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见过他。只是相关的记忆不是原生在自己头脑里，是爸爸嫁接给我的。
爸爸说在60年代初带我去看过巴金伯伯。那次巴金伯伯是来北京开会，下榻处似乎是在西单的民族饭店。爸爸说，在饭店的房间里，我一直在看一只信封上的邮票，后来巴金伯伯发现了，曾问过我是不是喜欢集邮。那时我应该是10岁或稍多一些，一张有彩色图案的邮票，显然比大人的谈话吸引我。事隔多年，爸爸再与我聊起这事的时候，我已经连那张相对有趣的邮票也不再记得，当然也不再记得两位长辈未必有趣的会面。
在70年代后期，我比较勤奋地学习过日语。爸爸给我的支持之一，是托请巴金伯伯为我搜求学习教材。爸爸是个拘谨到古板的人，能够为了这件事向别人开口，说明他对我曾经很期待，也说明了他对巴金伯伯的信赖。那时社会开放程度有限，取得国外资料的渠道也有限，巴金伯伯利用出访的机会，为我带来过小学、中学到高等中学的日语教科书，因为第一批带来的全部是上半学年的课本，后来又带了一批下半学年的课本把它配齐，两批共20余册。以后的两年我与这套书朝夕相伴，在学习中，也选译部分课文，试寄给不同的刊物，偶尔也得到采用。记得翻译过一篇课文《盼晴娘》，被《儿童时代》作为“小小说”采用了，编辑部还给我复了短信，那位编辑就是当时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王安忆。后来我也搞过一些其他各类翻译，但起步是从这套教科书开始的。这些年来常是心存旁骛，对于译事三心二意，对这套书却是一心一意地珍藏着。它们是我切实地受惠于巴金伯伯的纪念，使他在我心里变得比较具体，但是我没有再见过他。
80年代和90年代，各去过一次上海。
前一次正巧爸爸也出差，他已经先一步到了上海。去会合他的时候，见到巴金伯伯的女婿祝先生正在房里，他刚刚帮助爸爸从一个较差的住处调房过来。后来我们父子去访过巴金伯伯，记不得是什么原因未能相遇，家里只有两位老媪，猜得出就是长期与巴金伯伯同住的他的两位妹妹，她们和爸爸闲谈，并留我们用了午饭。那一餐不俭不奢，与我们的口味很相近。爸爸留在沪上时间较长，后来应该再度往访过，而我另有公务在身，第二日就离沪去了浙江。那次无缘见到巴金伯伯。
后一次是1997年巴金伯伯94岁寿辰的时候，文汇出版社出版了《巴金书简——致王仰晨》，这个集子收了巴金伯伯写给爸爸的300多封信。社方请爸爸去上海参加有关活动，我也陪同去了。那时巴金伯伯已经住在医院的病房里，爸爸去看过他两次。前一次他是随主办单位《文汇报》去的，我在饭店房间里看到了电视报道；后一次我陪了他去，但在医院门口就止步了。那是一个下午，出门前爸爸面有难色地问我：“你是不是不去了？”我想他是不愿意别人有任何误会，其实这心思在我也一样，因为我不但没有工作上的名份，甚至不是巴金作品的热心读者。但那时爸爸年近八旬，我不放心他自己去，便陪他去了华东医院，约好了在外面等他。爸爸出来后对我说，小林姐姐问到了我，说应该让我同去。爸爸一生谨慎又自抑，他情愿显得不近人情，也不情愿被别人视为攀附，其谦卑之下的傲骨，是我看得清楚并且尊敬他的地方。这次我仍无缘见到巴金伯伯。
爸爸与巴金伯伯的友谊，持续了60多年；爸爸做巴金作品的编辑工作，前后也有30年的时间。《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的编辑工作，爸爸是在离休后才开始做的，历时10余年；两部《全集》出版以后到他去世以前，他还在继续编辑一些未能收入《全集》的文稿。在作家生前出版其全集，似乎未闻先例，在外间也引发了不同意见。然而两位老人终能良好沟通与合作，比较圆满地完成了这项文化工程。一个编辑和一个作家，这种历久弥深的友谊，在文学史上也算得是罕有之例了。
爸爸不大对家人讲他的工作和他的朋友，关于他与巴金伯伯交往，也只听说过一些零星的小事。比如抗战胜利重回到上海后，他曾设宴款待过巴金伯伯，那是请了厨师到家里来张罗的，那种规格的宴客，他生平大约没搞过第二次，据说是雇了黄包车接送巴金伯伯往返。有个小插曲是：作陪者中有我的姑姑和姑夫，姑夫来时把汽车停在弄堂里，饭后出得门去，发现车上的油箱盖子不翼而飞了。有的回忆便没有什么细节，比如50年代里巴金伯伯来北京公干，时尔会约了爸爸外出吃饭，或去北海公园划船。妈妈说曾见过他们两人长谈，就站在西总布胡同三联书店总管理处的庭院里，巴金伯伯年长，可能先累了，就用一只手扶住树继续站在那里。写此文中，翻阅了《巴金文集》日记部分，在1962年12月29日项内记有，“去淮海路邮局取回王树基汇还的借款一百五十元，……复树基信”。这里的“树基”是爸爸的曾用名。经问妈妈得知，那时为了度过饥馑的日子，不得不请在家帮佣的董阿姨，分期分批地去乡间黑市“套购”鸡蛋，所以有借款一事。
爸爸与巴金伯伯一家过从较密，我却与巴金伯伯缘悭一面。记忆中仅与小林姐姐有过一面之缘，那是早年家住平房院落的时候，她来访过一次，是20多年前的事了。她和爸爸谈话的时候，我回避了，只在她告辞时才去尽过礼数。小林姐姐的言谈和气质都是很温和很大方的，那次短暂见面，留给我的印象很分明。另外，与巴金伯伯情同父子的马绍弥大兄，是住在北京的，他多次来家里看望爸爸，我们碰过几次面，他也是一位朴实而谦和的人。爸爸在今年6月间去世，小林姐姐很快来了电话，她动情地说，想不到王叔叔会先走，真是想不到，也说了鉴于巴金伯伯的健康状况，不便将消息告诉给他。后来她又通过马大哥，对我的情况表示了关心。济生伯伯也有信来，并撰《好编辑，真君子》一文怀念爸爸，刊在《新民晚报》上。4个月后的秋天，巴金伯伯也去世了，虽然他是久病且已年逾百岁，仍然使我感觉意外与不可接受，闻讯后的第一件事，是写信表示自己的哀悼，并向他的家属表示慰问。
因为爸爸工作的关系，我比许多读者多了亲近巴金的可能，又因为爸爸个性的关系，使这个可能终未实现。这固然不无遗憾，不过既然这种可能的机会是爸爸带给我的，他把它收回去我也无可抱怨。我相信我已经从上辈人的友情中受益了，那种欲辨无形、不着痕迹的友情，其实是沛然存在也可以切实感受到的。它的意义在于，使我不致被尘世中不如人意的事情蒙住眼睛，看不到美好人性的光辉。此生虽然与巴金伯伯缘悭一面，而今而后，在精神上与他会面，也许并不是不能期待的吧。
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