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1.日子与生活
四叔是去年国庆离开这个世界的，我不知道他选这个日子离开，是有意还是无意。四叔离开我们时，周岁还不到七十岁。这个年龄说不上大，也说不上小，但想到四叔的一生，想到我四叔一生的生活时，我很少想到生命、生存那样的事，而更多想到的，是活在这个社会上的生活和幸福。
我很想借助我四叔的一生，去弄明白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幸福。
城里人把“日子”叫“生活”，乡村人把“生活”叫“日子”。这似乎是对同一人生状态的不同说法，但其本质的差别，却有着天壤的不同。“日子”更多的含意是，“一天加一天，天天都是那样儿”，它单调、乏味、无奈、消耗人的生命，而你又无力去改变；可“生活”，却给人的感觉是丰饶，它有色彩，有人气，有宽阔的马路，有明亮的路灯。也许，你一生不去公园，不进图书馆，不下游泳池，可图书馆、游泳池和美丽的哪怕是废弃的公园，却在你的生活中依然如故地存在着。生活似乎是可以改变的，似乎是可以以人的意志去转移变化的，尽管在许多时候不是这样儿。但日子，却似乎是恒久不变的，历朝历代、祖祖辈辈都是那样儿，尽管在许多景况中，事实也不是那样儿。对于生活而言，日子是一种贫乏和愚昧；对日子而言，生活是一种向往和未来。日子是一种被遗弃在宽广山野而又冥顽不化的荒石；生活是被养育成长、四季有变的花草树木。如果日子是一棵草，那么，生活就是一株花；如果日子是一棵树，那么，生活就是一处坐落在城街中心的公园了。当然，花草、公园都易损害和废弃，而荒野的石头和旷野中的树，则更为坚牢和具有抗灾性。正因为这样，我们这个社会，面对“生活”时，总是那样小心翼翼，精心呵护；而面对“日子”时，却大手大脚，随心所欲。说生活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亲儿子，日子是这个社会后娘养育的，仿佛有些庸俗和过分。但是如果说，生活是被父母喜爱，并总是穿得花枝招展的漂亮女儿，而日子却是被父母依靠，并总是被打发出去做工挣钱的儿子，也许就平正真实、恰如其分了。
我们不能说，是日子养着了生活，但我们是否可以说，在父母只有一个馒头时，面对日子和生活这一双儿女，他们没有一分为二地把馒头平均分开来，一半给日子，一半给生活，而是分成了一多半和一少半，或者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再或者，是四分之三和四分之一，多的给了生活，少的给了日子。甚或有时候，因为只有一个苹果，也就习惯地、不假思索地把苹果给了生活，而日子口干舌燥、焦渴难耐了，只就顺手递给了它一口水。
这样的分配和养育，这样的成长和劳作，这样的同在一轮日月下，却无法获得同样的日光、月色及和风与细雨，自然，生活成了日子的幸福，而日子成了生活的厌烦和唾弃。于是，生活成了一种轻松与快乐、明媚和期冀；而日子，则标志着沉重、烦闷和无休止的日复一日的无意义与别无选择的无奈和无聊。
2.一件布衫
四叔是最早让我感到生活与日子差别的人。
四叔在河南新乡的潞王坟水泥厂里做工人。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每年四叔从新乡坐着火车、转乘汽车回家探亲时，都让我着迷和向往。我不在意那个生产水泥的工厂有多大，不在意四叔在那个厂里做什么，是被人管着还是管着别的人，可每每四叔一年一次，偶尔是一年两次地探亲回来时，我都向往四叔坐的火车和汽车，羡慕四叔穿的制服和不是粗布而是各种斜纹的机织洋布做制的上衣和裤子，还有四叔穿的皮鞋和尼龙袜、夏天回来时头上戴的大檐遮阳帽、冬天回来时手上戴的白手套。我坚信四叔过的日子叫生活。而我们过的日子只配叫日子。在我十二三岁时，第一次从大姐的床头偷看的第一本小说是《西游记》，第二本是我忘了名字的外国都市爱情小说。从那本好像是英国的小说中，我知道了“生活”这个词，隐隐地觉到了“生活”和“日子”的差别在哪儿。而“日子”展现在我眼前的，一切都是看得见，摸得着，可感可触，并且我一出生就一天一天地经历着。而“生活”的幸福和神秘，却像一本我已经知道它在哪儿却无法拿在手里打开来的书。
