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历既非嫡子，又非长子，但弘历是雍正诸皇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位，自幼深得祖父康熙喜爱。他与祖父康熙、父亲雍正共同谱写了康乾盛世的壮丽篇章。
他是尊师重教的学生，他是博学多才的学者，他是勤政安民的政治家，他是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弘历的闪亮标签有很多。
令人惋惜的是，在十八世纪，欧洲各国都在进行翻天覆地的变革，而弘历却固步自封。他陶醉于眼前的“盛世安宁”，让清朝帝国错过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
“尚书房”里的皇子与帝师们
弘历天资聪颖，六岁就学，过目成诵，记忆力非凡，有过人的机智聪敏，乖巧伶俐，孝顺礼貌，后宫嫔妃们一致赞扬。
据说1721年(康熙六十年)的一天，少年弘历在父亲的带领下，到圆明园的“镂月云开”殿晋谒爷爷康熙皇帝。当时弘历非常乖巧，小嘴挺能说，深得康熙喜爱，并把他安置在避暑山庄的“万壑松风”书房亲自教诲。以后，康熙又设席懋勤殿，命儒臣徐元梦、朱轼、张廷玉、嵇曾筠四人授业。
康熙对弘历的要求非常严格，他在去世前就预言他的这个孙子有天分，“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胤禛和父亲一样，也看好这个孩子，为全面培养这个接班人，使其成为文武全才，他费尽了心思。
弘历在尚书房读书时，主要接受的是汉族传统文化教育，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无一不学，加上天资聪颖，因此他对汉族传统文化有精深的造诣。十七岁结婚后，他居住在紫禁城内西二所，即位后此地命名重华官。弘历将自己的书室命名“随安”，取“随遇而安”之意。
1730年（雍正八年），弘历十九岁，他将自己的诗文刊刻《乐善堂集》，宫内外传播，显示了出众的才华。父亲雍正知道了以后，非常高兴。
弘历的老师有多位，雍正选了著名的大儒，使弘历熟读儒家经典，通晓传统的中国文化。弘历博考群籍，受到了良好而严格的教育。先生们的人品和修德，都影响到了弘历，他从老师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人之道。
弘历说自己的一辈子成长归功于祖父和好父亲，也归功于老师的教导。他在《怀旧诗·三先生》中写道：“谓福敏：‘吾得学之基’，谓蔡世远：‘吾得学之用’，谓朱轼：‘吾得学之体’。”
弘历的老师中，有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叫福敏。福敏是康熙三十六年的进士，雍正朝吏部尚书。他品行端正，学问渊博，是弘历的启蒙老师。
1745年(乾隆十年)，福敏病重，弘历给加太傅。听说福敏患病，弘历去看望；得知老师离世，他亲自去祭奠。他赐祭葬，并撰写碑文，以表彰启蒙恩师的功绩。
弘历的一位理学先生，是蔡世远。弘历称其为“闻之先生”，别人称之为“梁山先生”。
蔡世远给诸皇子主要讲授四书五经及宋“五子”，即周、张、二程(程颢、程颐)及朱熹的理学。他讲“必近而引之身心”，说明为人处事必需“设诫而致行”的道理。在辅导皇子学习诸史及历代文学作品时，他讲“则于兴亡治乱，君子小人消长，心迹异同，反复陈列，三致意焉。”
当时兼任太保太傅的都是一些执政的大臣，每天都忙忙碌碌的，但只有蔡世远一人每日卯时入宫，酉时出宫，十余年风雨无间。他辅导诸皇子学习，专心致志，很少参加廷议和宫廷斗争，深受雍正皇帝的赞许和诸执政大臣的好评。
蔡世远虽身居高位，但谦恭自持，淡泊为怀。所得俸禄，他省吃俭用，多半都赞助给亲族和故旧，家里的妻儿敝衣粗食，非常贫困。他在京城的家里，只有一床一帐，遇有好友来家，就让出自己的床铺，自己睡在后面的夹室里。
有一次，宫里的御医陶太常到蔡世远的家里为其妻子诊病，一进门就看到家徒四壁，床上挂的是有补丁的旧蚊帐，盖的是补丁压补丁的粗布被，非常震撼，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在高官中还有这样清廉的大学士。他回来就告诉其他大臣，并向雍正皇帝汇报。
