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于刘大杰古文断句错误的批评，是现代文坛上历时已久而没有澄清的一件公案。
1934年11月，北平《中华日报》刊出过曹聚仁的《标点三不朽》一文，列举了刘大杰等人校编《袁中郎全集？广庄？齐物论》的断句错误。10天后，同报再刊出了鲁迅的《骂杀与捧杀》一文，也是说这个问题。那段古文是：“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在书中被错误地标点作：“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这桩公案由大记者率先发难，再由大作家推波助澜，牵入者均是名人，是非所系，关注甚多。此后曹聚仁又作过《我和林语堂吵了嘴》一文，再度提到这段旧话。
《袁中郎全集》由刘大杰校编，林语堂、阿英同阅，书中出了错讹，刘大杰成为第一被告。此案发生后，有过漫长的“真空期”，到1992年才又被重新提起，这既是因为早前刘大杰已经公开出面担当了责任，也是与以往政治和学术气氛不无关系。越10余年，此案再度被人提起，成了跨世纪的话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中确凿地写道，“当时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断句错误甚多”（第5卷586页）；“刘大杰……他标点的《琅嬛文集》、《袁中郎全集》中却有不少错误”（第6卷161页）。而且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仍然沿用了这个说法。
《袁中郎全集》的断句错误是确凿的，但是错误的责任究竟归属何人，尚存在有待辨明之处。涉案的议论文章，笔者未必都能看到，或可尽其大意而已。如果不算当事人刘大杰、曹聚仁和鲁迅，今人基本可以分为持冤案说和持铁案说两派。持冤案说者有刘大杰的学生陈四益，文见《臆说前辈？关于刘大杰先生》；有魏邦良，文见《刘大杰和曹聚仁：失去勇气之后》。持铁案说者有倪墨炎，文见《现代文坛短笺？刘大杰与〈袁中郎全集〉的标点》；有史建国，文见《刘大杰的“怯懦”》；又有两个版本《鲁迅全集》注释的支持。另在网上见过某君作《也谈刘大杰》，不仅持铁案说，更牵出若干贬损刘大杰的其他传言。
陈四益先生的依据，是听说得来：“……一位明白底里的朋友告诉我，那本由时代图书公司印行的《袁中郎全集》的标点，其实并非出自大杰先生之手，而是一位从事革命活动的朋友（也是一位文化界名人），因生活无着，借大杰先生之名，标点此书，弄几文稿费谋生的。”陈先生说到的文化界名人，是指阿英，即钱杏邨。冤案派的论据相同，而据之论及刘大杰的人品，却又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陈誉之为虚怀若谷，魏贬之为性情怯懦。
倪墨炎先生的依据，是对刘大杰和阿英的走访得来。然而，相关的走访恐怕并不成功，因为被访者阿英一方虽然态度明确，刘大杰一方却语多含糊。倪是这样转述刘大杰的说法的：“我和阿英是老朋友，过去一直是互相帮助的。他既然这样说，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你们看着办吧。”话中的保留和无奈溢于言表，是无需品味也能听出的。但是倪先生写道，“……事情的真相最终还是弄得清楚的，因为这部《袁中郎全集》本身就是铁证。”笔者对这句话感到不解——倘若“事情的真相最终还是弄得清楚的”，“弄清”的过程应能令人信服才是；倘若仅将《袁中郎全集》指为“铁证”，那么所有的争论就都是无谓的了，鲁迅著作编辑室也不必委倪先生等人去走访了。相形之下，笔者比较欣赏倪先生后来的另一句话：“……读了四益兄《乱翻书》的读者，也能见到本文。两种说法，供他们抉择”。至于陈、倪以外的诸人，虽然各持己见，但对于刘大杰断句案本身，并未掌握直接或间接的依据。
出于两点理由，笔者对于“铁案说”持有疑问。其一，倪先生走访阿英、刘大杰两位先生的时候，并未取得足够明确的答复，其中显见的原因，是后者囿于私人情面，囿于当时的政治和学术氛围，未能畅所欲言；其二，由于偶然发现了刘大杰致唐弢、唐弢致王仰晨的书信，敦促笔者从旁观者站入持“冤案说”的一派，因为这些书信支持和补充了陈四益先生听到的情况。
1976年，刘大杰曾给唐弢写信，专为说明此案。有关标点《琅嬛文集》与《袁中郎全集》的情况，在信中是分别陈述的。关于《袁中郎全集》，信中是这样写的：
另外，关于《袁中郎全集》标点事，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向您说明一下。四十多年了，一直没有向人说过，知其详者只有郁达夫，他又早死了，可惜。
“袁中郎全集有不为斋丛书刘大杰校编林语堂、阿英同阅”这是印在书面上的。
此书共六册，标点人如下：
第一册，尺牍；第二册，游记、杂文、广庄，林语堂点。
第三册，传记、书序，林语堂约阿英点，后阿英不点，由我担任。
第四册，第五册，诗歌，郁达夫点。
第六册，一部分诗，郁达夫点，其余由我担任。
