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文
乡下人都是后娘养的啊！他一见我就开始哀叹，浑身散发出浓烈熏人的汗溲味、机油味。他来找我不为别的，只因为我们是老乡，不仅是一个乡的，而且是一个村的。这是命里注定的事。他说，如果不是实在没得办法了，我不会来找你。这给我很大的压力，对他来说，我是他实在没有办法了的办法，是他已经走投无路之后的路。
可我又有什么办法、什么路呢？
他说有。他说我笔杆子厉害，要我把他这几年的经历写出来，写到报上去，写到党中央******去，给他申冤，为他讨个说法。他还给我拎来了两瓶酒，大概是听说过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故事，而他觉得自己要求不高，不要诗百篇，只要一篇实实在在的文章。这仿佛也是命里注定的事，我无法拒绝。
他来广州打工几年了，干锻工。那不是人干的活。我小时看乡下铁匠打铁，一把大锤，一把小锤，携带着钢铁的欲望，挥起，落下，一锤下去足以撕裂虎口。锻工活儿也就跟打铁差不多，先要把金属材料加热到几千度的高温，再用锤子反复击打成型。只是现在的锤子大多是用空气锤、蒸汽锤，还有了很先进的冲压设备。但还是水深火热，而且比以前更危险了，以前锤子好歹还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锤子却掌握在机器手里。干这活儿，大多是乡下进城务工的农民，自然，先要培训半个月，再在劳动部门领个证，才能上岗。只有干过锻工的，才能真实地感觉到那活有多苦，多累，苦和累一个农民还能承受，受不了的是那种高温，那种像火一样灼热的叫人窒息的空气，吸进去似火，吐出来还似火。而这样的灼热也不同于烈日下农人经受的那种酷热。一个农人在庄稼地里干活，不管有多热，地里也还蒙着一层潮湿的凉气，也能感觉有夹着丝丝水汽的风吹到自己身上。可在这样的锻造车间里，呼吸不到一点儿太阳、土地和植物的气味，只有铁矿石和焦炭的气味，火的气味，还有各种要命的粉尘和杂质，他们把金属炼得纯净而坚韧，又锻造成符合市场需求的各种形状，可没人知道，他们的生命内部也正在发生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的变化，他们的心脏和肺腑正在分解、化合或加入某些致命的元素。
我跟着这位乡亲去了他打工的那家工厂，他看起来不像个受伤的人，两条腿很有劲，有着一个农人或一个锻工的粗壮身坯。但我很快就看见他的脸和脖子开始充血，喘气越来越急促了。他的伤在生命内部，他的肺可能出了很大问题。我们换乘了好几路公交车，又沿着一要柏油路往前走了一阵。这条路到处都是断裂带，许多地方塌陷下去很深。但还是有一辆辆超载的大卡车不断从我们身边轰轰烈烈地驶过，风被它们掀起来，路上的灰尘也被车轮卷了起来。连路边的树叶也沾满了黑色的粉尘。我这位乡亲开始拼命咳嗽，两边太阳穴的血管都咳得暴突起来了。
现在我们已经越过了越来越难以分辨的城乡之间的含混界限，一座正冒着黑烟的高炉让我的心理瞬间变得阴暗了。我不知怎的想到了焚尸炉，又想到了但丁《神曲》中的炼狱。而这家厂子，一看就不是那种有规模的厂子，可能是哪个私人老板开的。然后我又看见了十来个汉子，他们靠着这家工厂外面的围墙，双手笼在袖子里，缩着双肩，仿佛正等待什么。风很大，风正对着他们吹，而我也感到风吹在背上，背脊发凉。已经是冬天了。我来这座城市有年头了，可我对它的冬天并没有明显的感觉。而此时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寒冷。这些人到底在等待什么呢？但他们肯定不是在等我。他们看见我时，那种表情依然冷若冰霜，像是在打招呼，又像是懒得打招呼。
我的乡亲用手把他们划了一圈说，老乡，你瞅见了，这都是和我一样的倒霉蛋，我们的肺都像蜂窝一样了，成了蜂窝肺！厂子里不给治，反倒把我们全赶出来了。