四叔是我想要打开那本书的第一页。
四叔也是我向往的幸福生活之书的第一页。
我曾经像无数的乡村孩子样，问过我四叔：
“火车大吗？”
“火车很长吗？”
“一列火车上能坐多少人？”
“火车的轰隆声，是不是它响在山那边，我待在这边都能听得到？”
关于火车，关于乡村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的模样，我最早所知的，都是四叔告诉的。他告诉我了城市的马路都是水泥地，告诉我了城市的夜晚灯火通明，彻夜不息，马路上无论有人无人，电灯都是从天黑亮到来日东方发白才暗去，并且还说灯泡的大小论瓦算，最小的灯泡是十五瓦，十五瓦的灯泡亮起来和一百个煤油灯同在一间屋里燃着一模样。
我似乎知道城市的模样了。
似乎已经分辨出生活和日子的差异了。
我觉得四叔的生活是幸福的。而我们的日子，哪怕是幸福的，可比起四叔的生活，它也就不再幸福了。我希望从四叔的生活中，把那幸福要过来一部分，填补到我们不幸福的日子里，就像把一处河流里的水，引过来浇灌一处干渴的田地般。我就在这渴望的日子中，一天一天地长大着，终于就由小学升到初中了。终于，就在那年夏天盼到四叔探亲回来了。也终于，看到了四叔回来时，穿了件白底蓝格儿的花衬衣。那衬衣的布料不是土织布，也不是斜纹机织布，而是一种细腻、光滑的“的确良”。村人们拉着四叔的衬衫问：“这是什么布？”四叔说：“的确良。”村人们便都水落石出地见到了大家只有耳闻而无缘目睹的、盛行于那时都市的新品了，便个个围着四叔，围着那布衫说了许多许多的话，表示了对都市的羡慕和对乡村的厌恶感。
我远远地站在一边上，知道了那布衫其实不是布衫儿，而是一种幸福和生活。
我渴望得到那幸福和生活。
这样儿，憋足了劲，在村人们都从我四叔家里走了，四叔独自往他家的屋里走去时，我紧随其后，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叔——把你的布衫给我吧。”
这话让我四叔有些吃了惊。他站在那儿怔了怔，似乎是在思索给我还是不给时，我不知是出于聪明的灵机，还是索要的本能，忽然我又红着脸朝四叔补充了一句话：“给我穿吧，我都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了。”
四叔什么也没说，没有犹豫的动作和迟疑，脱掉那件他新做的布衫叠了叠，用一张旧的报纸包起来，塞到我手里，又拿他的大手在我头上摸了摸，像我大伯给了我一把糖后，在我头上摸摸样——那件布衫就成我的了。因为那糖、那布衫，直到三十几年后的今天，我都还能感到大伯、四叔在我头上抚摸的温暖和亲情，宛若永远不落的日光照在我的头上、身上和心里。
那天下午上学时，我迫不及待地穿上了四叔给我的白底蓝线格儿“的确良”布的花衬衫。说花不是那么艳丽和刺目，说质朴，那衬衫却色泽鲜艳，式样时新，胸前有一行六个银白的小扣儿——而我们乡村的布衫都是五个扣，许多时候还是布扣儿——它们闪闪发光，如用晶莹的玻璃或月光做制的。脖子下又尖又高的衣服领，硬挺挺地站起来，支撑着我的脖颈儿，结果连我的腰都给支撑得直直挺挺，高高傲傲，仿佛我是将军、皇帝的孩子到了学校样。走进初中那古旧的校门时，我感到羞怯和自豪。如我所料的一模样，一踏进学校的大门，穿过校门里的那架葡萄树，同学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横扫竖盯在了我身上。那一天，与那衬衣匹配的，还有一双母亲给我新买的塑料红凉鞋。我穿着它们，如同浑身上下都穿戴着师生们的目光样，从未有过的“生活的幸福感”，在我的周身漫溢和流动。