我当时担任之工作，为抄写全书，汇合各集性质相同之作，依照年代次序，加以编定；再校勘各本不同之文字。当时所用版本，有锦帆集、解脱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梨云馆本、四十卷本等。凡书中之注及校记，俱是我作。书面上写我“校编”不写我标点，原因即在于此。书出版后，受到曹聚仁之批评，集中于一、二册。林语堂看后，非常紧张。希望我出来承担责任，并约郁达夫和我吃饭，再三致以歉意。我当时为“友情”所动，在报上发表一篇短文，承认错误由我负责。我当时所以这样做，一面由于自己还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视此为寻常小事；同时也没有想到鲁迅先生会以此为题材来写文章。……回顾前事，已有四十余年。今年已七十，事过境迁。有破旧立新之意，无文过饰非之心。承您关怀，略陈真相。知我谅我，幸何如之。（5月20日）刘大杰先生的这封信条理清楚，笔者看不出疑点。提要概括他的意思就是，《琅嬛文集》是由阿英标点的，《袁中郎全集》出了毛病的一、二册则是林语堂标点的。案发之后，刘大杰完全是在代人受过。笔者绝难相信，当时年届七十的刘大杰会用谎言去洗刷自己。同年里，唐弢曾两次致信王仰晨论及此案，下面摘录部分段落：
……关于刘大杰标点袁中郎文章的问题。上次游长城时，延边大学一位女同志提出：她在上海，刘大杰面请更正，说这书是阿英标点，而用他名义的，我记得当时您也在场。后来刘大杰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书的底本是他的，阿英曾向他借钱买旧书，后来林语堂要出这书，阿英就写信向刘大杰借这本书，代为标点，用刘名义，并将标点费送给刘，作为还书债云云。此信我留在北京，大意如此，但据我所知，三十年代时传说标点此书另有其人，并非阿英，这事复杂得很（请勿外传），我问过刘大杰，有否别人代庖，他说他不知道，要问阿英本人。所以，我个人意见：最好访问一下阿英，告诉他刘大杰的意见，要求更正。如果阿英愿意承担责任，就更正；如果阿英不肯承担责任，那就无法，只能照旧。……此事万勿外传，您可根据延边那位女同志意见向注释组提出访问阿英问题。（9月22日）我的意见仍如上信所述。阿英如肯承担责任（关键在是否阿英本人标点），说明里可让他分担一些，否则有点困难。此事请与原注释单位（《且介亭杂文》、《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二集》三书）协商一下。刘大杰提出这个要求，如何处理？这封信仍是写给我个人的，但我不能擅自作主。而且他最初是向《二集》注释单位提出的。我的任务就是转这封信。（10月1日）唐弢先生是旧时上海文坛的过来人，对文坛掌故非常熟悉，他在上面的信中说，“但据我所知，三十年代时传说标点此书另有其人，并非阿英，这事复杂得很”，他的说法不应是空穴来风，并且也可以支持刘本人的说明。
鲁迅著作编辑室派员走访阿英和刘大杰，是在1977年。也就是说，时间上略晚于以上通信。对于这件断句标点的公案，唐弢没有说明他自己的看法，只是两次叮嘱王仰晨不要外传，想来王先生也谨慎地照办了。可以看出，后来鲁编室的工作人员或借调人员走访钱、刘二人之时，并不知道以上的通信的内容。鲁编室进行的走访，没有取得能够翻案的证据，所以在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刘大杰继续成为被告。鲁编室和唐弢没有接受刘大杰的解释，可能是有几方面的考虑：一、刘是当事人，说服力打了折扣；二、另一当事人阿英未有改口；三、虽然唐也听到此案另有隐情，但不能确知或不便说明；四、彼时言路未开，对于鲁迅著作的注释，学术考虑肯定是要服从于政治考虑。遗憾的是，2005年问世的新版《鲁迅全集》，在相关问题上仍然沿用了很有疑问的原注释。
笔者的看法是，刘大杰致唐弢信所说，即是事实真相，至少是最接近事实真相。也就是说，《琅嬛文集》与《袁中郎全集》的断句错误不是出在刘大杰身上。也可以提出一种假说即是：《袁中郎全集》的断句错误首先不是出在刘大杰身上，又可能不是出在钱杏邨甚至不是林语堂身上，而是另有其人，这当然有待证实。前面引用过的倪墨炎先生的那句话，也许可以稍加修改后在这里套用：希望读了《乱翻书》和《现代文坛短笺》的读者，也能见到本文。三种说法，供他们选择。
提出更多的线索，表面上可能使案情更加扑朔迷离，实际上会使事实比较接近于澄清。我们经历过不能给每个人提供平等说话机会的时代，但是它终将过去，刘大杰先生是知名学者也是一位公民，他的冤情在生前已经背负了四十年，没有理由让他在身后一直背负下去了。
补记：发现刘大杰和唐弢两位先生的信，事出偶然，却不料偶然之后又有偶然。日内翻捡旧书，忽然又看见了刘大杰的名字，手上的书是《初中学生文库——注释历代小品文选》，书分上下两册，刘大杰编选并注释，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民国廿四年十月初版。书中选入由晋至清十八人小品文一百六十二篇，其中并有袁宏道（中郎）十五篇。这多少可以说明，在刘大杰“案发”以后，中华书局对他仍有信心。因见史建国与魏邦良二先生文中，有对刘大杰“古文底子”的探讨，录来备作参考。
还想多唠叨两句。笔者以为刘大杰、阿英或林语堂中的任何一位，本来都可以胜任为袁中郎集断句的工作，之所以出现了毛病，应属疏漏，或也不排除将工作委以他人完成的可能。另外，三人中唯林语堂自幼就读教会学校，恰是“古文底子”略逊的一位，问题出在他身上似乎多一些合理性，而且也与刘大杰致唐弢信中所言一致，这可以算是一种想当然的看法吧。鲁迅先生在这上面做文章，表面是嘲讽提倡古文的人读不通古文，其实恐另有用意。刘大杰先生也说：“鲁迅当日写此等批评文章，并不在于一两句古书之断句，其精神实质，是反击在当日国事危急时期，林、周诸人宣扬晚明消极文风，麻痹青年革命意志，引导青年走上颓废道路（致唐弢信）”。
刘大杰先生后来离沪赴川，他自己说也是要离开林语堂，既然产生了这样的认识，或许在他内心，对自己所受的冤枉已经比较看轻了吧？笔者这样臆测。
200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