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
今年十一月一日，京城飞落初雪，大地一片银白。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让我忆起另一个落雪的日子，并为之勃然情动。
——作者
记得，远在1982年底，我刚刚从魏家胡同的一间八平方米小屋，搬迁到团结湖新居后不久，有一天接到了一个传呼电话（当时电话还没有普及到家宅），我跑到居委会去接听时，从那哈哈哈的豪笑声中，已然知道是雷加了。他说他想来新居看看我，不知道我是否在家。我立刻阻拦，因为当天天空阴霾，天气预报中说有飞降大雪的可能。他听后笑声更为响亮，反驳我说：“这样的天会朋友，才更有味道。”言罢，电话断了。我的心非常不安。第一，雷加年长我十七岁，虽然北京作协会给他派车，按辈分上讲，他来看我，有失礼仪纲常。第二，他已是奔往七十的老翁了，天气这么阴冷，为庆贺我搬迁新居，万一得个感冒什么的，不是太不值了吗？
大约过个把钟头，雷加终于到了。楼下鸣响的不是汽车喇叭声响，而是阵阵自行车的铃声，我隔窗下望，雷老不是坐单位汽车来的，而是骑着一辆自行车来的。我忙跑下三楼去迎接。更让我目瞪口呆的是，他的车后座上，还驮着一个小花盆，里边开着的是一束梅花。
我说：“雷老，你这是……”
他哈哈大笑着说：“想不到吧？古人说‘梅花香自苦寒来’。为庆祝你搬离八平方米小屋，住进新楼，半路上突发灵感，便到花店买了一盆腊梅送你。因为它可算是你的‘生命花’，祝贺你梅开二度，再红枝头！”
雷加的“蒙太奇”之举，让我久久失语。记得，我是一手抱着花盆，一手搀着雷加登上三楼的。在攀登楼梯过程中，他不断甩开我搀着他的手，但我死活不松开。他无可奈何地说：“行！到底是‘劳改犯’的胳膊，还真有劲！”
爬上三楼，我老母亲为他沏上了一杯热茶，他推开茶杯，拉起我老母亲的双手说：“大嫂！这么多年你受苦了。我祝贺大嫂苦尽甜来，维熙会用作品来报答你的。”说罢，又是一阵大笑。
这天中午我母亲特意给雷老做了一顿农家饭：稀的是玉米碴粥，干的是玉米饼子。这是雷老点名要吃的，正好家乡送来五谷杂粮，让雷老吃了个饱。但吃过午饭后，窗外飘起了白白的雪花。雪后路滑加上路途遥远。骑着自行车来的雷加，该怎么回家？他发现我在窗前看雪，知道我正为他担心，便像童年嬉戏那般，用手指拧着我的耳朵，把我从窗边拉回到沙发上说：“你太小瞧我雷加了吧。我受的罪没有你多，但走过的风雪之路可比你长——从东北鸭绿江到延安，从延安又回到东北，然后来到北京。这点飞雪正好是给我的归程助兴哩！你把你的长篇《北国草》给我签上名，我就打道回府了！”
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此时雪越下越大。我说我去给北京作协打个电话，让司机来接一下。雷加连连摇手。在百般无奈之际，我选择了骑着我的自行车送他一程。那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雪中送友，就好像老天有意宽待雷加虐待我一样，我的车子两次滑倒，他却安然地骑在车子之上。每逢我倒霉时，总是招起他的朗朗大笑。笑声过后便是对我的戏谑：“怎么样，‘劳改犯’，我劝老弟现在就掉转车把，回你的团结湖……”
我拒绝从命，继续骑车送他，但是到了建外大街。还是硬被他拦住撵回来了。
“再见……”他朝我喊道。
我对他高喊：“雷老，你到家后给我打个传呼电话，我好放心……”
将近黄昏，我终于接到他平安到家的电话。悬着的心放下了，但对雷加的好奇却占据了我的心田。他1915年落生于辽宁鸭绿江畔，1931年“九一八”事变，就离开故土鸭绿江，先后在北平、上海参加学生运动，并开始了写作和俄文翻译工作；1938年到延安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跑遍了中国的东、西、南、北、中，新中国成立前后发表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让我更为崇敬的是，这位历经战争烽火考验、新中国成立后饱经政治运动磨砺的文坛老将，仍然质朴如初，说得形象一点，他就像是一个永远笑对生活的老顽童。