老师的艰苦朴素，为人贤德，给弘历树了极好的学习榜样。把弘历交给这样的老师，雍正十分放心。
1737年（乾隆二年），弘历感念老师的高风亮节，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赐祭葬，谥文勤。后又追赠太傅，写了《怀旧》诗，诏令入祀贤良祠。
朱轼这个人，实在是不简单，正直、节俭、廉洁，勤政爱民，早在康熙时期，就很好的口碑。他的官是靠突出的政绩踏踏实实一步步做上去的，从县官一直升至巡抚，再到皇帝身边的左都御史。
那一年，还是雍亲王的胤禛正在到处为儿子选老师，一个偶然的文人聚会上，认识了朱轼。胤禛仔细翻阅了朱轼写的书《历代名臣传》等著作，觉得文笔很好；又与朱轼闲聊，觉得他学问通天接地，是不可多得的一代大儒，于是决定请朱轼给儿子做老师。
后来，按照胤禛的安排，朱轼在懋勤殿设讲坛，弘昼与弘历，还有其他几个小孩子，都行了拜师礼，同时受业于朱轼。
朱轼对学生们的要求很严历，一点都不客气，老私塾先生的做派，连打带骂加体罚。雍正也觉得过分了，很心疼儿子，就对朱轼说：“教也为王，不教也为王。”
朱轼很严肃地回答：“教则为尧舜，不教则为桀纣。”他也看好了弘历，照打照骂，一如平常。戒尺下，他把弘历当作圣贤帝王来培养教育。
被朱轼顶撞了，雍正无言以对。在所有的老师里，弘历最为敬重朱轼，因为朱轼非常认真，并不因为学生是皇子就放松要求，反而更加严格对待，学生只要犯了错，他一样处罚。雍正对朱轼的态度，也只能是十分认可，这样不惧皇家威严的先生，到哪里去找啊。
弘历做了皇帝后，非常感激和尊重他的老师，路过朱轼的家乡，还曾经亲自到高安问候朱轼。
学生上门来看望老师，朱轼很高兴，就用四盘二碗宴请皇帝，菜谱是：腊肉、肉皮、粉丝、闽笋四盘，猪脚或冻鱼，肉圆子或薯粉圆子为二碗。弘历不见外，吃得非常开心。
1736年（乾隆元年）九月十七日，弘历登上皇位不久，重臣朱轼在呕心沥血一生后，卒于京城。
史传他的葬礼极其隆重，皇帝哭奠，随驾亲王、大臣行拜祭之礼，和亲王宣读祭文，规格非常高。第二年，朱轼归葬高安故里，仪式同样十分隆重。朱轼的棺材是金丝楠木的，乾隆皇帝御批打造，起灵以后，沿路从北京到高安，五十里之内，七品以上的官，都到灵柩旁来祭拜送行。
乾隆皇帝特批在朱轼的家乡建造朱轼陵园，牌坊上刻着乾隆皇帝御赐的、由当朝一品大员大学士、吏部尚书兼领兵部尚书甘汝来亲笔书写的“帝师元老”四个大字。
博学多才大兴文字狱
弘历从小就在汉文老师的教授影响下，注重弘扬满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醉心于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他对汉文化也有深厚的造诣。
成年以后，他还曾到国子监为群臣宣讲儒家经典《大学》。
他崇尚风雅，喜欢寄情翰墨，其书法仿赵孟頫。十八岁开始学工笔花鸟画，曾遍临林椿、边鸾、黄筌等名家作品，山水、花草、兰竹、梅花、折枝都信手拈来。他在百忙中“万几之暇，惟以铅丹从事”。弘历也画佛像，寥寥数笔一挥而就。他写诗抒怀，琴棋书画都颇见功力。
乾隆壬辰年，六十二岁的弘历有一幅君臣合作的画，是弥足珍贵的《开泰图》。
画面上有三只羊，小羊在跪乳，母羊凝视远方，公羊低头觅食，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宫廷画师邹一桂，当时任内阁学士兼礼部尚书，也是有名的花鸟画大师，他为这幅画补绘花石、山茶、梅花。弘历在画面空白处抄录他颇为得意的一篇文章《开泰说》，借用三只羊寓意“三阳”，为三阳开泰的吉祥寓意。
弘历风流倜傥，曾先后六次下江南，遍游江南名城，到处留墨，大江南北传遍了他的风流韵事与诗文。弘历巡行时，每到一处必作诗纪胜，御书石刻。凡遇军国大事，时令佳节，喜庆盛典，哀乐闲情，皆有吟咏，每天召见大臣后，或作诗，或绘画。有时还写诗赐给群臣以示宠信，带动了天下满汉文人都学习汉学儒家文化。每年元旦过后，例必茶宴廷臣，还即席命题，用柏梁体联句。许多大臣也因此精研艺文，以诗词书画获进。
弘历各种爱好和兴趣很多。他最擅长的是作诗，他的诗作非常多，有四万多首。他的有些诗在史料价值上极为珍贵，非一般文臣所能代笔。