我看见了两扇锈迹斑斑的大铁门，关得死死的，隔着铁栅栏看见，一个穿着制服的保安和一条半人多高的狼狗在门后把守。那保安阴沉着脸沉默着，那条狗也阴沉着脸沉默着，我顿时感觉到了一股杀气。
记者来了！我那位乡亲摇着铁栅门大声喊，开门，叫老板出来。
但我感觉到有些心虚。我当然不是什么记者，但我有一家大报发给我的特约记者证。它此时揣在我的胸口，我摸了一下，摸到了我的心跳。倒是我那乡亲显得底气十足，他把门摇得哐当哐当响，他的气也开始越喘越粗。那条狼狗突然往前一扑，两只爪子伸出栅栏一下搭在了他的两只肩膀上。我倒抽了一口冷气，立刻就看见他肩膀上被两只狗爪子撕裂的衣服和皮肉，血很快就流出来了。他受伤了，而且这些伤是谁都看得见的。可没一个人上来帮帮他，哪怕是吼叫几声。他们——那帮倒霉蛋还像刚才那样靠墙根儿坐着，整整一排人坐在那儿没有一个吭声的，就像事情的旁观者。然而我那乡亲仿佛受了血的刺激，他把门摇得更响了，他甚至开始以头撞门了，他在一扇关得死死的铁门上一下一下地撞着，仿佛是要震醒自己，仿佛要震醒这个世界。
他这一招还真凑了效，那个深藏不露的老板出来了。但这个老板的样子和我心中的老板形象反差很大，戴副眼镜，高挑个儿，很斯文也很优雅地走过来了，不像老板，像个技术员或工程师。我低声问，这就是你们老板？他点了点头。
老板一来，保安就把门打开了，把狗链子也拽紧了。老板好像没看见我，他可能比我更加近视。谁是记者？他问。我愣了一下，然后抬头看着那张比我高半头的小白脸。哦，他这么哦了一声，表示他已经看见我了，记者证呢？我也尽量显出很镇定很从容的样子，从胸口摸出那本特约记者证。我看见他一边看一边慢慢显出很放松的微笑。他把记者证还给我了，随后他也慢腾腾地摸出一本证件给我看，但不是从胸口摸出来的，而是从屁股后面的一只口袋里摸出来的。也是一本特约记者证，来头比我这本更大。我正傻眼看着时，他又慢腾腾地从屁股后面的另一只口袋里摸出一个本子，一本律师资格证！
他在继续微笑，我却感到额头上正在渗出冷汗。他问，大记者，特约大记者，要不要我给你再制造点新闻？
我不敢动，仿佛一动就是惊天动地的事。
他又厉声问，呃，是谁把记者喊来的？
我那乡亲此时对自己危险的处境还恍然不觉，但我感觉到他也有点害怕了，他只是假装出一点也不害怕的样子说，是我！怎么了？
我立刻听见了一声响亮的耳光。这种感觉在瞬间或许被放大了。又一声！这两耳光，把我那乡亲完全打聋了。他仿佛什么也听不见了。这为他悲惨的命运进一步埋下了伏笔。此时那些靠着墙根儿坐着的人也陡地站了起来，但全都静静地呆立在一旁，眼里充满了莫名的敬畏。
老板甩着手，手抽筋了。
老板对我说，大记者，特约大记者，写吧，把你看见的一切全都写下来，你要能把我这座高炉写垮了，我给你下跪，磕头，我认栽！
他背着手含笑而去，留下一个傻掉的我，和十几个全然傻掉了的农民工。
我开始写。我好像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奋笔疾书，那种强烈的冲动，不再源于想象和虚构。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身处的生存现实中，每一件事的荒诞、变态和变形，都要远胜于最有想象力的虚构作品。关键是你敢不敢真实地写下来，而当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真实的，又有谁敢于发表？但我已经没想这么多了，我像我那位天真纯朴的乡亲一样，也想把这事写到党中央******去。然而还是有那么多东西我无法写出来，在那座有恃无恐的高炉背后，有多少肮脏的交易此刻正在进行。这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出卖的时代，那个小老板又岂止只有一本记者证，一本律师资格证，还有多少东西在暗中守护着那座高炉，我能看到它背后那一个个如鬼影幢幢的身影，犹如黑暗中的怪兽。然而我这一支笔，又如何能撕破那一层层黑幕？