这是他文人性格的一面，另一面，雷加又是个有情有义、率真豪爽、骨骼里有着文人钙质的北国汉子。之所以这么说是有例为证的：记得，党员作家在市委党校学习期间，在一次为历史定位的会议上，雷加扮演了“当头炮”的角色。会上，有人称“‘****’只是犯了个错误”。而雷加第一个反驳说：“不仅仅是错误，应该说是一场民族劫难。”他在会上列举了许多史实，包括许多开国和创业的功臣在“****”中的悲惨命运，为自己的论点作证。可能是雷加和我躯体里都有“亮实情讲真话”的精神基因，我是第一个为雷加的真诚拍手叫好的。浩然在当天为此而不快，我和雷加却为此而成了忘年之交。
可惜的是，和雷加没有相聚几年，1985年初我就从北京作协调往中国作协，相会的机缘虽然少了，但精神中枢却仍然没有断肢。逢年过节，我必打去电话问候不说，每每有新作出版，我不忘把书送到雷加手里，以求前辈人的指正。非常有趣的是，有一年夏天，我到北京作协办公务顺便去看望他时，陈年旧情又被点燃起来。当天很热，我手摇着一把纸扇解暑，那把纸扇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先是从我手中夺了过去，后又读开了扇面的题诗：“何需惆怅惜春迟/二度梅开花满枝/驿路风尘化诗雨/沧桑历尽大道直/唯求肝胆如冰雪/朝花何妨到夕拾。”读后，他惊呼道：“哎呀！太好了，老弟，它出自哪位诗家的手笔？”
我给他来了个幽默：“你得了健忘症了吧？是你送我的呀！”
“我？你别跟我开玩笑了，是谁写的，从实招来！”他拧紧了我的一只耳朵。
“不是你，是雷加。”我也来了逗乐的兴致。
“你……你……是拿我取笑吧？”
我这才告诉他，当年他骑着自行车给我驮去梅花一事，被住在一楼的老报人曹尔泗隔着窗玻璃看见了。曹尔泗过去在北京日报与我是同一个编辑室的好友，被这种真情感动之余，写成诗章。我说：“所以追根溯源，还要追到你头上，没有那盆冬梅，哪会有这扇面诗出笼？”
雷加哈哈大笑起来，摸摸自己的头大声说：“好了！我承认我是始作俑者！”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我除了在电话中能听到雷加的笑声之外，与他见面的机会少多了。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他，是他家小阿姨接的，她告诉我老人虽然笑声依旧，但已然靠轮椅行动了。情急之下，第二天我带了些营养品和家乡的土特产，去右安门大街的一座居民楼里去看望他。
我埋怨他说：“在电话中，你怎么不告诉我？”
他依然大笑着说：“现在是你忙我闲，不愿多占你的宝贵时间。”
“你偏偏爱和自己较劲。你还记得吗，你在一个雪天骑着自行车……”
“现在怎么了？我还是骑两轮的车子上街，不过是用手代脚而已！”说着他用两只手，转动开了轮椅的轮子，在客厅里绕开了圈子。
此举急坏了给我们沏茶的小阿姨，急忙丢下杯子，跑到雷加身边帮他推车。但雷加就像当年推开我搀扶他的手那般，把小阿姨甩开，继续他的轮椅运动。
这就是雷加的一幅晚年的生命画像。他追求生活平实散淡，个性没有一丝老革命、老作家的不可一世。用小阿姨的话说：“雷爷爷就像俺们农村地里的高粱，长得粗壮高大，是五谷杂粮之王；可是他却从不当王，甘当高梁地里的矮谷子……”
雷加打断她的话说：“我不是谷子，我是鸭绿江边的一粒草籽！早晚有一天，我这株野草，还要飞回到母体去的！”
当时，我没有仔细咀嚼雷加这句话的深层含义，直到今年春夏之交，突然接到雷加女儿刘甘栗的电话，说雷老因器官衰竭于3月10日下午病故，当时老人刚刚过了九十四岁生辰，就猝然告别人间去了天堂。现在她按父亲遗嘱，已经把骨灰撒进鸭绿江的碧水之中。
我难过之余，询及甘栗为何报纸上没见哪怕一个字的新闻？
她回答我说：“叔叔，你是了解我爸爸的，他一生以平民百姓自居为乐。”
我落泪了。笑声如涛的雷加，高大威猛的雷加，走得就像今天京城漫天飞雪那般无声无息。面对窗外银雪，我似乎找到了他的灵魂之所在——他就是晶莹剔透白雪的化身，魂归鸭绿江之后，变成了鸭绿江的一丝碧浪……
（选自《今晚报》2009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