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著名学者、诗人张光年百年诞辰
柳萌
你也许不熟悉张光年这个名字，可是你不能不知道《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和《义勇军进行曲》，跟法国的《马赛曲》、意大利的《我的太阳》，都是振奋民族精神的不朽之作，在关乎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团结、凝聚人心的作用。如果你听过《黄河大合唱》，这部体现民族魂魄的作品，你就会知道词作者光未然。光未然是张光年先生写作诗文常用的笔名。
我在天津一中读书时，音乐课唱过两首歌，一首是《黄水谣》，一首是《五月的鲜花》，从此，记住了词作者光未然。后来参加中学生合唱团，排练《黄河大合唱》，更是牢牢记住了词曲作者：光未然、冼星海。这两个名字跟这部作品，伴随着我整个成长过程，即使在进入老年的今天，聆听《黄河大合唱》的演唱，我依然会激动犹如当初。那年去冼星海故乡广州番禺参加笔会，给《人民日报》写的散文《寻觅记忆的声音》，灵感就是来自这部《黄河大合唱》。
年轻时进入报刊界，多年编辑文学稿件，知道文学界的张光年，却不知道张光年即光未然，有次翻阅名家辞典，这才知道，文学评论家张光年，即是著名诗人光未然。可是万万不曾想到，我“****”问题改正后，调入《新观察》杂志社，此时，中国作家协会主要领导人，正是这位仰慕已久的光未然。
尽管那时作为普通编辑，跟张光年先生接触不多，但是关于他的为人处事，特别是他对新时期文学的推进，对中青年作家的扶持培养，都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和几位中国作家协会当时领导人，成了新时期文学事业的标志性人物，许多优秀作品的出现，都倾注着他们的心血。那时的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如同一块磁铁紧紧地吸引着作家，如今有些作家谈论新时期文坛，无不对张光年那代领导人充满敬意。怀念中国作家协会那种“家”的感觉。
张光年先生任中国作协领导时，我被任命《新观察》杂志社组长职务，想不到还跟他有一定关系。那时中国作家协会刚恢复，行政建制还未被准确定位，各报刊社中层部门都叫组，主编****有意让我担任组长，她找我谈话时，我说：“我一个白丁，这怎么行呢？”后来主编再找我时，明确地说：“我跟光年请示了，光年说，不是党员该用照样用。”就这样，我被任命为《新观察》杂志社领导班子成员、时事杂文组组长。
这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给我的第一直接感觉是，张光年在任用干部方面比较务实。
还有一件跟我有关的事，也是发生在张光年主政时。作家白桦电影《太阳与人》放映后，在社会上引起不同反响，对白桦有种种不实传言。出于澄清事实的目的，我建议请白桦写篇文章，刊登在《新观察》杂志上，当时恰好主编****不在北京，副主编杨犁和编辑部负责人张凤珠，同意我的建议并指派我跟白桦约稿。
白桦文章《春天对我如此厚爱》，1981年在《新观察》杂志第14期刊出，未曾想跟电影一样引起轩然大波。
一天傍晚，主编****匆忙跑到我家告诉我，在一个刚刚结束的会议上，胡乔木给冯牧和她写了张便条，批评《新观察》发表白桦文章，****征求我的意见，看如何处理这件事。这是由我惹的“祸”，以为会像过去那样，肯定追究我的责任，起码得写篇检讨文字吧。我表面镇定，心里却不安。为此曾向我敬重的艾青、秦兆阳等前辈作家讨教。
令我未想到和感动的是，杨犁和张凤珠做了说明，责任则完全由中国作协揽了去。张光年让中国作协秘书长杨子敏，化名冯明（奉命谐音）写了篇文章《也谈春天的“厚爱”》，委婉地批评白桦文章，发表在1981年第17期《新观察》杂志，这件惊动中央领导的事才算暂时平息。
从这件事可以清楚地看出，以张光年为首的中国作协领导层，在处理突发“政治事件”上，特别是在保护下属上，远比过去更有谋略和智慧。
1988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我从作家出版社副社长任上调出，到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主持工作。到任后查阅相关档案资料知道，倡导成立这家********的人，正是评论家张光年和翻译家陈冰夷，由时任******部长胡耀邦，排除出版业内的干扰（坚持对外翻译出版，只外文局一个渠道）最后批准。宗旨就是向海外翻译推介中国文学。从名称到经营方式都是全新的，完全有别于传统********，却与世界********紧密接轨。用今天出版社改制眼光来看，这家新型********的成立，其思路和做法整整超前了30年，在改革开放初期是绝无仅有的一家，即使现在好像也未听说过，哪家出版社名称和经营方式全如此，足见胡耀邦和张光年、陈冰夷，他们在文学事业上的远见卓识。我接手后翻译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中国军事文学作品选》英文版，而后又出版《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索引手册》，并且很快跟多家国外********，建立了长期合作的意向，初步实现了张光年等老一辈，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愿望。可惜在1989年那场风波中，刚刚起步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跟《新观察》、《小说选刊》、《散文世界》一起，被迫停办并撤销了社号，我和我的年轻同事们从此赋闲，再也无心思干别的正经事情，为排遣烦恼和时间就到处跑。不过就我个人来说，那是我一生当中，最值得怀念的时光。非常感谢张光年、陈冰夷先生，这两位有远见卓识的文学前辈，搭建这么好的一个文学平台，由我主持做成了他们想做的事，使我前半生坎坷、平庸的生命，在最后时日闪出一点微弱光亮。这无论是他们还是我都是个安慰。遗憾的是，可以认真做事的日子，转瞬即逝。