当强烈的冲动如潮汐般退去后，我已无法进入事物的内部，我写不动了，被堵在外面了，就像那两扇锈迹斑斑的铁门，把我和我那乡亲挡在门外了。我怎么也找不到一种进入的方式。但我那乡亲找到了。他翻过了那道围墙，爬上了那座高炉。他一点一点地向高楼的最顶端靠近，他肯定早已知道，他正在靠近某种血腥的命运。他爬到炉顶上了，整个城市此时都可以看见他置身于天幕之下的身影，或许他自己也产生了某种幻觉，以为自己的生命已高过这座高炉。
警车开来了，消防车来了，救护车开来了，一座城市终于为一个农民工卑微的生命拉响了警报，在我和他曾经并肩走过的那条到处都是裂口和坑洼的柏油路上，所有超载的卡车都停在了一旁，只有与生命密切相关的车轮在高速运转，风也一阵阵地搅动着粗砺的砂砾。只在此时，你才能感觉到一座城市的行动能力，感到它还是活的，然而在此之前，它在干什么？它就像一个庞大无比的怪物一动也不动地趴在那里。现在它终于开始行动了，或许这也是一桩交易，而你让它开始行动所要付出的代价必然是生命，只能是生命！
对此，我那位乡亲显然比我更清醒，这绝非像后来的媒体所声称的那样，是一个农民工失去理智后所采取的疯狂举动，在他跳下来之前他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人们害怕的不是你爬上去，而是跳下来。很多已经爬到某一个高度而最终没有跳下来的人，只有两个地方可去，一是拘留所，一是疯人院。这两个地方他显然都不想去，他想去的是医院，而他更想的是回家。他当然不能空着两只手回家。下面已经有人开始喊话，声音被扩音设备和话筒成倍数地放大，然而他听不见，你知道，他聋了，或许，他能听见的只有自己的梦呓。喊得最响的是那个老板，老板第一次开始仰望他，甚至是在乞求他，只要他肯下来，老板保证要送他去医院，保证发给他工伤补助。而他似乎一直就等着老板出现之后跳下来。在那个比一生更漫长的降落过程中，风吹得更厉害了，整座城市就像一张地图那样被风翻开了。
然后是一阵令人愕然的无声状态。最后一辆赶来的救护车陡地刹住，在静止中溅出蓝色的火花。许多灰尘像往事一样，浮起来，又落下去。在正在沉默下去的城市后面，是渐渐远去的河流、树林、丘陵。这是遥远家乡的风景，那是我和他共同的故乡。他躺在那里，嘴角带一点梦幻的笑意，****着上身，浑身沾满了炉灰，而在他身上，几乎看不见一个伤口。有人用衣服盖住了他逐渐冷却的身体。这件衣服是他在爬上高炉之前脱下的，他大概是觉得这衣服碍事，他不想有任何东西阻碍自己通向死亡的脚步。寂静。真的是死一般的寂静啊。除了风，这个世界仿佛已在他躺下的那个地方静止了，这一刻你是最安静的人，而人间也仿佛呈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安静。
至此，我这篇无从叙说的文章终于有了一令人欣慰的结尾，一个农民工以死亡的方式震惊了高层，在权力的有效干预下，他得到了一笔丧葬费，他年老的父母亲和老婆孩子将共同分享一笔抚恤金，而那十几个患蜂窝肺病的农民工，也终于拿到工伤补偿并陆续送往医院就诊。而那家工厂也在不久宣告破产，这也宣告了许多类似企业的脆弱，它们大多缺乏抗风险的能力，一旦资本开始以正常的方式运转，马上就要破产。那么它们以前的运转，是否一直处于非常的状态？我不知道。我后来知道的是，这是一家连续多年被工商、税务、质监、环保等部门评定的优秀企业、信得过企业、双文明先进单位。它的倒闭让许多人扼腕叹息，而最惨的是数量更多的农民工，他们失业了，而老板拖欠他们的工资随着工厂的破产成了死账。谁来为他们买单？
我的笔再一次被堵住，感到喉头也堵得慌。我住的这幢楼很高，夕阳的光芒远远地照过来，我仿佛看见远远地有无数进城务工的农民又成群结队地走来了，仿佛是从大地中涌现出来的。而我已被某种不可名状的东西噎得眼泪汪汪。
（选自《散文》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