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坚，上海人，生于1974年。1997年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毕业，曾在上海和北京工作。1999年赴美国留学，现为美国辛辛那提环境工程系在读博士生。
辛辛那提大学在读的中国留学生中，王坚是年龄比较大的一个，也是来美国比较早的一个。在留学生中是很看重年龄和届别的，讲个长幼尊卑，很尊重自己的师兄和学长。
在这些留学生中，王坚是师兄，你不叫不行，不承认也不行，年龄与资格在那儿摆着呢！但让人从心眼里把你当大哥、大师兄看待，服你，敬你，可就是两码事了。我看王坚当之无愧，名至实归。王坚的性格比较内向，显得沉着、稳重，不事张扬，不大喜欢高谈阔论，但很自信，很有主见，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那些小师弟小师妹有了要拿主意的事常向他讨教，有掰不开镊子的事向他倾诉，很是信赖。其实他比他们大不了几岁，在我们眼里，还是个孩子。
一
王坚生在上海农村，也长在农村。小学是在村里念的，初中是在镇里读的，高中考到了县里，这所高中教学质量不错。王坚一直就想考清华大学，这个念头是在初中时萌发的。初中有个教师就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很有水平，很有抱负，因而就很受王坚推崇。老师好，老师的母校肯定也错不了。
1992年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王坚很想到外面闯一闯，只填了一个上海的大学，其余全是外地的，拿回去给家里人看。母亲一看就哭了，王坚说，别哭，咱们改！后来颠倒过来，只留了一个清华大学，其他都报了上海。
后来就考上了清华大学。这所高中以前有考上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的，但清华大学还是十几年来的第一个。
上海人求学的观念有点儿怪，觉得出国留学比如去日本、澳大利亚都不错；如果留在国内读书，全报上海的大学，其他地方的学校都不报，哪儿也没上海的大学好。
临走的时候，有个教师向他传授经验，北京那个地方冷，那是指室外。屋里有暖气，比上海暖和多了，所以不必穿棉袄，带个军大衣就行了，出门往身上一披，方便。1992年那会儿，军大衣是挺时髦的服装，便宜实惠。清华大学校园里，女生穿这个的也不少。爸爸妈妈送他去清华大学的时候，学校里还兴一种布面塑料底鞋，就是北京人说的懒汉鞋，他们一家人看着奇怪，后来觉得很实用，妈妈也买了一双穿上。军大衣兴了一年，第二年就没有人穿了。从此在清华园销声匿迹。当时物价不高，吃饭每月120块钱左右，还吃得挺好。学费更便宜，只有300元，连住宿费在内，跟白念差不多。下一届已经是700元了，到2003年时，学费已经涨到6000元，住宿费1500，涨得够快的。
清华园的5年大学生活，一晃而过，给他留下印象的还是在学校团委做的社会工作。
王坚去团委工作其实是冲图书馆去的，在团委工作可以借很多书，有点儿特权。做团委工作的同学大多对政治感兴趣，很容易就走上了从政道路，其实清华虽然是所工科大学，但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全是专家学者，会走各种不同的路，哪条路都能走通，这里聚集着一批高智商的人才。有一部分还走上经商之路，有的学生在学校就捣腾一些东西，给以后经商做了铺垫，甚至还有的念到一半就休了学，专心去做生意，学校同意保留学籍，这些事网上炒得挺热。
不过王坚是铁了心搞技术。1997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就去了上海。他的想法非常简单，学工科的，就得找一个工地，做工程，积累经验，从基层做起。他对自己的未来很有信心。
他去的单位是上海住宅总集团，这个单位很多年没有招到过清华大学的学生，对他很是器重。再一看履历表，在团委干过，更是喜出望外。
刚到这个单位，领导就让他组织活动，差点儿把他引上另外一条道路。那一年，这个公司招聘了好几十个应届毕业生，公司要开一个隆重的联欢会，想找个主持人，王坚自然是首选。其实这是个误会，王坚在团委并没有干过多少出头露面的事，空顶着个“大轰大嗡”的虚名。这次硬逼着也就上了，效果还不错，当个主持人王坚还是绰绰有余的。接下来的中秋节晚会，主持人的事自然又是王坚的，那时他已经下到了基层，他的师傅说，你在这儿肯定干不长，早晚得调上去，那段时间上上下下都挺器重王坚，领导还找他谈话，让他争取入党。
不过王坚一直想出国，清华大学的同学都想出国。他只在这家公司呆了3个多月就辞职了，还交了1万多块钱的违约金。
他第二次到北京，上了新东方学校，准备考GRE，但他首要的是生存，必须找一份工作。两年之内，前前后后换了四五个公司，那是他最飘泊不定的一段时间。
