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洛一生没有得到父爱，没读过几次书，受教育权也被父亲剥夺。然而，有前仆后继的大臣为他坚持数十年的战斗，他终于争得储君地位。
朱常洛读书虽少，却有勤政之举：废矿税、饷边防、补官缺，拨乱反正。可惜，他未能大展宏图，在位一个月就一命呜呼，可怜可叹！
为何不让太子读书
在万历皇帝朱翊钧以前，明朝的列祖列宗都很重视皇子皇孙的学习。只有这一个，很特例。
一个孩子生在帝王家，他的成长经历、心路历程、接受的教育、他们的命运，注定是一出喜剧或者悲剧，注定有不同平常的人生。我们通常会认为，皇子或者皇太子都应该不乏接受教育的机会。可是，在明朝的历史上，偏偏就有一位，尽管在生活上极其奢华，而受教育机会几乎为零。
按照朱元璋定下的规矩，皇子朱常洛大抵十岁就应入学。但是他的父亲万历皇帝朱翊钧却一直反对他出阁读书。因此，他一辈子也没有读过几次书。
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首辅王锡爵提出十二岁的皇长子出阁豫教。朱翊钧表示同意，来年春天举行仪式。但是他附加两个条件，一是皇三子朱常洵要与皇长子朱常洛同时出阁，二是皇长子朱常洛见讲官要穿常服，不能穿亲王之服，行东宫之仪。经王锡爵再三劝阻，朱翊钧才勉强同意皇三子暂缓一年。
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二月，朱常洛已经十三岁，在大臣们的再三请求下，他的父亲才勉强同意他出阁读书。朱翊钧发诏令“一切恩礼俱从减杀”。第一次读书，仪仗侍卫一概没有。这次出阁读书之后，朱常洛就长期辍学了。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冬天，十九岁的朱常洛得到了一次学习机会。天气非常寒冷，室内一只火炉都没有，连太监都不给朱常洛好脸色看，不给生火取暖。朱常洛虽然心里窝火生气，却照样出阁读书。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终于被立为皇太子。按照规矩，读书的时间在巳时，遇到寒暑免读，讲官要严格挑选。但是他的父亲朱翊钧给他把读书的时间改了，改为寅时，寒暑不免。读书的桌子也改小了，只有二尺多点。太子的讲官也没精挑细选，皇帝很随便就指定了老师。据史料记载，仅有的讲学，朱翊钧派了两个非常可笑的讲官。一个是吴越口音，举止烦急，使朱常洛“片语不晓”。还有一个肥胖的讲官，讲完课就靠着柱子喘息。尽管如此，朱常洛不敢向父亲抱怨。
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五月，礼部尚书孙慎行以皇帝朱翊钧二十年来不亲自祭祀天地、祖宗，皇太子朱常洛读书已经停止八年，还有皇长孙朱由校九岁未曾读书诸事，上疏恳请。朱翊钧一概不予批准。
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大学士内阁大臣方从哲上疏请示，奏言：“皇太子讲学，诚当今之急。”
朱翊钧马马虎虎批示：“此等大事，朕岂不知。”
方从哲不甘心，又上疏：“再请令皇太子与皇太孙一并出阁读书。”
朱翊钧还是两个字：“不准。”并且自相矛盾地补充了一句，说，“等到册立之后再说。”
他不同意册立皇太孙，又说册立之后才可以读书，其实他的心里一直惦记着立郑贵妃生的朱常洵为太子。大臣们死活不同意，神宗也就死活不同意皇太子皇太孙读书，两边僵持不下。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八月初四，“比太子既建，而禁不出阁者又十二年”，朱常洛才被批准再学习一次。然而，这便是最后一次了。
从此，讲学再也没有进行过。这位朱常洛也堪为可怜，一生总共也没有读过几次书。
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初一，著名的萨尔浒战役，数十万明军被清太祖努尔哈赤打得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三路丧师。就在这时候，言官们还是照样操心太子皇太孙的读书这件事情。刑部给事中亓诗教，大声疾呼，为太子和皇太孙打抱不平，上疏请示：
皇上御极之初，日讲不辍，经筵时御。为何因循至今日，视东宫如漫不相关之人，视东宫讲学如漠不切己之事。且不为东宫也，皇长孙十有五岁矣，亦竟不使授一书，识一字。我祖宗朝有此家法否？
勤政之举矫枉过正