有一年正月十六日，弘历在圆明园赐宴群臣，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正在酒酣之时，忽然间听到络纬声，十分惊喜，命蒋溥、开泰、刘统勋、秦蕙田、刘纶五位大臣以“春候秋虫”为题即席作诗。原来，春候，指春光明媚的季节；秋虫，指络纬、蟋蟀等秋天活跃的昆虫络纬，即纺织娘，俗名“蝈蝈儿”。每当秋夜，这些小昆虫在阶下草间不停地鸣叫。皇宫里面的络纬、蟋蟀是养育在温室中过冬。反季节，进了正月，就开始还阳，叫唤起来，弘历哪有不开心的道理呢？宴罢，蒋溥作了一幅画，将君臣唱和的诗抄录在上面。
弘历最后写诗，再让内监交有文学造诣的军机大臣看，征求修改意见，非常谦恭。弘历学问很深，他的诗中经常用典故，弘历要大臣们说出处，但是，诸大臣往往会被难倒，要回去遍查典籍，有时几天才找到出处，甚至找不到，老老实实向皇帝请教，私下里都对弘历的博学多才佩服得五体投地，怕皇帝考问对答不上。
有一次，长于史学、考据精赅的著名史家内阁中书赵翼，入值军机，随弘历到木兰围场打猎。这一天，下雨围猎，弘历写了一首《雨猎》诗，内有“著制”二字，与袁枚、张问陶（船山）合称“乾嘉性灵派三大家”的赵翼，学问也是非常高深，记忆力好得惊人，此时竟然一片茫然，不知出处。冥思苦想好几天，又很矜持，他终于想起《左传·哀公二十七年》陈子帅师救郑篇有一句“衣制戈杖”语，这才明白，原来“制”是雨衣也。学冠天下的赵翼，自愧学问不如乾隆。
又有一次，乾隆在作战命令中用朱笔添了“埋根首进”四字，赵翼见了也不知何意。好长时间后，偶读《后汉书·马融传》，才找到出处，是决计进兵的意思，一头冷汗顺脸流下。
弘历也是一位书画鉴赏大家。宫廷收藏的历代法书、名画真迹画，大部分是他收集的。收集的东西一到手，他就在书画上的题跋盖印玺。比如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珣的《伯远帖》等，都是他收藏的。他命张照等文臣编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两部书画录，将秘阁所藏的书画一一胪载。弘历对保护书画遗产是有天大的功劳。
弘历在启祥宫南面，建了一个如意馆。这是一座艺术馆，他招聘了宫廷画家和雕琢玉器、裱褙帖轴的工匠，养在如意馆内工作，自己也经常到馆内观看画家作画，看玉器的雕琢。每次他出巡时都带着画师，看到好处和有意义的，就叫画师画下来。
意大利画家郎世宁，来到中国以后，一直在内廷为宫廷作画。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赏识和器重下，郎世宁为皇帝画了许多御容画和他们的后妃肖像画，还画了弘历在热河行官接见三车凌和阿睦尔撤纳，记录了当时的很多大事件。
弘历还指定宫廷画师丁观鹏、张为邦、王幼学等向郎世宁学习油画，融中西画法于一炉，弘历对引进西方画派文化交流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像自己的爷爷康熙一样，弘历欣赏汉文化，注重笼络汉人。在他当皇帝的六十年里，翰林院编了很多有价值的书。他开博学宏词科，招纳天下人才，下令征求捐献书籍。他用五百翰林，完成了各种官修书籍百余种，完成顺治朝开始编撰的《明史》，完成了在康熙年间编写的《大清一统志》，还完成了《四库全书》。
弘历自始至终关心编纂工作，重要的问题都亲自做决定，并经常向四库全书馆馆臣赏赐食品、文房四宝、衣物等。
乾隆元年，他就仿康熙举行了一次博学鸿词科考试。后来他六次南巡时，利用机会接见汉人知识分子十二次，途中召试各地推荐的江南士子，试以一诗一赋，一论或一策。学问大的，授予进士、举人，或者马上任为中书；是生员的，就赏给举人，准予会试。
尽管如此，还得说一说文字狱。满洲人入主中原，对汉人知识分子心怀戒备地打击报复，从顺治起就开始兴以言获罪的文字狱，毁书、禁书加上八股取士一系列举措，目的之一就是奴化汉人。
弘历自己就是文化人，是懂文化的，却屡下禁书令搞思想****。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弘历命对全国书籍作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查禁、删改了许多所谓“悖逆”“违碍”书籍，毁掉了许多明朝时期汉人写的书，以及疑似反清复明但有价值的图书，为的是斩断汉人反清复明的念头。这造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浩劫。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搞了十余起文字狱。戴名世的著作《南山集》，被认为有“政治问题”，遭到严惩，戴名世被杀头，株连亲戚朋友几百人。五十多年以后，乾隆皇帝再次旧事重提，利用“南山集案”再兴冤狱，杀了七十一岁的举人蔡显，株连二十四人。