无论如何说，学校除了个别有城镇户籍、父母都领着国家工资的女同学，其余男生都还未及穿上“的确良”。无论如何说，我是学校数百学生中，第一个穿上它的男同学。无论如何说，在那个年代的日子里，在满校乡村的孩子中，我是最早体会到生活幸福的人，就像一个人不仅第一个见到了孔雀，还拿到了一支孔雀的羽毛样。
那一天，教语文的张老师见了我，摸了摸那衣服，笑着说：
“这布真光啊，好好学习才能对得起这衣服。”
数学老师是女的，也姓张，是我们家邻居。她上课时像没有看见我穿了那件“幸福”样，可在讲完课、布置完了作业后，她从讲台上走下来，到我面前弯腰拉着我的衣领看了看，没说衣服好不好，却很郑重地说：“努把力，你的数学成绩从班里前三掉了下来啦。”
那年的整个夏季，我每天上学都穿着四叔给我的“的确良”，就是穿脏要洗时，也一定要赶在星期天里洗。
那个夏季，四叔的假期满后走了时，我因为上学没有送四叔。可在一个黄昏的落日间，我放学回到家里后，母亲说我四叔又回他的水泥厂里上班了，说四叔在离家走之前，把他身上穿的一件“嗒嗒颤”的裤子脱下来，洗净叠好留给我穿了。“嗒嗒颤”是当年从日本进口到中国的尿素肥料的包装袋，那袋布是一种质地柔软结实的化纤布，待肥料用完后，两个包装袋刚好可做一件布衫或裤子。因为那袋布如绸子一样软，在风中飘摆不停，发出“嗒嗒嗒”的颤抖声，所以，豫西乡村就把那布叫做了“嗒嗒颤”。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盛行着那样“嗒嗒颤”的布料和衣服，正是日本那种尿素肥料袋，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布料的急缺和短需。可惜事过几年后，日本人知道了中国人都用他们的“嗒嗒颤”布袋做衣服，便把那尿素布袋的包装改为我们今天到处可见的粗糙的“蛇皮”纤维袋子了。
再后来，日本人发现中国人不能用蛇皮纤维袋子做衣服，但却可以用那袋子做麻袋、粮袋用，一样地在日子中起着作用，促进着日子时，又将蛇皮纤维袋改为了玻璃纤维袋。玻璃纤维——顾名思义，是用玻璃做制的，皮肤接触那袋子稍久些，它让你浑身刺痒无比，看见那袋子，恨不得朝后退三躲五地藏起来。想起那年代，也许日本国那时的器量对中国人的日子似乎缺少一些无私的扶帮和同情，但毕竟有那么几年里，尿素的袋布成为一种时尚、一种幸福生活的组成曾经在人们的记忆和岁月中，成为广告招牌样的标记和象征。
四叔把他那条“嗒嗒颤”的裤子走时留给了我——它被四叔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方方正正，一样包在一张旧的报纸里。我从母亲手里接过那报纸，打开来望着那裤子，如同望着一面叠成方块的国旗般，有些温暖，有些慎重，对四叔的感恩如对国旗似的庄重样。
就在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奢侈的念愿——我这一辈子，能像四叔一样，到某个城市当工人，把本属我的乡村的日子改变为生活，那该是多么美好、幸福的一生哦。
3.静夜
有一件事不能不提。
我四叔家里也要盖房了。盖瓦房，和大伯家竖在村口一样的新瓦房。这一方面是因为四叔家的两个儿子——我的叔伯弟弟长科和建科，一日一日地长高长大着；另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四叔在外挣工资，似乎经济上要比我们在家的丰盈顺活些。说到底，无论每月四叔能挣多少钱，总是到了月底都有一份工资的。
