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先父的书柜，偶而会有意外发现。某些书籍似乎蕴藏有故事的线索，似乎有无言的诉说，可惜我无由领会，只是徒生感喟。近日病中无聊，就把几册曹禺作品拿来说说。
它们都是建国以后的出版物，就按出版时间序排列。
一是《雷雨》和《日出》两个单行本，由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6月和9月先后出版，同样的封面设计，《雷雨》覆以浅灰色的细网纹，《日出》覆以浅黄色的细网纹，书名上方都印有“五四以来话剧剧本选”字样。两书封面上都有钢笔手写的“付印本”字样，应是曹禺笔迹。书内改订之处极多，也一律是用钢笔留下的，书内尚有个别页面，是将改订内容写于小纸片，再粘贴到页面上的。《雷雨》书内另夹了6页500字稿纸（20×25），其中第6页又粘贴接长了1／3，都是用钢笔写得满满的。我猜测，这两册书应是后来交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前，曹禺先生交给先父的。
二是《明朗的天》和《迎春集》这两本书。《明朗的天》是精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本书虽是1版1印，但在它之前，同社已在1956年11月出版过这个剧本，这次是重排印行。这是曹禺在建国后写作的第一个话剧剧本，我未曾读过，据说反映的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上演后在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期间获剧本创作一等奖。扉页上有曹禺钢笔手迹：“仰晨同志指正曹禺1959、1、29”。《迎春集》是北京出版社195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是短文合集，其中有些文章是今天没法看的，例如有《胡风，你的主子是谁》、《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这样的题目，书后有作者本人的《后记》。附带提一句，作者是在1956年成为****党员的。扉页上有曹禺钢笔手迹：“树基同志指正曹禺1959、1、28”。我注意到二书题赠的时间只差一天，却分别题写了先父当时用的名字和曾用名，不知有什么意思在里面。
三是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四幕剧《家》，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4月1版1印，书内用纸粗劣偏黑。曹禺说：“我写剧本总不愿写得那么现实，写痛苦不幸就总写痛苦不幸，总得写出对美好希望的憧憬和追求。改编《家》时也是这样一种心情”（《曹禺自述》京华出版社2005年出版），我读同名小说和剧本相隔40年，年龄阅历相距太远，阅读感受不在共同基点上，但还是比较喜欢原著。此书也是签赠本，扉页上有曹禺钢笔手迹：“仰晨兄指正家宝77、12、8”。它的出版时间与题赠时间有这样大的跨度，似乎有些非同寻常，特别是中间经历过那10年劫波，这本书的价值更其不同，这种赠予的意义也更其不同。
四是《曹禺选集》，内收入《雷雨》、《日出》、《北京人》三个剧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5月北京第1版，1978年4月辽宁第1次印刷——真是匪夷所思，出版时间与印刷时间相隔竟达17年！1959年里曹禺有两信与先父谈到这本书，当时已经提到过样书和稿酬的事，难道真是到1978年才出书吗？是因为“自然灾害”和“史无前例”延迟了下来吗？一时无从确定，果真是如此，即使不能断定它是绝无仅有的例子，也留下太多回味了。本书付梓前，先父主要在忙于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工作，但是为了写这本《选集》的《后记》，曹禺曾反复找他商量修改，并两次书信沟通，相关事情可参见拙文《父亲与曹禺交往琐记》。这本书扉页上也有曹禺题字：“敬赠仰晨同志教正家宝七八、五”。
以上6本书，前2种因为大量保留了作者的改订痕迹，可能最具研究价值。搞研究不是我要做的事，只是出于好奇，将它们与上述的《曹禺选集》以及后来出版的《曹禺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粗粗对照了一下。发现改动处不可谓不多且不可谓不大，比之《日出》，《雷雨》的改动尤多。
曹禺本人说，“旧本《雷雨》的序幕和尾声写得不好”（《曹禺自述》），然而前述《雷雨》1957年版在《序》之后即是正剧，1961年版没有《序》只有正剧，“序幕”和“尾声”这两部分在1996年版才见到，他说的“旧本”应是指建国前的版本了。曹禺又说：“这个戏太长了，曾多次想删改一下”《〈雷雨〉英译本序》。前述1957年版《雷雨》书中所夹的6页手稿，应该就是在实施这种想法，它们压缩取代了书中第四幕的部分内容（P148－157），1961年版《雷雨》即据此排印，但是这部分内容在1996年版《雷雨》中又再次重新改过，恢复了删削的内容并有所增补。相信这部作品是曹禺修改最频繁的一部，他说过他记不清出版前改过多少遍，现在仅从我看到的版本看，他一定也记不清出版后改过多少遍。
《日出》1957年版，书前原有多段书摘，包括老子《道德经》一段，《新约》五段和《旧约》一段，这在1961年版里没有了，到1996年版才恢复。曹禺表示，（早年）因为审查制度，有些话不敢在剧里说出来，只能借这些引文发泄（《曹禺自述》），读来不由人不想，到了连这些引文也要删去时，真不知是什么世界了。《日出》1957、1961年版都只有四幕剧，1996年版在四幕之外，第三幕后插入了《附记》，内容是第三幕落幕前的另一种写法；全剧四幕后又增加了《〈日出〉第三幕附记》，它是1936年发表在《文季月刊》上的；又增加了《〈日出〉》跋》，没有记明写作时间，但我查到它在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日出》中是有的，这些不同应与《曹禺全集》对作品采用编年序有关。
一直以来，自己是过着一种没有雷雨也没有日出的生活，连前路的方向也不知道，更不知道写这种拉杂的小文有多少意义，或许读者也正有同感，那真是要说声抱歉了。
200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