雍正在位十三年搞了数十起文字狱。乾隆在康熙、雍正创建的“业绩”上更甚，亲手制造的文学狱有一百三十多桩，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甚至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在清朝历代中为数最多，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其实，是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王锡侯《字贯》案、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徐述夔《一柱楼诗》案都是著名的文字狱大案。天下才人噤若寒蝉，无不心惊胆战。
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年底，刘墉以劾举徐述夔著作悖逆事有功及督学政绩显著，迁户部右侍郎，后又调吏部右侍郎。这起乾隆年间规模最大文字狱的唯一赢家就是刘墉。
勤政好习惯非同常人
弘历的父亲雍正皇帝胤禛承前启后，对清王朝的康乾盛世以及存续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为了培养合格的接班人，雍正煞费苦心。尽管弘历被立为太子的时间比较晚，但是很早以前雍正就已把弘历作为他内定的继承人。雍正自己最清楚不过，只不过立储之事，是在多年后才公布于世而已。
弘历跟随雍正身边，耳濡目染也学到很多管理国家的经验。父亲勤政的言传身教，弘历受益匪浅。父亲的榜样，就是他未来的模式。
弘历登上皇帝宝座时，他的祖父和父亲打下了江山，清王朝的辉煌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灿烂。他集大权于一身，军国大事国防战报需要他“乾纲独断”以示重要；繁文缛节的各种礼仪以及祭祀需要他亲临主持以示重视；朝廷内外各种奏章不断，堆积如山的大事小情纷至沓来，他要一一应对，他要一件件处理。他要对下情有一定的了解，他要把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他要把所有官吏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为清王朝尽忠。没有超常的智力体力，难以完成。弘历高高在上，俯视苍生，关爱民生，保护疆土。他保持着充沛精力，遇事坚决果断，显示出青年皇帝的超群智慧和君王气魄，非常完美地站立在历史的最高处。
对于这样勤政的帝王，臣下都表示了关爱和敬重。在乾隆二年的六月，八旗六部大臣向他请示：皇帝太累了，能不能可以将当奏之事择其紧要者奏闻；引见之人，择其紧要者引见，其余则等到秋凉之后？
弘历也很理解地回应说：
朕办理天下事务，寒暑有所不避，岂肯自图晏安？……嗣后可照常奏事、引见，不必有意减少。
他在位六十年，除了晚年有些倦勤外，一直保持这种勤于政事的奋勉精神，可敬可叹。
在军机值班的，一共十多人轮值，每晚留一人值班。恐怕第二天一早有事，一人对付不了，便分工，每日轮一人早上班相助，他们得在五更天上班，觉得非常辛苦，心里有些倦怠很不情愿。但是，当他们知道了皇帝的起居时间和勤政事实，但看到皇帝天天这么早就上朝，也就不敢叫苦了。在乾隆一朝，大臣勤政，已经是很正常普遍的风气。
平时大家根本就不知乾隆帝何时起床。大学士赵翼在1754年（乾隆十九年）冬天，入值军处，他曾亲见乾隆勤政情况：弘历在卯时起床。北京的夏天，这时天已亮了；要是冬天，天还黑着。弘历从寝宫出来，每走过一门，必响鞭一声，听到响鞭依次响过，就知道乾隆圣驾已到什么宫殿了。这个时候，天还没亮。
弘历如此起早，得益于他从小读书的时候就养成的好习惯。特别是当西北准噶尔部和回疆闹事之时，紧急的军事情报到达，皇帝一定会亲自过目，如遇到紧急情况，会立即召集军机大臣面授机宜。每次都是赵翼到工作现场作记录，赵翼有时从起草到恭楷誊正，得要一两个时辰，弘历就一直在旁边，披着衣服耐心地等候，赵翼感动佩服得五体投地，哪里敢不敬业呢。
