哪一届也没送过她礼物。
校长漫无边际地说了些闲话。校长说话的时候没有看她，只是低头摆弄着巧克力盒上的缎带。电闪雷鸣间，她突然就懂了。她没搭茬，只是静静地收拾着抽屉里的物件。
“学生家长反映……”校长终于嗫嚅地进入了正题。
“他们希望，希望学校能够聘用，年轻一些的老师。”
家长没错，校长也没错，错在她自己。她这个年纪的女人，在哪个行业都是老妖精了，她已经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中的那个前浪。
不，她不是今天才成为前浪的。早在二十三年前她所在的歌舞团解散了的那天，她就是前浪了，现在她只是前浪留下的一团泡沫。她的姐妹淘们在比她年轻很多的时候就退休了，她却一直在这所艺校工作了这么些年，拿着羞于启齿的薪水，仅仅是因为她舍不下舞鞋踩在地板上的温软灵动的感觉。她觉得哪一天轮到她非得脱下舞鞋，她就离死不远了。
终于，在十九年之后，她像一块使脏使烂了的抹布，被人扔了出去。没有预先通知，没有欢送仪式，因为她只是临时工，不在学校的正式名册上，他们也没签过任何劳动合同。
没有人会记得她在还是一块新布时的色泽和光亮。
“要是你愿意，我可以给你介绍，做广场舞的教练。”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她听见校长在身后说。假如她还是不情愿脱下舞鞋，那么，她就只配教那些膀大腰圆，穿戴得花红柳绿的老太太了。她又眯眯瞪瞪地睡了回去。觉依旧浅，中间破着大大小小的洞。睡睡醒醒的，她再一睁眼，竟然已经错过了午饭的时间。
她懒懒地起了床，梳洗过了，走进厨房，想给自己煮碗面。拧开煤气，煮上了水，突然又改了主张——她腻味了自己煮的饭。听说时代广场的二楼新开了一家港式茶餐厅，可以喝下午茶，有各式广东点心。她从来不舍得在这个级别的餐厅消费，今天她要去试一试，一个人。
吃饭不是她唯一的目的，吃饭只是开始。吃完饭，她会照着那张收据上的地址，找到那家古驰专卖店，买一只和收据上一模一样的手袋。买回来后，放在家里一开门就可以看见的那张茶几上。手袋旁边，会并排摆放上那两张数目相等日期相隔一个星期的收据。然后，她会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等着看丈夫进门时的惊讶表情。
当然，还有惊讶之后的那个解释。
她打开自己那个多年前买的，边角已经磨破了皮的手提包，检查过了皮夹子里那张几乎没怎么用过的信用卡，然后走出了门。
这个冬季实在不像是冬季，风吹在脸上几乎有些暖意。她抬头看天，天已经阴阴晴晴了好几个来回，隔着薄薄一层雾霾，太阳看起来像一张没来得及梳妆的脸，有些憔悴苍老，照在身上却依旧叫她觉出了冬衣的重。她突然注意到，门前那棵叶子早已落尽了的梧桐，枝条有些臃肿。她再仔细看了一眼，才发现那是些隐隐的包在枝条里的新芽。
天。她的心猝然抽了一抽。
草木不守时，要有灾祸。
她想起了小时候母亲跟她说过的话。母亲说多年前院子里的一棵桃树，突然在正月里开了花。那年城里闹武斗，死了很多人。
这时，她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她拿出来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便顺手掐灭了。这阵子广告电话实在太多，她接得有些腻烦。
可是电话很固执，一遍又一遍地在她的手中吼叫着，直到嗓音嘶哑。她终于接了起来。
“我姓王，是交警大队的。”那头说。
那头说话的声音很急，她听见了，却没有听懂。电话从她的手里掉落下来，擦拭得铮亮的塑料面在人行道坚硬的路沿上磕开了一条似笑非笑的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