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衣戴帽这类事情，纯属个人行为，穿什么、戴什么，怎么穿、怎么戴，按理说，别人不该说长道短，说了道了也没用，只要自己觉得自在就行。
然而，事实并不尽然。有时穿戴不当，或者不合时宜，不仅会被人笑话，而且还会招来麻烦。可是过去我很少这么想。真正意识到穿衣的重要，并且自省过去因穿着随便带来的不悦，还是最近的事情，这首先得感谢歌词作家晓光。
我供职的《小说选刊》杂志社，跟中国文联在同一栋楼里办公，中国文联的人有的都跟我比较熟。《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歌词作家晓光，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他调来中国文联任职以后，就更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了。有次他从楼上走下来，忽然想起来如厕，却未带下外衣来，正是大冷的冬天，他便披起我的棉袄去方便。他从厕所回来跟我说：“我穿上你的棉袄，人家说是像收破烂的，你是不是该换换装啦。”我笑了笑，没说什么。
晓光是个著名作家、文联的领导，经常在电视上抛头露面，我曾戏称他是“电视明星”。这次以为他在开我的玩笑，心想，你别糟蹋我了，我再不像你那样讲究穿戴，总还不至于混得这么惨吧。不过他放下我的棉袄走后，我还是下意识地看了看，这一看还真的有点儿不好意思了。黑糊糊的两只袖子，好像是刚刚抱过煤炭；前襟还有饭渍油痕，比掌勺师傅的工作衣还“花”。这时我才不禁责备起自己来：我的邋遢，真的上了档次了，难怪人家……
这时，有两件关于穿衣的往事，我忽然想了起来；这两件往事发生的当时，弄得我心里很不愉快。这两件事或可称之为“穿衣的悲剧”。
这头一出“穿衣的悲剧”，发生在几十年前的北京钣店。当时，我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在一家报社当编辑，收入不高，穿着随便，跟自己的身份颇不相称。有次去北京饭店开会，散会以后走出大门，一位相熟的干部让我搭他的车走，等他上了车，我正走近车时，竟被警卫给拦住了。后经这位干部说明，警卫才让我上车，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羞辱。这位干部认为，原因是我穿的不怎么样。这之后我一气之下，用稿费买了一条料子裤子，装扮了自己的下半截，多少改变了点“社会形象”。这第二出“穿衣的悲剧”，发生在几年前的城市饭店。这一年夏天的一天傍晚，我去看望一位香港来客，因这家饭店距我家很近，没有更换整洁点的衣裳，穿着旧布衬衫就去赴约。守门的警卫见我穿着如此寒酸，立刻绷紧了头脑里的那根弦，盯着我上电梯又走过来盘问，弄得我一时非常尴尬。我不得不面带嗔怒地给了他几句，他才不好意思地悄悄走开，不过我的心里却感到很别扭。跟朋友说了这件事，他笑笑说：“你这身打扮是差点劲儿。”从此只要是去这些地方，不管多么匆忙，我都要换件像样的衣服。
可是，这两件因穿衣随便引起不悦的事情，在发生的当时，我却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任何过错，认为完全是对方有意以衣取人所致。所以在事情过去多日之后，《中华英才》杂志来向我约稿，让我谈谈生活的感悟，我便写了那篇《布衣的遭遇》的散文。在讲述这两件事情的同时，我还谈了自己对穿衣的看法。
说句实在话，以衣以貌取人这类事，在社会的交往中确实存在，造成我不愉快的这两件往事，同样不排除这个原因。但是今天冷静地想一想，从主观上找找原因，又何尝没有自己的不是呢？倘若在衣着上多少讲究点，给人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有些“穿衣的悲剧”不一定会发生。
穿衣戴帽这类事情，在更多的平常人当中往往是被忽略的，认为没有必要花这份心思。尤其是像我这样穿着随意的人，更是由着性子来，根本不会考虑什么“社会形象”。其实，穿着绝对不是个无关大局的小事，有时它可以反映人的精神面貌，以及文化教养、审美情趣，若是在社交场合出现，还有个职业形象的问题，就更不应该随随便便了。
我的这两次因穿着遇到的麻烦，今天认真地想想，客观地说，首先是自己不够自重、自爱，其次才是别人的轻视、无礼。
当然，穿着的讲究并不见得披金挂银，真正的讲究应该是庄重、大方、整洁，符合自己的身份。在我比较熟悉的文化界里，有些人的穿着就比较讲究，但是他们的服装并不高档，却得体地表现出一定的修养。这些朋友由于长年如此，从无一天走样，因此在别人的眼里，也就习以为常了。相反，像我这样一向衣着马虎的人，穿着稍有一点儿变化，立马就会引起熟人的注意。这几天天气比较暖和，我脱去晓光称之为“收破烂”的棉袄，换上那年出国做的旧西装上衣，被中国文联的又一位朋友看见了，他非常奇怪地说：“怎么今天西装革履的了？”我依然是以笑作答，因为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穿着的邋遢形象，在朋友们的眼里，好像永远无法改变了。其实哪能呢？这“穿衣的悲剧”，在我退休后总算谢幕了。在家人的照料下，现在只要外出，我的衣着还是蛮整洁的，可惜“觉悟”的已经太晚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