我真正接触张光年，就是在赋闲之后，1991年的西北之行。中国作协组织作家访问西北，知道我情况的创联部朋友们，为让我解脱精神上的苦闷，安排我参加作家团造访河西走廊。跟我们同行的就有张光年夫妇。光年是我们这一行人中，级别最高、年龄最大、资历最老，却毫无一点架子和傲慢，乘一样车，吃一样饭，说一样话，连称谓都是直呼其名，对光年最多加上“同志”，或者叫“张老”以示尊重，无论是中国作协的人，还是外地来的作家，没有一人称呼他职务，他总是乐呵呵地答应。
这时的张光年在我们眼中，就是一位老作家、老朋友，彼此间相处得非常融洽。可惜这样亲切、平等的风气，后来在中国作家协会消失，职务称谓跟机关完全一样。每每想起此事格外怀念张光年，以及他那代领导人的好作风。
那时作家出去采风，没有现在这么威风——火车坐软卧，宾馆住星级——费用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当然也无人计较此类事情。我们一行十多人中，够级别的有好几位，软卧票却只有三张，除光年夫妇外，还剩一张软卧票。几个人互相推让，谁也不肯去坐，除了朋友间的友爱，还怕跟光年一起拘谨，最后只好留给后到的江西省作协主席陈世旭。
事后听陈世旭讲，跟光年相处得非常好，一路上有说有笑，根本没有隔辈之感。
我们从兰州启程，乘坐一辆面包车，开始向敦煌进发。在茫茫戈壁滩，荒凉障目，车声塞耳，时光显得漫长。为了排遣寂寞，大家互相取笑，笑声充满车厢。光年显然被笑声感染，他也跟着开怀大笑，如同一位普通长者。直到到了莫高窟，他在关照我们时，我们才忽然记起，张光年是中顾委委员。
参观莫高窟有规定，重要的窟考虑保护，严格按照级别开放，只允许张光年一人参观。光年就跟接待方说：“跟我来的都是作家，来趟敦煌不容易，请你们破个例，让他们跟我一起看吧。”我们这次的敦煌之行，沾光年的光参观多个窟。当然，多数人也就是看看而已，其中收获最大的，当属青年作家徐小斌，她有个酝酿多年的故事，在敦煌突然找到叙述环境，回来写成小说《敦煌遗梦》。
这次的西北之行，大家相处得非常好，无年龄之别，无职位之分，彼此说笑逗闹起绰号，是一次很快乐的笔会。光年对我们这些晚辈，有所了解有了感情。从西北返回北京不久，光年请他的秘书吴桂凤，特意给我送来他的字幅，内容是他的诗《鸣沙山》。诗曰：“莫嫌沙粒小/聚沙可成山/莫笑沙不语/长啸如雷喧//沙峦八十里/护此月牙泉/涉沙腿脚软/小坐叹奇观”，这既是老诗人的感受，这也是我们经历的情景，我感到特别的温暖和亲切，这使我对光年的为人，有了进一步的具体了解。
我把这件墨宝镶框，悬挂在我家客厅里，现在有时睹字思人，那次西北之行情景，就会油然再现眼前，仿佛光年并未远去。
其后，光年又赠《惜春文谈》、《光未然脱险记》、《向阳日记》和歌词选等新书给我。可见这位老诗人老领导，多么看重西北之行的友谊。有人说，书生人情纸半张，请问，现在的书生们，这半张纸的人情，究竟还有多少呢？
比这更让我感动的是，那年夏天在北戴河“创作之家”，遇到先来避暑的光年。他在二楼阳台上看到我，笑着脱口叫了声我的绰号，让我上楼去他房间坐坐。亲自给我倒了杯水，而后就忙不迭询问，我的近况和家人情况，作协是否安排了我的工作等等。当我如实把安排意向告诉他，他推心置腹地为我出主意，没有丝毫的芥蒂和保留。这使我隐约地觉得，尽管光年从政多年，处于文坛领导地位，但是气质依然是个诗人。
作为学者、文学评论家的张光年，生前有多种学术和评论著作，然而真正让他享誉华人世界的，还是他和冼星海共同创作的那部《黄河大合唱》。那年去延安开会回来路过壶口，面对着滔滔的黄河之水，那铺天盖地的澎湃气势，让我们一行人简直看呆了。这些平日善于言辞的作家、诗人，一时却找不出表达心声的方式，个个表情严肃地凝视着河面，仿佛是在向这条伟大河流致敬。
突然，一位诗人冒出一句：“啊，朋友！黄河以它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顿时启开众人心灵闸门，大家激动地唱起来：“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金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歌声汇入滚滚浪涛，流向天边奔向远方，骄傲和豪迈的情感，充盈在每个人胸膛。
在黄河之滨唱《黄河大合唱》，其情其景令我们热血沸腾，如同依偎着母亲的怀抱，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自然而然从心底生起，不禁想到黄河的歌者——冼星海、光未然。在决定国家存亡的关头，他们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创作出这部大合唱，鼓舞全民族奋起抗日，他们不愧为黄河之子。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黄河千年百代地流淌，《黄河大合唱》就永远传唱。音乐家冼星海，诗人光未然，这两个耀眼的名字，将会长久活在黄河的魂魄中。
（选自《天津日报》2012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