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八月，皇太子朱常洛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宣布次年改元泰昌。
朱常洛历尽千辛总算登上了皇位，成了君临天下的帝王。
在短短的一个月里，朱常洛借皇帝遗诏的名义，进行了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改革。朱常洛在群臣的帮助下，也做了不少实事，比如：废矿税、饷边防、补官缺，这都预示着新的政治面貌即将出现。
他下令罢免全国范围内的矿监、税使，停止任何形式的采榷活动。万历末年的矿监和税监引起官怨民愤，这种税收曾一度造成民不聊生，民变迭起，早为人们所痛恶。所以，朱常洛的这一诏书颁布后，朝野欢腾。
当初神宗大行敛财，宫中留有大量银两。朱常洛在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一日之间，连续两次发内帑共计一百六十万两，发给辽东经略熊廷弼和九边巡抚按官，让他们犒赏将士；并拨给运费五千两白银，沿途支用。朱常洛还专门强调，银子解到后，立刻派人下发，不得擅自入库挪为他用。
他拨乱反正，将由于进谏而得罪皇帝的官员全都释放，补用空缺的官职。袁可立、邹元标、王德完等一些正直敢言的大臣，先后被召回，官复原职，重振纲纪，补足了缺额。他又提拔了一批新的官吏，使朝政有了些起色，朝堂为之一新。
朱常洛命令礼部右侍郎、南京吏部侍郎二人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随后，将何宗彦等四人均升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启用卸官归田的旧辅臣叶向高，同意将因为“上疏”立储获罪的三十三人和为矿税等获罪的十一人一概录用。因此，有人感慨朱常洛矫枉过正，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官满为患”的局面。
宫中的郑贵妃似乎仍是朱常洛无法摆脱的阴影。不过，他非但没有去追查当年郑贵妃对自己的迫害，反而处处以先皇为借口，优待郑贵妃。
神宗离世的次日，朱常洛传谕内阁：
“父皇遗言：‘尔母皇贵妃郑氏，侍朕有年，勤劳茂著，进封皇后。’卿可传示礼部，查例来行。”
此时，朱翊钧的王皇后以及朱常洛的生母王氏都已经去世，郑贵妃一旦变成皇后，在接下来的泰昌朝中，她就可能变成皇太后。既然朱常洛另有生母，郑贵妃怎么能封为皇后呢？朱常洛对此感到十分为难，于是将奏疏留中不发。礼部右侍郎孙如游上疏给朱常洛说：“臣详考历朝典故，并无此例。”于是，朱常洛收回了封郑贵妃为皇太后的谕旨。
国本之争疑案重重
1586年（万历十四年），郑贵妃生下儿子朱常洵。由于万历皇帝朱翊钧对郑贵妃与对王恭妃的态度不同，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由此揭开了帷幕。
还在朱常洵出生以前，首辅申时行就曾建议万历皇帝早立太子。但万历皇帝不愿把自己不喜欢的宫女生的儿子立为帝位的合法继承人，以皇长子年龄尚小为托词。朱常洛五岁了，他的母亲王恭妃还未受封；而朱常洵刚刚出生，郑贵妃即被封为皇贵妃。朱翊钧一直有废长立幼的想法，他又提出了三王并封的主意，想把他的儿子们，众皇子都封为王，以降低长子的地位。
但是，朝臣不买账，进行了坚决的阻扰干预，使朱翊钧的计划没有得到实施。朝中大臣担心郑氏谋立皇三子，损害国本。他们争相提及皇储问题，奏折累计成百上千，无不是指责后宫干政，矛头指向郑贵妃。
历经多年抗争，朱翊钧在这些前仆后继的劝谏者面前，到底还是筋疲力尽了。在慈圣皇太后李彩凤的干预下，朱翊钧无可奈何地立朱常洛为“皇太子”。
早在几年前，朱翊钧为讨郑贵妃的欢心，曾许愿将来封朱常洵为太子。郑贵妃施展聪明，让他写下手谕，珍重地装在锦匣里，放在自己宫中的梁上，作为日后凭据。郑贵妃听到朱翊钧要立朱常洛为太子的消息，虽然感到大势已去，但她还是要作最后一搏，她必须出示这张王牌以制其敌了。
可是，当郑贵妃满怀希望地打开锦匣时，不禁大吃一惊：手谕让衣鱼（蠹虫）咬得残破不堪。朱翊钧长叹一声：“此乃天意也。”终于，他不顾郑贵妃的泪眼，而把朱常洛封为“太子”，把朱常洵封为“福王”，封地洛阳。
至此，有关国本的争论前后已达十五年。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朱翊钧身心交瘁，郑贵妃悒郁不乐，整个帝国不得安宁。“国本之争”终于告一段落。
