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那年我上初二，校园里流行一种用棒针编织的围脖，双元宝针，很粗的趟儿，立体感强，两端拴着色彩艳丽的穗儿。雪花纷飞时节，戴上这样一条围脖，走在校园里，既温暖又漂亮。当时班里几乎每个女孩都拥有一条这样的围脖，有的甚至两到三条。然而我没有，因为母亲病逝不久，家中已是一贫如洗，父亲未征求我的意见，在亲戚帮助下娶了那个身材臃肿、嘴巴阔大、面相丑陋的女人。
我讨厌那个女人。她与母亲相比，无论是外貌还是性格都差天地。我的母亲身材适中，温柔贤惠，而她身材臃肿，说起话来没完没了，走路带风，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听老姨说，她过日子是好手，可惜命运不济，几年前丈夫因与邻居发生口角，执刀杀人被判处死刑。她孤身一人苦熬日子，却总有好事者说三道四，说她命硬克死丈夫，说她嘴巴大，没福气。她实在承受不了这些流言飞语，经老姨牵线相中了父亲，同时也相中我。说我是个女孩，家里负担小，不似男孩那样，长大后要花一大笔钱娶媳妇。这样刻意算计钱财的女人一定很有心计。果然，在她与父亲张罗结婚之际，非逼着老实巴交的父亲买一台毛衣编织机。见父亲犹豫，她没完没了作他的思想工作：“咱家底子空，地又少，丑妞上学得用钱，不能指望那两亩地过日子。”当时一台新毛衣编织机要两千多块，就是旧的也要一千多，这对一贫如洗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后来父亲犟不过她，硬着头皮，东挪西借筹钱，可是还差100元。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清晨，父亲骑自行车去了市里，晚上回来时手里捏着几张钞票。原来为了凑够买机器的钱，父亲竟然去市医院卖血！看着黑瘦的父亲把钱交给她，我狠狠剜她一眼，偷偷跑到下屋，哭了。
编织机买回第二天，正逢交书费，父亲为难地对我说：“丑妞，和老师好好说说，晚几天交中不中。”我不情愿地点点头，一路踢着土坷垃心事重重到了学校。同学们纷纷走上讲台交书费，我则趴在书桌上不敢抬头，贫穷与自卑像两条毒蛇紧紧缠着我。最后老师统计人数时，发现少一人，就说没交书费的站起来。同桌林豆踢了我一脚，说：“张红梅，你没交书费快点站起来呀！”我磨蹭着站起，觉得脸像火炭一样热，灼痛不堪。我声若蚊蝇：“老师，我没交。”老师说：“没关系，明天带来吧。”我说：“明天也没钱。”其实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绝对没有顶撞老师的意思。我说的是实话，为了还上买编织机欠下的饥荒，家里好几个月不见油腥了，到哪儿去弄50元钱呢？一想到编织机，心里除了痛，更多的是怨懑。我恨那个女人，是她让我在老师和同学面前难堪。不知情的老师生气地说：“你家不至于穷到50元也拿不出吧？”她的话无疑是一把羞辱的鞭子抽打在我身上，我眼泪含着眼圈，觉得受到极大的羞辱和伤害，恨不能把脑袋伸到桌洞里。林豆哪壶不开提哪壶，她告诉老师，张红梅家的钱都让他爸娶后妈了。全班哄笑起来，在刺耳的哄笑声中，我的泪一滴一滴砸在课桌上……那天晚上放学回家，我越瞧那机器越觉得来气，感觉它就是一头张开血盆大口的狮子，不仅吞掉家里的钱，还吞掉我可怜的自尊。我要报复它！瞅瞅四下无人，从工具箱里翻出铁锤，照着机身“咣当——”一声猛砸下去！谁知，编织机是个硬骨头，毫发未伤，我却被脱落的铁锤头砸伤了脚面。那一刻，我抱着脚转圈，心里恨死了机器的主人。
平时她常常是嘴里嚼着饭，分秒必争地编织毛衣，好像时光对她来说是只长了翅膀的鸟儿，稍不注意就会飞走。编织毛衣是个细致活，一件成品必须经过编织、缝合、组合成雏型，再经手勾、绣花、钉扣、拉链、整理等流程。她织毛衣时不习惯坐着，喜欢大幅度弯腰，肥胖的身子差不多是趴在机器上，看上去笨拙而滑稽。然而，她的双手却是熟练地挑着线头，间或直身捶捶腰，左右扭扭脖子，复低下头，嘴唇轻轻嚅动，数着毛衣针数。因为稍有偏差，哪怕错一针，毛衣图案都无法形成。一根根毛线在她手中变成一片片精美图案，我不禁被那她那双上下翻飞的手迷住了。她注意到我在看她，就挑起疲惫的眼皮，亮开嗓子问：“丑妞，不写作业看我干啥，有事吗？”我厌恶她大声跟我说话，摇摇头，转身走了。
