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本道
我国的民间习俗，有让小孩子穿百衲衣以求吉祥的做法。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我的第一个师父〉》中写他自己“不到一岁，便被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并因此得到“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
我出生时，是家族中唯一的男孩，为了让我能逢凶化吉、长命百岁，奶奶、伯母、婶婶们立刻把她们平时做旗袍所剩的碎布集中起来，由妈妈亲手为我缝制成了一件百衲衣。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是橄榄形的各色小绸片所缝就，非喜庆大事不给穿。”这件衲衣，现今还在父母住处的一个老式木柜中完好地保存着。每当看到这件跨越半个多世纪时间的烟水至今仍五彩斑斓的小衣服，总让我对奶奶、父母及同族长辈们给予我的骨肉亲情“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在父母住处的那个老式木柜中，还保存着我曾穿过的另外一件类似衲衣而凝聚的情感却远比百衲更为厚重的衣服，只是那衣服不是由碎布缝制，而是用十几种各色毛线混杂在一起编织成的，为我制做衣服的人不是妈妈，而是当年与我年龄相仿的一群农村姑娘。穿上这件“百衲”毛衣时，我已年过二十岁了……
六十年代末，正值我国历史上的“史无前例”时期，作为“老三届”中年龄最大、学历最高的一届，我和全国几千万知青一道，卷入了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滚滚洪流。所到之处是一个海岛上的山村——石门村。那是一个极其偏僻而又贫穷的乡野，村中没有电，有数的几眼水井都是几百米深，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全村的耕地全部坐落在山上，土质极差，平均亩产只能是二三百斤。但由于这里地处海岛，大自然的风光丰富而旖旎，站在青年点的门前就可以看到蔚蓝的大海，天青海碧，点点白帆，加上田野之中轮回变化的色彩，让人生出种种遐思。由于自幼生活在城市，刚到乡下那阵处处觉得新鲜，根本没有顾及从此将要面对和将要失去的是什么。一当躬耕垄亩，开始“战天斗地”，才感到生活的沉重。文弱的气质，孱弱的体魄也立刻露了馅，不到一个月就病倒了三次。生产队长刘大爷是位十分慈祥善良的老人，见我那细豆芽似的身板实在难担重负，就有意把我安排到妇女队去干活。辽南山区的习惯是，女人结了婚便待在家里伺候丈夫孩子，不再出工，因此所谓妇女队就是由十几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姑娘组成的队伍。虽然是穷乡僻壤，但或许是由于海洋暖湿气流的长年滋润，抑或是地下矿泉水的日久陶冶，石门村的姑娘个个天生丽质，田间劳作并没能损害她们的眉清目朗和袅娜的体态，相反却更显示出一种天然的风韵与娟秀。她们的名字也都十分中听：翠蝉、月华、玉娣、娥眉、美香……朗朗上口，又极具特色。第一次与她们上山劳动是初夏时节，生产队长分配我们去为玉米田间苗。出发之前，姑娘们排成一溜长队，我站在队伍的最后边。队长月华——一个不到二十岁有着红润圆脸蛋的姑娘首先讲话。她说：“欢迎我们队又来了新伙伴，今后，大家都叫他王哥。”接着，她朝我问道：“王哥，你表个态，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吗？”说这话时，她那细长的眉眼闪动着爽直的、热乎乎的目光。我忙说：“愿意，还请各位多关照。”话音刚落，队伍里立刻发出一阵“吃吃”的笑声。
间苗这活，看上去简单，做起来却吃力得很，需要一直蹲在地下一步步挪着朝前走，把播种后出土的多余的苗逐个拨出来。说好了是一人分担三垄苗，齐头并进，可没一会儿工夫，周围的姑娘们就把我拉出老远。而我蹲在地上的双腿早就一阵阵发酸，汗水也浸透了衣服。正吃力地往前挪动着脚步，忽然看到眼前的三垄苗，左右两垄已被间过了，再往前一看，左右两边的姑娘早已分别为我带走了一垄。我这才松了口气，渐渐赶了上去。以后的劳动项目都很琐碎，割饲草、编草帘、秋天在场院里剥玉米等等。劳动中，她们总是齐心协力帮助我。每次割饲草，由于体力和动作不佳，割的很少，收工前，她们都把自己的一份抽出些给我，说这样回去才显得体面；一次不小心手指被镰刀割破，看上去很腼腆的娥眉立刻把我的手抢过去放在嘴里吮吸，说这样才不至化脓；青年点里我换下的衣服时常不知被她们中哪一个拿走，洗得干干净净后又送来；端午节有人悄悄从家里为我带出几个鸡蛋、粽子；劳动休息时，她们不停地磨我讲故事；即便是她们中有谁受了委屈，也要拉着我去替她评理。