弘历当政，非常重视少数民族问题，以经营边疆、巩固国家领土作为自己不能忘怀的政治抱负。为了促进民族团结，笼络蒙、藏等民族，他提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著名决策。他在注意研究喇嘛教经典的同时，也警惕“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
弘历语言能力超群，他在乾隆八年习蒙古语，乾隆二十五年平定回部遂习回语，乾隆四十一年平两金川略习番语，乾隆四十五年因****来谒，他学习唐古忒语（也就是藏语）。每年蒙古、回部、番部等到京觐见，他都亲自接见，而且用对方的民族语言慰问对话，不用翻译。这在古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
他写过一首诗，就证明了他的语言天赋：
万里驰来卓尔齐，恰逢嘉夜宴楼西。
面询牧盛人安否？那更传言藉译鞮。
弘历身体状况好，体力超常，惯会养生。他每年腊月初一都到阐福寺三层佛阁上香，他八十六岁归政，岁暮大祭，不用手杖，不用人搀扶，在列祖列宗前躬亲拈香跪拜，有如常人。
他的视力也相当不错，到了老年，耳不聋眼不花，看书写字从不用眼镜。他父亲胤禛在世时，高度近视，需戴近视眼镜。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御试翰林、詹事等官，阮元都赋诗盛赞八十岁的皇帝不戴眼镜：“四目何须尔，重瞳不用它”，弘历听了非常高兴。
反贪养贪掏空国库
弘历深知人才的重要性，很重视选拔人才。用人之权，从不旁落，大臣的任命，都出于他自己的裁决。他召见臣工时，往往随手记下观察得来的印象，作为日后用人的依据。
1737年（乾隆二年），弘历发布上谕说：
翰林乃文学侍从之臣，所以备制诏文章之选。朕看近日翰詹等官，其中词采可观者固不乏人，而浅陋荒疏者恐亦不少，非朕亲加考试无以鼓励其读书向学之心。
他亲自出题，自少詹阱读学士以下、编修检讨以上的翰林，都要参加考试，谁都不许称病不参加，考试后他亲自阅卷不用他人，优胜劣汰，分别升降重用。
这样的考试曾举行过多次，谁都逃不过，没有真才实学，别想当乾隆的官。
自康熙以来，清代考核官吏，一视同仁，无论满汉。每三年会进行一次政绩考察，形成惯例。京官“京察”，外官为“大计”。经过吏部的考核，将不称职的官吏分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罢软、不谨、贪、酷八种，按照分类给予不同处置，以纯洁官员的队伍。
弘历把“京察”“大计”当做是荐举人才、参革衰冗的国家大事，一点儿都不马虎。在1753年（乾隆十八年）以后，他多次对在京的大小官员亲自裁定。注意解决官员及其家属的生活费问题，给京官加薪，给外官发放养廉银，使官员安心职守。对于一向不用考核的各省藩臬人员布政史与按察司，也要考绩，并传谕京官可以密折奏闻属吏贤否。
弘历的标准是，题补的官员需年力精壮，心地明白。对于到了年纪还不退休回家，占据官位、隐瞒年龄的大臣，他深恶痛绝。他认为衰庸老官是留一日即多误一日之事。
特别制定各类衰惫老官休致例和八旗武职年老休致例。1757年（乾隆二十一年）和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乾隆下令部院属官，到了五十五岁以上要详细甄别。“京察”二三等的六十五岁以上官员，要吏部带领引见；是否继续任用，要由弘历面见亲自裁定。
对于边疆办事司员，六十岁以上的就不许保送了。除漕务职司外，其他任何“亲民之官”超过年龄后均不得以任何理由留于原任。
1747年（乾隆十二年）九月，乾隆警告大臣说：
人臣奉公洁己者，首重廉隅。贪婪侵盗之员工，上侵国帑，下胶民脂，实属法所难宥。是以国家定制，拟以斩绞蓖辟，使共知儆惕。此纲纪所在。不可不持。朕因见近来各省侵贪之案累累，意欲早日整顿，庶其惩一而警百，不致水懦而宽难。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他规定“京察”“大计”中保举的“卓异”的官，如发现有犯赃行为，原保荐上司要受到议处。