一开始到一个学长办的公司，那个学长一见面就给他戴高帽，说他有天生的经营能力，让他搞推销，其实王坚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他并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再说又没有什么社会关系，这个工作很难开展。但公司是按效益发工资的，看你推销成果，这下苦了王坚，干了一段时间，实难适应，就离开了这家公司。他找了一个做体育广告的公司，与自己的专业毫不相干，这时也顾不上那么许多了，先挣到钱再说，就与一些做广告的人打交道，这个群体的人员很复杂，五行八作的都有，真正搞专业并不多，但都是些老江湖，适应能力很强，属于在社会很能混的一群人，王坚夹在其中，有些格格不入。
后来他参加了一次招聘会，有个清华大学的校友，卖微机硬件，就决定到校友那里试一试。这个校友是本科毕业生。开始创业的时候蹬着板车，在北京卖电脑机箱。到此时，已经有几千万资产了，这是个能人，只比王坚早毕业三四年。
于是王坚就到中关村卖电脑了。他住在中关村，租了一间房子，黑而且小，最难办的是冬天自己生炉子。王坚是南方人，哪见过这玩意儿。他自己买来烽窝煤，上邻居家夹过来一块烧红的蜂窝煤引火。中午饭在公司吃，晚饭自己做，有时也到街口买点炒面之类。生活艰难点，这些都能忍受。最难受的是，每个星期还要给家里打电话，报喜信儿，哪有什么好事？拣好的说呗，没好的就编瞎话，只怕父母担心。
我能理解王坚当时内心的苦涩，这是孩子懂事，对父母的一片孝心，家长哪里知道孩子在外面遭的罪，还有内心的苦闷。王坚说到此处轻飘飘的，一带而过，但在我内心却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作为家长，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儿子到美国后，我听到的全是喜讯，天蓝草绿，有车开，有房子住……因此一直认为他在美国幸福无比，天堂一般，这次到美国探亲，所见所闻也确实不错。可是时间长了，我才知道这些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特别是刚来的那段时间，孩子在报喜的同时，其实隐瞒了很多的艰难。
干了几个月后王坚觉得仍然不是长久之计，就决定另谋出路了。现在这个企业发展得不错，产品已经远销国外，有计算机机箱、显示器、MP3、闪存，他还有哥们在那儿打工，月薪已经上万。前些时候到德国去了，开拓欧洲市场。
1998年8月份，听说清华大学系里的环保公司招人。王坚有点儿动心，起码可以在学校解决住处，再也不用骑车上班了。此时他已经卖了好多台电脑，不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那样抹不开面子，办事畏畏缩缩。他抓起电话就直接找公司经理，这个老师很爽快，让他马上过来面谈。
这个老师是个博士没教过王坚，互相也不认识。他们谈得很投机，再说又是系友，彼此信任，王坚就在这里上班了。从1998年的8月份一直干到1999年9月份出国为止，是干得最长的一个单位。这个公司的经历，对王坚的人生可以说是个转折点，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坚定了他毕生干环保的决心。
这个公司比较小，雇员不多，一人身兼数职。设计是那几个人，跑工地的是那几个人，与客户打交道仍然是这几个人，这样做的好处是，方方面面都接触到了，对整个公司的运行有了全面的了解，对自己是个锻炼，王坚工作干得有滋有味。这个公司做废水处理，有个总工程师是清华退休的老教授，专门做厌氧废水处理，在国内是权威，他手把手地教王坚做工艺设计。
因为这个公司背靠大树，打的是清华的牌子，非常响亮，到下面做工程时很受尊重。刚开始工作没有经验，碰上问题，王坚赶紧把手机掏出来给家里打电话，现学现卖。后来发现教授做实验做研究有一套，但对工程并不内行。实际问题还得向工地上的工程师请教，人家有实践经验，这样见人就问，知识长进很大。工地是锻炼人的地方，脱离实际根本搞不了工程。这是王坚的体会。王坚觉得这个公司与自己的专业对口，兴趣越来越大。
王坚在太湖流域做了个工程。那是一家酒精厂，用木薯干制工业酒精，污染很严重。国家对太湖的环保很重视，限期治理。这家酒精厂曾找过别的公司做过废水处理，但排水一直不能达标，就找到了清华大学这家公司。王坚帮工厂设计、安装、调试，经过几个流程，水出来已经很清了，完全合乎规定标准。王坚从头至尾参与了这个工程，因此也有成就感，把它看成自己的作品。
后来又到山东等地，做的都是污水处理，任务完成得不错，实际能力越来越强，但随着工作经历的增长，他感觉未知的东西越来越多，他很想提高自己的能力，这样出国留学的念头也就更为迫切。
二