因为有工资，没见到四叔如同大伯样，到河的对岸没日没夜地运石头卖钱，四叔家就决定盖房了。也许为了盖那房，其中有无尽的甘苦，只有四叔一家知道吧。可在那时我的眼睛里，还是觉得四叔家盖房似乎比别家雨顺风调容易着。那时盖房和现在不一样，今天你只要把钱交出去，将所有的劳作工程全都包出去，也就水到渠成、季米有果了。那当儿，无论谁家盖房和操办红白事，都必然会本着节约的原则去行为。为了省些钱，瓦房的屋墙都是土坯、木夯砌制的。为了这土墙，需要到很远的荒野地里把土运回来。社会的乡村建制是：人民公社社会主义集体制，下设生产大队和小队，每天死命地劳动一整天，一个工（十分）好的能挣一毛几分钱，差的狠命地干上一天十小时，结果每天只挣八分钱。可为了这一毛几分钱，所有的农民都舍不得逃工让自己休息一天或半天。可所有村人、邻人家里有了大事情——主要是修房、盖房啥儿的，又不能不去相互帮着把事情度过去，让日子中没有一束日光也有一寸月辉的亮，没有月辉也有星星的一些清明色。于是间，这些帮工的活，就都放在了有月光的晚上干。
为了盖这房，四叔特地从新乡赶回来了半个月，他白天安顿、劳作盖房的一应务杂，晚上请村里人从野荒地里往房宅运黏土。请人帮工干活儿，自然自己是不能惜了力气的，必须要比别人更勤快，更舍得出力流汗，不知疲倦才可以。就这样日夜劳作了一周后，四叔累垮了。在星月满天的一个晚间里，我和四叔一道在山坡下的荒地刨着土，往那来往的板车上装满黏土后，看着人家拉着土车走掉了，四叔和我瘫坐在了那一片星月的荒地里。荒地里树影婆娑，云移影动，有秋天的凉风习呼呼地吹过来，还有蛐蛐白亮亮地叫，在草地田头脆咯朗朗地响。夜好像一首诗。就在这诗似的田园静夜里，我对疲惫的四叔说了几句我那青春时期最不该说的话。
我说：“人活着真是没意思。”
四叔有些吃惊地抬头望着我。
我说：“天天干活、盖房、吃饭，可一年到头累死了，到过年才能有一顿好吃的。”
四叔盯着我的脸：“你想咋样儿？”
我说：“我想不读书，不下地，和你一样出去当工人。”说完过一会儿，又接着补充道，“只要能让我离开这儿就可以。”
四叔没有立刻对我说什么。他望着我们面前的村庄、房舍、树木和星光月色什么的，仿佛是盯着一本书，看了几页后，从中总结出了什么经典般，扭回头来用很轻、很随意，却是意味深长的语调对我道：“连科，你要对你爹妈好。你爹妈供你们读书不容易。人活着最不能忘的是父母亲的恩。忘了恩，人生在世也就白活了。”说完这些后，四叔又拿起镢头开始刨着荒地的死礓土，然刨了几下子，仿佛觉得我们彼此的言说不是十分对在话题上，他忽然又把举起的镢头僵在半空的月光里，扭过头来对我道：“天下没有一碗好吃的饭——想离开家了，等你高中毕业和叔一道到外边干活去。”
这是我在初中时，四叔于我说过的最为郑重的几句话，平淡无奇，也似乎没有太多的意义，及至牵扯到人生、命运上去，也都没有直接的作用和效力。可那句“天下没有一碗好吃的饭”，在今天我回忆四叔时，却让我感到意外的悲痛和深刻，让我无法忘记四叔似乎不是生活在“日子”中，而是生活在“幸福”里的判断，是那么的荒谬和幼稚，就像一个孩童看见了一颗一闪而逝的流星后，就狂妄地宣布说自己发现了一颗行星样。
两年后，前后加起来，四叔家盖房断断续续准备了将近七百天，终于在我读着高二时，那房子从地上艰难地竖立起来了。那几年，因为我家的日子秋风枯叶，就在四叔把房子盖起时，父母在我的一再请求下，同意我辍学同四叔到新乡潞王坟水泥厂里做了临时工，目睹了四叔的生活和我的以为的幸福与尴尬。
（选自《我的父辈》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