有资料统计，乾隆一朝，在历次考核中因“不谨”“罢软”而被革职的，因“老”“疾”被勒令休致的，因“才力不及”和“浮躁”而被降黜、受处分的官员有六千多人。这着实把官员们给吓着了些。
乾隆初年，朝廷中以鄂尔泰与张廷玉为代表的满汉两派斗争十分激烈，乾隆对他们都进行严厉警告，并采取抑制手段，避免了大分裂。
乾隆一朝，太监没有高官。他非常重视对太监的约束，即位后就发表上谕，告诫太监不得越轨，最高官不过四品。太监略有放纵，许内务府总管先斩后奏。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弘历将泄露朱批的太监高云从处以骇人的磔刑（割肉离骨，断肢体，最后割断咽喉），起到了震慑作用。
他经常训斥部院堂官和督抚的姑息养奸的坏毛病。对于滥举官员的，出了事的，被检举的，受了处分的，都严厉谴责或处分，毫不留情。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弘历在上谕中规定，督抚妄举人员要判罪。此后，确有督抚因徇私妄荐而坐罪。
弘历希望他的臣子，文官不恋财，武官不惜命，人人奉公律己。但是，这很难。在弘历执政的六十年中，发生了不少贪污巨款案件，一些罪大恶极的高级官吏被处极刑，其中不乏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高官显贵。
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弘历破获了一起大贪要案，震惊全国。浙江巡抚王亶望，在甘肃布政使任内贪污赈灾款项，被揭发检举。受此案牵连的形形色色的官员有六十多人。最后的结果是贪污两万两以上被处以死刑的有二十二人；陕甘总督勒尔谨被赐令自尽。与此案相关连的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查抄王亶望的家产时，以银换金，隐藏珠玉等珍品，将搜出的赃物窃归己有。事情败露后，弘历又查出他在闽、浙两省任内亏空钱粮很多，弘历震怒，令陈辉祖自尽，以谢国人，震慑贪官。
但是，贪污腐败之事依然不绝。在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又发生了一起大案。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等人居然贪黩营私，向下属勒索钱财，以致山东各仓库亏空。弘历得报，勃然大怒！国泰是和珅心腹，和珅知道弘历动了杀机，急忙向国泰通风报信，竭力营救，也未能幸免，国泰被赐令自尽。
在弘历的执政期，为了反贪，杀了多位高官。即便如此震慑，他在身边却养了一只硕鼠，就是和珅！
弘历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皇帝，除南巡六次外，他还东巡四次，西行五次，至于奠祭于曲阜，秋弥于木兰，近游京畿，告诣嵩洛，车驾时出，不计其数。
乾隆好大喜功为人重奢靡，铺张浪费。主子带头过着锦衣玉食般的生活，影响整个社会风气由俭入奢，一改雍正的清廉。满洲亲贵，汉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一个比一个奢侈****。
有时候，弘历自己也认为过劳民力，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曾著《知过论》以自箴，承认糜费太大。
伶俐机敏的和珅善于揣摸和迎合弘历的心意，他为老年的弘历提供财源，还能忍辱负重，替皇帝背黑锅。在乾隆后期，和珅深得弘历的倚重和信任。和珅揽权贪污受贿，对依附自己的人百般庇护；对不肯依附自己的人进行陷害，往往故意激起弘历发怒。地方官每给皇帝进贡，同时会孝敬和珅一份，和珅逐渐积累起了巨额的家产。
朝内大官僚都倚仗和珅为后台，剥削其下以供所欲。盐政和河工都是当时的肥缺，因为和珅贪得无厌，遂逐渐陷于困境。以弘历的奢靡，加上和珅的贪婪，吏治腐败乃是必然的。可以说，弘历和和珅，实际上是官场贪污之风的根源。
乾隆崩了，和绅也跟着倒台。嘉庆上任，先拿和珅开刀，查抄了他的家产折合白银九亿两，这相当于当时全国十二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天下人无不咋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