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初中的时候，父亲买来一双大头鞋，旧的，黄帆布的高棉帮，皮大头，两只是搭配起来的，不一样大。可能是部队上“退”下来的，或是草原上牧民穿过的，里里外外全都脏乎乎的，有一只鞋里面的棉花都磨透了，露出黄不拉几的黄皮。就那，还不是什么人都能买得到的。
父亲之所以能买来，是因为他当时在相邻的公社党委工作，可能是走了个“小后门”才弄到手的。父亲原本是买给我爷爷穿的，可我爷爷脚大，他反复试了很多次，只有一只能穿上，另一只太小了，我爷爷把布袜子都脱了也没能把脚挤进去。最后，只好望鞋兴叹，让我拣了“便宜”。
我的脚小，我在两只不一样大的鞋坑里垫上稻草，系紧了鞋带，“叮叮咣咣”地穿在脚下。
开始几天，有点磨脚。我怕大人们知道了不让我穿，故意装出很合脚的样子。当时，我小叔、小姑，正盼着我不能穿，脱给他们呢。所以，磨脚我也不吱声，但我暗地里找些棉花垫在脚上，竟然“叮咣叮咣”地穿着它到西庄联中上学去了。
岂料，头一天，左脚磨出了两个银铃铛一样的大水泡，第二天，右脚的水泡也起来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舍不得脱下来，硬咬着牙，挺过了水泡的破裂、出血、化茧子的三个过程，苦不堪言地度过了“磨合期”。
大约两周后，就不怎么磨脚了。
接下来，小村里的大街小巷，无处不响起我的大头鞋的“叮咣”声。快要过年的时候，家里人让我到父亲工作的那个公社，去买个猪头来好过年。我很高兴，一大早就穿着那双大头鞋，“叮叮咣咣”地上路了。
从我们家，到我父亲工作的那个公社，有二十多里路，其中有七八里是乡间土道，十六里黄沙公路。当天，也不知道是我走得太急了，还是穿着那双大头鞋原本就不能走远路。反正，我还没走上公路，就觉得脚下不对劲儿了，先是感到两只脚火辣辣地痛，坐在路边石头上歇了一会儿，再走，就寸步难行了！脱鞋一看，呀！原来磨出茧子的地方，全都像涂了胭脂一样磨红了，有几处还冒出了鲜红的血腥子。这可怎么办？
往回走？显然不妥，家里人还等着吃猪头肉哩！再说，往回走，也还有七八里地。何不咬咬呀，继续往前走。
这主意拿定以后，我就把鞋带使劲勒紧，以免脚在鞋里上下打滑，走了一段后，我感到实在疼痛难忍了，便把棉袄的袖子撕开，拽出一把棉花垫进鞋里，那样，相对要磨得轻些。好不容易走到父亲工作的那个公社，本想见到父亲时，跟他说说我的脚磨破了，让父亲给我买双新鞋穿着回去吧。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一见我穿那么大的一双鞋来了，顿时就拉下脸来，不问青红皂白地训斥我：“你是怎么来的？嗯！谁让你穿这么大的鞋来的？”
我想跟父亲说，我不穿这鞋，家里还有我穿的鞋么？但父亲好像不容我分辩，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地训斥我，直到我的泪水含在眼里，父亲也没有正眼看我。
下午，我要回去时，我没敢跟父亲说我的脚磨破了。但父亲可能猜到我穿着那双大头鞋走路不方便，送我上路时，给了我两毛钱，让我花一毛六分钱，打张车票回去。
我拿着父亲给的两毛钱，走到车站，又改变了主意。我想，即使打张车票，坐上一段路程，下了车后，还有七八里的土路要走，何不咬咬牙一直走回去算了。那样，还能省下一毛六分钱。
这件事，过去二十多年了。当天我是怎么走回去的，记不清了。但我省下的那一毛六分钱，我买了一瓶墨水和四块水果糖。四块水果糖中，给我小妹三块，我自己吃了一块。我至今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