王坚的托福与GRE都是在1998年考过的，当时GRE考试一年只有两次，与现在的机考区别很大，是笔试，需要提前报名，因为参考的人很多，报名成了老大难。报名地点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头天晚上就得去排队。报名者的队伍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整整排了一个通宵，才把名报上，那是1998年的夏天。报名困难的原因是名额有限，因为考场的教室不够，容纳不了那么多考生。
王坚觉得，在国内读书的全过程中，学生做不到主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小学读完读初中，初中完了是高中，高考是人生大事，但在报志愿时，会考虑很多因素，比如是否热门，将来收入如何，或者干脆随大流，哪个专业报的人多就报哪一个，就是没有考虑自己的兴趣，说句实在话，这些学生也没有什么兴趣可言。
在工作的头两年里，王坚遇到了人生中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无论是身体的还是心灵的。任何人都希望自己人生顺利，希望上帝赐与自己一条坦平笔直的金光大道，一帆风顺，心想事成。但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太少了，人们遇到更多的是坎坷与挫折。那段时间的飘泊不定，主要原因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找不准自己的位置，游移不决，东一头西一头乱闯乱撞，凭着感觉走。他在上海的住总集团、北京的销售公司、体育广告公司、电脑公司工作是无奈的、盲目的、被动的，甚至是违背自己意愿的，因为他面临着生存的的压力。在最后一个工作岗位，也就是清华大学的环保公司，他终于找到了某种感觉，与自己的专业对了路，自己的能力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有了成就感，享受了成功的喜悦，虽然成绩并不是太大。从那时起，他觉得方向逐渐明确，有了工作的乐趣，有了自信心，并把环保事业做为自己一生的目标。这种摸索，完全是用自己身体去感受，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而并非什么高人点化。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因而也十分珍贵。
来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一般年龄比较小，有的是本科毕业直接过来的，也有的在国内大学读完了硕士。大多数没有参加工作的经历，在选择人生方面显得非常盲目。正像王坚刚参加工作那两年一样。看来，每个人都需要在社会上历练一段时间，这个课是非补不可的。王坚觉得，来这里的留学生想法不多，大多是随着潮流走，自己的人生仿佛是操纵在别人的手里，毕业后到底做什么，所学专业是不是自己的兴趣，与市场对不对路，都没有仔细想，或者根本没有去想，也有的想过，但迟迟下不了决心，怕丢掉一些东西，缺少魄力，不能迅速而果断地做出调整，王坚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和自己的师弟师妹聊天，说出自己的见解。
现在国内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学生的家长，以为学位越高越荣耀，在社会竞争中越占有有利地位。家长们都希望在美国留学的孩子读最高的学位，读完博士再读博士后（把博士后也误认为是个学位）。其实这是一种误区，在美国，学位高低取决于工作需要，看个人的想法。比如，你想当教授，就必须读博士学位，还要做好几年博士后。但如果做实际工作，博士就不是必须，有时还会起到反作用，因为学位越高，专业性越强，前面的道路越窄，可选择的机会越少。这些国内少有的高材生，并没有经过自己慎重的选择，人家给你什么专业就读什么专业，按部就班，无思无欲地读下去，等到4年，或者5年，也许更长时间毕业后，才感到时间白白浪费了，到时候后悔也晚了。
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来自国内名校，这些学生考上名校主要靠的是聪明和刻苦，但聪明不仅表现在考多少分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大事的决策上，这才是大聪明，其他只能算是小聪明。把自己的未来设计好，具体来说就是找一个热爱的工作，让自己的家庭幸福美满。
王坚来到美国的阿克伦大学，读的是环境工程系，从事有机污染物降解的研究，并拿到了硕士学位。在读硕士的时间里，他感到最大的收获是适应了美国的环境、语言，与周围人的交往方式。但在拿到学位证书的那一刻，他并未感到充实，觉得在国内不懂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多少，与自己的预期目标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他决定继续求学，但他对这个方向并不是太感兴趣，想换一个专业就读。