自从她来到我家，我很少正眼瞧她，回答她的问话不是摇头就是点头，再就是装作听不见。只有在她把热乎乎的饭菜端上桌时，我冷漠的目光才会流露出一丝友好。如果恰好被她捕捉到，她就显得兴奋十足，大嘴巴生动地咧着，把饭菜一股脑儿推到我眼前，说：“丑妞，快吃。丑妞，趁热吃。”她口口声声“丑妞，丑妞”，叫得挺亲切。记得有一天下雨，她到学校给我送伞，竟然当着林豆的面直呼我丑妞。她走后全班同学都知道了我小名，怪声怪气学着她的腔调喊我，让我颜面扫地。这次我不客气地对她说：“以后别叫我小名，我有大名，我叫张红梅！”说完把她递过来的馒头扔在饭桌上。她那笑意盈盈的目光瞬间黯淡下来，脸上现出悲哀神色。我知道我伤了她的心，依她风风火火的性格，没准会暴跳如雷。我做好挨骂的准备，倔强地昂起头，有些视死如归的气概。很意外，她竟然咧着嘴角，笑了，和颜悦色地说：“叫啥你都是我闺女。”看来她没生我的气，可是父亲吃不住劲了，把饭碗往桌上一墩，碗里热粥飞溅出来：“你别不知好歹，大名小名不都一样，你姨不是稀罕你，才叫你小名的么！”“用她稀罕！”14岁是青春期叛逆的年龄，我像吃枪药了似的顶撞父亲。父亲冲我扬起巴掌，想不到，疼爱我的父亲为了她，居然要打我！我情绪异常激动，把脸伸向他，疯狂地咆哮着：“打吧！打吧！”别看我表面无所畏惧，其实内心还是惧怕父亲那蒲扇般的大手打在脸上。就在父亲的巴掌即将扇过来的时候，她一把把我搂在怀里，像母鸡护着小鸡一样。父亲的巴掌把持不住，重重落在她的肩头，她“唉哟——”了一声，责怪父亲：“张红梅还是个孩子，细皮嫩肉的，打坏了怎么办啊？！”她在叫我的大名，可见她很在意我，或者说她比父亲更溺爱我。多年以后，每当想起她为我挡住的那个巴掌，心底便泛出深深的内疚，不禁眼眶湿润。
那时父亲身体不是很好，胸膜炎，重活干不了，全家生活重担压在她肩上。她起早趟黑给人家编织毛衣，一件收5元钱，碰上手头不宽裕的，就不要钱了。晚上因电路不通畅，停电是常有的事，我学习的时候只能点蜡烛，她舍不得点，就坐在离我很远的小马扎上勾边、钉扣、上拉链。烛光将她有些发白的头发和那双粗糙的手映成温暖的金色，仿佛白日的光明重返人间。
随着我的个头长高，她的视力日渐下降，左眼看人模糊，父亲带她去医院，医生说是白内障，长期劳累所致，如果想保住这只眼睛，最好不要做编织毛衣这类用眼过度的细活。然而，她并没有因为医生警告而停止编织毛衣，相反，更加变本加厉了。深夜，昏昧的房间里常响起编织机有节奏的“咔嚓——咔嚓——”声，那声音像一首舒缓的小夜曲伴我入眠。
靠她织毛衣赚来的钱，我顺利上了高中，我从内心里深深感激她，却始终没有勇气叫她一声娘。
高二那年放寒假，我从学校往家返，客车因雪大路滑滞留在半道，看着天色已晚，我冒着严寒跑回家。到家后发觉耳朵冻了，尽管我戴着买的套帽，可它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她看我一个劲地抓耳挠腮，转身出去了，一阵风似的消失在风雪中。过了一刻钟，她顶着一身雪花回来了，冻得嘶嘶哈哈，从怀里掏出一瓶带着体温的樱桃酒，那是从邻居家要的。她将泡软的红樱桃用手指细细捏碎，然后用汁液不停地为我搓耳朵，我的眼泪“刷”的一下流了下来。
那夜，她房间的灯亮了许久，我听父亲说，别织了，眼睛还要不要了？她说得趁黑织出来，明天丑妞上学要戴，买的帽子不顶用……我把被子蒙在头上，躲在被窝里哭得稀里哗啦，黑暗中，向着她房间方向深情地喊了一声：“娘——”
后来，我考上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家里经济条件改善，我想接她和父亲来城里享福。可她不同意，说在城里住不习惯，还是农村好。我了解她，这是借口，其实是怕给我添麻烦。抵不过我再三请求，她终于答应了，这让我心里颇感欣慰。到了城里，起初她不会用煤气，不会用微波炉，有人按门铃不问是谁就给开门，洗澡时为了省电不开排气扇，这些生活常识和琐事总让她无所适从。我耐心教她，但毕竟年龄大了，学起来丢三落四，她却从不气馁，学得像模像样。有一天下班，她吵吵巴火地告诉我会用煤气了。从那以后，每天下班，推开房门，就能闻到她烹煮的菜饭那诱人的香味。
去年冬天罕见的低温，多年不犯的冻疮又卷土重来，让我吃尽了苦头。她知道后骂我爱臭美，天寒地冻不戴帽子，那不是自找苦吃吗？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告诉她没事，抹点冻疮药膏就好了。那几天她天天去二楼找王婶，我想大概在家里待腻歪了吧，出去走走也好。没过几天她变戏法似的从包里拿出一条围脖，细绒线织的，红白蓝三种颜色恰到好处地搭配在一起，是今年最新流行款式。她说：“跟你王婶学的，多加两股绒线，就是刮大烟泡也不会冻耳朵了。”我接过围脖，轻轻抚摸密密针线，心里洋溢着一股巨大的暖流，低下头，不由泪眼蒙眬。她以为我看出什么瑕疵，满怀歉意地说：“丑妞，姨老了，眼睛不中用，有的地方织得不好，能看出线头来……”我再也抑制不住地哭起来：“姨，不，娘，我就爱围能看出线头的围脖。”她拍拍我的脸，咧开嘴笑了，笑中闪烁着泪光。
北风呼啸的寒冬，围上娘亲手织的围脖，周身犹如被一条温暖的河流浸润。其实母爱就是一条温暖的河流，永远波澜不惊地流淌，温暖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