但是，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慈圣太后李彩凤，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临死之前，她又办了一件足以令群臣热血沸腾、让朱翊钧十分尴尬、让郑贵妃恨之入骨的大事。
按照明朝祖制，所封藩王必须住在自己的封地，非奉旨不得入京。但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却自恃父母之宠，竟在皇宫中十多年不赴洛阳。
正当皇帝和群臣为朱常洵就藩一事争得难解难分之际，行将就木的慈圣太后李彩凤出现了。她先是召问郑贵妃：“福王因何未就藩？”聪明伶俐的郑贵妃沉着地回答：“太后明年七十寿诞，福王留下为您祝寿。”慈圣太后岂能如此被糊弄，她冷冷地反问：“我二儿子潞王就藩卫辉，试问他可以回来祝寿否？”
郑贵妃无言以对，只得答应督促福王速去封地就藩。
朱常洛虽然被封为太子，但他的生母王氏仍旧没有被加封，还是个恭妃。到了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朱常洛有了儿子，万历皇帝才勉强封了王氏一个皇贵妃。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王氏郁郁而终，大学士叶向高建议厚葬，可是朱翊钧坚决不同意。一再进言，皇帝才勉强通过。即便这样，朱翊钧都不肯追谥她一个皇后的名位。
到了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又起风波，有人说郑皇贵妃以及福王将要谋害皇太子，朱翊钧敌不住太后和大臣们的轮番攻击，在慈圣太后去世一个月后，只得让福王赴洛阳就藩去了。
当上太子之后的朱常洛，内心十分压抑，宫内、宫外的斗争始终都在威胁着他的地位，甚至生命。几十年来，朱常洛颇受父亲的打压、郑贵妃的陷害。在残酷的斗争中，他已经渐渐学会韬晦，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各方面表现得中规中矩，让父亲找不到废掉自己的把柄。
最不甘心的就是郑贵妃了，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能够坐上皇帝的宝座，她绞尽了脑汁，必要置朱常洛于死地。
朱常洛二十一岁始婚，婚后移居慈庆宫。不久，宫里就发生了“梃击案”——男子拿木棍闯太子寝宫。
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一天中午，太子朱常洛正在午睡。值班太监突然发现，有一个壮汉，不知道怎样混进了守卫严密的太子居住的慈庆宫，他手持枣木棍，正要挥起木棍，照着太子的头上打去的时候，被侍卫当场活捉。朱常洛吓得心惊胆战，说不出话来。
他如何能闯进戒备森严的皇宫，又如何能轻易找到太子居住的宫殿？
这在宫中引起纷纷议论，人们背地里都猜是郑贵妃指使。
被宫门太监抓住后，嫌犯先是装疯卖傻，东拉西扯，不说实话，一顿酷刑过后，供认了真凶。那人是蓟州的张差。经过反复审理，案情渐渐地浮出水面，果然牵涉到了郑贵妃。
那人说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庞保、刘成所指使，是他们把他偷偷地带进了太子寝宫的。
郑贵妃为了让儿子当上太子，而想要谋害朱常洛的事情昭然若揭。朝议沸腾，处置郑贵妃的呼声很高。
郑氏为免心腹受罪，向万历皇帝朱翊钧哭诉。但是太子差点遇害，朝中大臣们议论纷纷，朱翊钧虽然是皇帝却也无法平息。郑贵妃万般无奈，只得跪求太子，太子慌忙回拜。
朱翊钧和太子朱常洛都心知肚明。太子不好说什么，他权衡利弊，宽怀大度，原谅了郑贵妃，帮助郑贵妃向大臣们说明梃击案与郑贵妃无关。他的宽宏大量打动了他爹万历皇帝，之后朱常洛在宫中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
最后，在皇帝的干涉下，当事人太子不追究，大臣们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以疯癫奸徒的罪名砍了张差，杖死了庞保、刘成，此案不了了之。这就是太子遭梃击疑案。
朱常洛沉湎酒色，后宫女人无数。1620年（泰昌元年）十一月，朱常洛才当了二十天皇帝，郑贵妃就送给他十个美女，昼夜欢娱，这几乎掏空了他的身体。加上刚刚即位，百废待兴，政务繁忙的他不到一个月就病倒了。
太医崔文升诊病，给他服用了泻药。使朱常洛一日一夜竟腹泻达四十三次，身体极度虚弱，后半夜基本就处于衰竭状态了。
当天，鸿胪寺官李可灼进献红丸。朱常洛服用之后，九月初一驾崩，在位仅仅一个月，享年三十九岁。这件事史称“红丸案”，此案最后也不了了之，成为了明宫三大案之一。