下乡后曾有一度因为没有书可读，村子里又没有电灯，闷得心理猫搔似的又酸又痒。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当地村民家里用来糊墙的报纸，有许多是“****”前的旧报，上面刊载的许多文章很好读，特别是有些文艺副刊，刊载的小说、诗歌、散文更让我喜欢。为此，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开始串百家门，只为看看他家墙上的报纸是否有好读的文章。久而久之，我谙知这些旧报纸都是当地村民从公社供销社或村里的小卖店买来的。于是便与村小卖店店主说好，每次进货后，先由我选择。买来精选后的报纸，晚上在小油灯下把好的文章精心剪下，再贴到一张张规格相同的白纸上，装订成册，俨然是一本由我主编的书，时常拿出来翻看。妇女队的姑娘们发现我有这种“业余爱好”，都争先恐后地帮我，到外乡走亲戚，也不忘为我带回几张报纸。她们书读的少，识字不多，对报纸的选择能力较差，所送的报自然良莠不齐，有的可剪下一两篇，遇到副刊，可剪多篇，也有的一篇都不管用。姑娘们还暗地里相互比赛，看谁送的报纸“采用率”高。美香曾连续送我十几份报，竟然一篇都没派上用场，委屈得直掉眼泪。一次，我到她家串门，不经意地抬头看到她家棚顶的一张报纸有篇顾工写的散文，便抬头看个没完。美香脸上立刻露出笑容，她赶忙搬来凳子，登了上去用心剪下那篇文章交给我，那神情，充满了自信与骄傲。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姑娘们为我选送的旧报纸中，竟剪下了五六百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其中，郭小川的诗就有二十几首，还有杨朔、秦牧、碧野、袁鹰的散文，王瑶、蒋孔阳、冯牧的文艺理论文章等。这些已经泛黄的旧剪报至今还带在身边，我坚持了四十多年的剪报习惯也是在那时候养成的。
日子轻风般缠绵地过去，妇女队的姑娘们对我也像亲哥哥一样无拘无束起来。我敏感地意识到，在与她们的接触中，姑娘们极力回避，却又悉心探索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知青的去与留，是“永久”，还是“飞鸽”。其实这问题，当时我自己也十分茫然，真不知道历史的潮水会把我们推向何处。
七十年代的第一个仲秋，我和姑娘们在一个山坡上拔花生。休息时，大家都仰面躺在轻松的草地上，欣赏着天空中飘忽不定的白云。身边的翠蝉忽然用她那奶声奶气的声音问我：“王哥，你说咱这地方好吗？”我说：“好啊！”“那就把你爸爸妈妈也接来！”几个姑娘顿时坐起来同时搭话了。“那……不行，要看他们的意见了。”我喃喃地说。“哼，骗人！还是你自己不想在这里扎根。”这是月华的声音，带着淡淡的凄婉。接着，大家谁都不再说话，微风送来阵阵青草、野花和姑娘们身上特有的馨香。
分别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就在那年暮秋接到公社通知，抽调我到大连广播电台工作，而且第二天就要去报到。当村党支部书记向我转达通知，并表示祝贺时，我并没有感到怎样的激动，胸中却是“剪不断，理还乱”，“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整整一下午，我趴在青年点的土炕上没有出门。消息很快传开了，全村人都为我高兴，青年点里坐满了前来祝贺的人。让我奇怪的是，唯独不见妇女队姑娘们的身影。掌灯时分，月华急匆匆地来到青年点找我，平时本来十分爽快的月华，这次却显得十分拘谨。她背着脸对我说，今晚妇女队的姑娘们要在她家为我召开一个欢送会——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来到月华家，只见妇女队12个姑娘早已齐刷刷地坐满了一炕。屋子里破例点了四盏煤油灯，我和月华并坐在地下的一个长条凳子上，忽闪摇曳的灯影中，我看到姑娘们都在凝神望着我，凄楚的神态，个个如“梨花一枝春带雨”。沉默了足有十分钟，月华先讲话了，她说：“王哥就要调走了，这也是我们早就应该想到的事情。像他这样有才气的人早该派上用场了。我们相处了两年多，今晚欢送他，希望大家都能让王哥高高兴兴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没想到一席话，惹得十几个姑娘竟然一齐嘤嘤地啜泣起来。月华咬住嘴角，想把抑制不住的啜泣声压下去，可泪水却顺着她俊美的双颊如断线珍珠滚滚而落。她抹去脸上的泪水，愣愣地盯着我，似有一脸的疑惑。我呆呆地坐在那里，鼻子酸酸的，喉咙里堵塞着哭不出的声音。接着，姑娘们向我说了许多或是安慰或是鼓励的话，说得最多的话是不要忘记她们，一定要常写信来。听着她们呢喃的细语，我无言以对，我深感自己欠下这些善良的姑娘们太多太多的情债而无法偿还。末了，月华宣布说，姐妹们下午经过商量，决定共同送我一件礼物。原来，听到我要走的消息后，姑娘们就商量怎样送我。她们决定共同凑钱买些毛线，为我连夜织一件毛衣。钱凑齐后，她们先是到公社供销社，后来又搭车到县城去买毛线。由于在毛线的颜色上达不成协议，于是又决定，每个人按自己的想法只买一缕，然后混合起来，织成一件杂色的毛衣，表达她们共同的情谊。那天晚上，姑娘们把毛线掺杂在一起，七手八脚地用手量出了我身体各部位的尺码，便开始了编织。她们每人只织一截，相互依偎着，直到东方发白……
四十多年前与石门村姑娘们分别的前夜，我至今刻骨铭心。
那夜，我通宵辗转难眠，望着纸窗外月轮亮丽的银盘，听着耳畔传来阵阵大海的涛声，驿动的心也如轻风细浪不停地翻卷。石门村的姑娘们为我编织的岂止是一件百衲式的毛衣？两年多的时光，她们时时处处都在用丝丝缕缕的爱心为我编织着温柔而深沉的百衲情！正是这百衲情，伴我走过了人生中极为困窘的时光。那件毛衣我穿了五年，直到身材开始发胖不能再穿了，才交给母亲保存。
离开石门村后的四十多年，我曾多次重返故里，看望那里的父老乡亲。只是当年妇女队的姑娘们几乎全部嫁到了外乡，我已无从了解她们的生活现状。按当地早婚的习俗，她们或许早已成为了奶奶、姥姥，也许她们已经繁华落尽逐渐走向了衰老，但是，当年她们用爱心为我编织的那段百衲情，却依然如一泓清水，在我心底荡漾。
（选自《感悟苍茫》2004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