三
王坚有一次到辛辛那提市参加一次环保局的培训，他碰上了辛辛那提大学的一位教授，两人长谈了一次。教授说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处理污水，去除污水中的氮和磷。传统净化污水的理念是把污染物去掉，而很少考虑污水中的营养物质。去除营养物质是一个新的概念，氮磷这类营养物质随水排出，会引起水藻的孳生，把水中的氧耗掉，引起鱼类死亡，最终导致水发黑变臭。
王坚十分兴奋，因为他在清华环保公司的工作正好是这个方向，因此非常希望跟这位教授一起做研究。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教授，教授对这个年轻人很感兴趣。他对中国清华大学的学生有所偏爱，因为他带过的学生中有一半都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就是王坚现在的老板。
转入辛辛那提大学以后，王坚已经十分清醒。他能够审慎地考虑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未来，毕业以后究竟要做什么。他对自己做了一个分析，他的兴趣不是做教授，不愿意在实验室做实验，而是喜欢做工程，喜欢去工地。这个更实际一些，看得见，摸得着，学的知识也能用得上。
王坚喜欢思考，也喜欢聊天。他和一个中国留学生就能聊到一块儿。彼此感觉很投缘。那个同学有着与王坚同样的经历。毕业后曾在国内工作过一段时间，是一个很有见解的青年。他与王坚在辛辛那提大学应属同届，但年龄比王坚大5岁，应该说经多见广了，他读完硕士后就回国了。
王坚从读大学开始到现在，一直研究污水处理，对这个领域已经非常熟悉。他来美国已经5年，和美国人接触也比较多，美国人是他的好朋友。他的师兄有的在美国环保局工作，也有的在大学当老师。他相信自己在这个领域里可以大有作为。他2005年就能拿到博士学位，他已经在思考毕业以后的事情。
既然不想做教授，只有去公司工作。但美国做环保的公司分工非常细，一个人只能做一小块。做为中国人，与周围交流有困难，生活习惯也不大一样，在公司里很难得到提升，因此很少见到在美国公司里中国人能做到经理职位的，有的干了很多年还是个工程师。王坚在国内时已经做了项目经理，觉得在这里很难施展自己的才能。因此，一个想法在头脑中逐渐形成：回国发展，自己的天地还是在国内。
现在国内环保公司已经遇到了国外同行激烈的挑战，如果中国的环保公司不与外界接轨，很可能就会被淘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开放的脚步越来越快，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这让人想起飞机场的行李转盘。你上了这个“转盘”，想不跟着转都不行。因此必须按照世界通行的规则办事，必须对国外公司做深入的了解。如果游离于世界大家庭之外，肯定经不住市场的考验。
那个同学是在2003年夏天回国的，他应国内一家环保公司之邀当了老总，年薪很高。那个环保公司一直想找一个有国外经历的老总。然而做了几个月之后他发现，公司的运行并不理想，没有真正懂行的人，一切从零开始，几乎都是他一个人在那里支撑，他的上边还有领导，工作受到很大牵制，收入虽高，但心情很不愉快。在美国，经理人才非常难得，公司会想方设法留住，但中国体制不一样，尤其是国企。那个同学逐渐有了自己办公司的念头。他已经工作过好几年，有经验，还有很多社会关系，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
这位同学在美国也有很多同学，他当然想充分利用这个资源，特别希望与现在仍在美国的同学共同做些事情，互相交流，把美国的管理技术引进去，把中国的产品打过来。
这件事王坚与他磋商了很长时间，王坚想最近回国一趟，到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走一走，考察一下，趁年轻时回国创业。
王坚近期的打算是先留在美国，跟着老板做一段博士后。此事已经与老板商定下来，把博士后这段时间做为缓冲，先把国内的公司做起来再说。
他做出这个决定是很艰难的，爱人王枫已经在美国读完MBA，现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她奋斗多年才逐渐适应了自己的工作，而且干得很出色。如今小两口儿已经买了一套不错的房子，豪华而且漂亮，车子也有了。这是留学生经过多年奋斗才能得到的。这些他能够轻易地舍弃吗？王坚不是一个莽撞的人，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他又是一个非常果断的人，办事从不优柔寡断，言必信，行必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