这是不是郑贵妃指使李可灼下的毒谋杀？红丸到底是什么药？崔文升为什么要向皇帝进泻药？
崔文升又是什么人？他本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人很机灵，好文笔。朱常洛即位以后，升崔文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
朱常洛即位后，身体不适，郑贵妃抓住机会，指使崔文升，以掌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朱常洛进“通利药”，通利药就是大黄。大黄的药性是攻积导滞，泻火解毒，相当于泻药。
后来，廷臣们对于崔文升进药的资格和所进药物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两点，对崔文升进行猛烈的抨击。
给事中杨涟说：
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
杨涟认为，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应当进补，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居心叵测。
当时，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外家、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宫禁凶危之状：“崔文升药，故也，非误也！”
八月二十二日，朱常洛召见首辅方从哲等大臣，六品的给事中杨涟也在召见之列。朱常洛看了杨涟很久，说：“国家事重，卿等尽心。朕自加意调理。”
朱常洛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
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太监们不敢做主，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
方从哲说：“彼称仙丹，便不敢信。”
接着，内阁大臣们奉命进乾清宫看望皇帝朱常洛。
新君即位，正待万象更新，可是没想到朱常洛突然就病倒了。朱常洛对自己的状况非常清醒，
他急召张惟贤、方从哲等十三位信得过的重臣进宫，让皇长子出来见他们，托孤安排后事。他又问起自己的陵墓的营建事宜。在安排就绪后，朱常洛问：“听说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
方从哲急忙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
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
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朱常洛已经十分虚弱了，他迫不及待地吃了下去，果真见效，气喘减缓，食欲大开，病情稍见好转。
朱常洛服完红丸后，感觉还好，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
傍晚，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颗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再服。
服后，朱常洛感觉安适如前，没有什么不良反应，沉沉睡去。
没有想到，第二天清晨，内侍太监发现，他已经在沉睡中死去。
于是，廷臣纷纷议论，指定李可灼献红丸致皇帝暴毙的罪魁，而且还牵涉到尚书方从哲。
内阁大学士韩将进药的前后始末详细地在给熹宗的奏疏中说明，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红丸，其实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是用妇人经水、秋石、人乳、辰砂调制而成，性热，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本就虚弱的朱常洛，岂能不暴毙而亡！
朱常洛独自在明朝同时创下两个纪录：当太子时间最长——三十九年；当皇帝在位最短——仅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