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哪所大学毕业的？”
“我没读过大学？”
“业余的也没上过？”
“没，我现在还是高中学历。”
……
在我过去的二十年间，演绎过无数次上面的对话。而每次对话的当儿，对方的表情不一而同，或轻视，或惊诧，或敬仰。但无论是轻视，是惊诧，还是敬仰，他们的心头肯定都凝着一个疑团：为什么不去搞一个学历呢？
确实，在我们的这个国度里，学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管是求职还是升迁，不管是谋利还是扬名，甚至于骗财骗色，都需要它“保驾护航”。鉴于它的重要性，搞一个学历成了中国人的常态，白领不必说了，扫马路的也不例外。
说起搞学历，我未必没想过。读书的时候想，因为一场病和一次运动跟它失之交臂了；工作了以后想，终究因为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而放弃。当然不去搞，还存在其他因素：譬如，起初以为它未必重要，后来觉得自己用不着再搞。
就这样，一直延缓着，度过了二十年光影。在这二十年里，我把搞学历节省下来的精力，编辑了上千万字的铅字，被确认为“主任编辑”，成了中国编辑学会会员；创作了上百万字的作品，被评定为“二级作家”，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然而，这一切相比学历而言，显得那样微不足道。你拥有了高级职称，你有编辑和创作成果，但你只有高中学历，你就进不了大型企业，事业单位更不要说了，考公务简直在做梦！你只能在一些小型私企，长年累月艰辛地挨着日子。
记得前年的一个暑假，我的大姐夫曾在老家放言：“考不上大学怕什么，像我舅佬只有高中学历，现在混得比一般大学生好。”我闻讯后，立马纠正了他的错误言论：“我混到现在这个地步，经历了多少辛酸又有谁知道？考上大学很重要。”
由于现实的逼迫，我越来越觉得学历的重要性。是呀，如果你拥有本科学历，就算你写不顺一段话，照样可以进国家企业；如果你是硕士生，不用担心写的文章狗屁不通，事业单位已向你敞开了大门；如果你是博士生，那更是“香馍馍”了。
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沸沸扬扬闹了半年之久的“唐骏学历门事件”，终究因唐骏承认花3000美元买博士学位而临近收场。其实，对这个“打工皇帝”我更多的是理解和体谅，在这个唯学历是重的国度里，你想出人头地，只能如此而为。
举我眼前发生的例子来说：一家私营性质的文化公司，从网上看到了我的简历，邀请我担任传媒出版部总监。而在此之前，某报社（事业单位）招聘采编人员，我投递了一份应聘简历，但终于无缘进入初审，原因很简单我没大专以上学历。
往历史的深处看去，中国人重学历，确也早已有之，至少隋唐就有例子。据载，唐高宗时期的中书令薛元超，虽位极人臣，却常常心怀不足，有一回对左右说：“哎，虽说我荣华富贵，却有三桩遗憾。第一，虽然做宰相，却不是进士出身……”
薛元超把不是进士出身摆在第一位，显示了学历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但唐高宗并未因此而轻视他，他曾说：“有了薛元超在中书机构，其他人也就多余了。”他离开长安去洛阳，还特意留薛元超在长安辅佐太子，足见对薛元超才干的充分赏识。
再看眼下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举国上下正轰轰烈烈大搞活动。其实回顾民国那段历史，确实有着不少可取之处。譬如就择才方面，就比目前具有开放性。像自称只有“高中程度”的陈寅恪，能被学界誉为“教授的教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然，也不单单是陈寅恪，还有陈独秀、朱自清、梁漱溟、钱锺书等。这些人物均因为学问，而成了大学教授。试想一下，要是放在今天，能有这种可能吗？纵观当今的社会，倘若没有博士文凭，任凭你著作等身，恐怕也得被高校拒之门外。
关于学历，当前有这样两种比喻：一种说它只是一张纸，另一种则认为它是一块砖。对于我而言，更倾向于后者。我觉得它是一块砖，只要你一旦拥有了它，无论对方何等庭院森深，都能拍响那扇厚实的门。唐骏的一路顺行，无疑就是一个明证。
而查阅《现代汉语词典》，“学历”的本意是：学习的经历，指曾在哪些学校毕业或肄业。也就是说，它无非是人生的一个环节。但在当前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环节，被无限放大到极致，几乎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