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黄昏将临，下班时间已过，分局办公大楼人去楼空，陆地却未现真容，连咳嗽一声都没有。
我静悄悄坚守于办公室。此刻只能这样，别无选择。起初我曾想给陆地挂个电话，询问领导是不是贵人多忘了？转眼一想不妥，或许人家自有安排，如此胡乱催促，不算以下犯上，至少显得本人耐心不足，涵养不够。
陆地的官不小，常务副市长，本市电视新闻重要演员。我作为本市辖下郊区公安分局的小领导，跟他相距遥远，得翻过若干座顶头大山才可以够着他。但是当年我们之间曾经距离为零，那是小时候，我们为街坊，他家在我家斜对面。我跟陆地同龄，上的不是同一所学校，放学后却常在一起玩，还曾互相打得鼻青脸肿，以此可称发小。长大后彼此各奔前程，距离渐渐拉开，到眼下除了春节发发拜年短信，几乎没有来往。今天下午上班时，我非常意外地接到他一个电话，询问我下午有没有空？拨一两个小时没问题吧？我非常确定电话里的声音是他本人，即表示自己没有问题，可以马上动身去市政府晋见领导，听从吩咐。
“备好你的车，在那儿等着。”他交代，“我这里还有点事，完了就过去。”
“到我这里？”
他把电话放了。虽没有正式确认，答案毋庸置疑。
陆地这个罕见电话让我感觉诧异，我断定肯定有些特殊事项。相距如此遥远，让我很难推测该事项有多大特殊性，以多年从警的职业敏感，我觉得其间或许有些棘手，否则领导不会突然想起我来。对我而言，无论该事项暗藏多少麻烦，哪怕如涉枪要案般带有重大险情，我似乎别无选择，只能认账。这就好比有罪犯杀人碎尸，尸块丢在我的地界上，这就是我的事了，不想接这死人也不成。把领导的光临与杀人碎尸扯上，说来似有不敬，其实并无他意，只是职业病。
当天下午我寸步不离办公室。我是区分局副局长，分管刑事，所幸本时段本辖区平静祥和，未发生任何恶性案件，亦无可疑尸块异常丢弃，可容我坐在办公桌后边耐心等待。陆地也显得很有耐心，直到下班时间己过，他人没有到，声音也没有到，像是打完电话之后转眼又把事情忘在脑后。
晚六点半，分局办公楼一片寂静。这时电话终于到了。是他。
“陈水利，”他叫我名字，“在哪里呢？”
“我在办公室。”
“出来吧。”
原来他已经到了，在外边。从他驻守的市政府大楼到本区我这里，正常情况下开车得走二十分钟，考虑到下班高峰期堵车因素，他一定是办完下午的事情之后，下班关了门便直奔我这里而来。
我即离开办公室，出门下楼。楼下门厅除了值班室人员，未见他人。我走到楼后停车处，上车，把车开出车位，缓缓驶出大门。我开的是一部白色警车，为本人的工作配车。我把车开到门外，停在马路边，下车看看，这里人来车往，却也未见领导。
我听到一个关车门的声响：“砰！”转头一看，左侧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轿车后座出来一个人。头一眼我没认出那是个谁，只觉得动作似乎眼熟，待细看一眼，可不就是他吗？陆地，本市重要领导，手里还抓着他的重要公文包。
我得说自己有点愧为刑警，作为一位发小、属下兼办案老手，本应一眼认出该同志，可我还是多用了一眼。说来这也不能全怪本人，主要是黄昏光线显弱，加之陆地的装束有些出位。他穿一件灰色夹克，该夹克我在电视新闻里见过，中规中矩不显异常，但是他的脸部包装与寻常有别：他在鼻子上架了一副墨镜，鼻子下配以一副口罩，二者皆为黑色，刺眼却有效遮挡住其脸部特征，让我这个警察也一眼发慒。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干扰了我的判断：他是从一辆来历不明的轿车上下来的，从车牌看，当是一辆私家车。作为一位够级别的领导，他有自己的公务配车，该车的车型、颜色和车号都是我所了解的，但是他并没有坐那辆总是行驶于众目睽睽中的重要车辆光临本分局。
显然他此番前来需要避人耳目，有如预备作奸犯科。他唯一不回避的似乎只是本警官陈水利的耳目。以此而言，他对本发小信任有加，足以让我受宠若惊。
他走到我的车边，伸出右手跟我握了一下，这当是习惯性动作。握手时我感觉有点意外，他的手掌显凉，很软，似乎气力不支。他没有摘下鼻子上下的遮挡物，看不出他是不是表达出若干笑意。以他出人意料，有如准备去抢银行的装束论，其形象颇具幽默感，如此相见足供彼此一笑。握完手后他看着我，忽然问：“害怕了？”
我连说：“没有没有。”
这是实话，我只是感觉惊奇而已。当警察有时不免要与歹徒狭路相逢，别说戴个墨镜加块口罩，他就是拿条丝袜从头顶套到脖子化装成蒙面大盗，也未必吓得着我。
他没再吭声，自己动手，拉开警车后车门坐进车里。我转身刚想绕过车头去驾驶座，就听“哎呀！”一声，回头一看，领导已经从后车门跳了出来。
“陈水利！那是啥！”他叫。
我一时发慒，立刻冲上前把他推开，打开车门去看。黄昏暗光下，只见一个长条状白色物体弯弯绕绕丢在车后座上。
“不好意思！打惊领导了。”我即道歉。
“打惊”为本地土话，意即害人受惊吓了。丢在车后座上的其实不是什么危险物品，我弯下身子把它从座位上拾起来，拿给陆地过目。
“哈达。就是一条哈达。”我解释。
“怎么有这个？”他追问。
我告诉他，今年本市派出的援藏干部中，本分局也安排了一位，该同志几天前从西藏回来，今天上午到分局联系援藏事务，给在家领导各献了一条哈达。见完面后我即外出办案，哈达暂放在车后座上。
“妈的，”陆地脱口骂了句，“让你陈水利恐惧了一下。”
我知道那是调侃，让他“恐惧”了一下就是吓了他一跳。哈达这种吉祥物件在本地很稀罕，大家通常只在相关电视节目里见过，实际接触不多。我车上这条哈达质地很好，绸类，摸上去细软凉滑，刚才领导一屁股坐进车里，不经意间摸到它，猛一触碰感觉异样，一时好比让什么东西“电”着了，“哎呀”一声就从车门跳了出来。其反应相当敏锐，当然也有些过度。不就是一点异常触觉吗？别说是条哈达，哪怕摸到的是条蛇，似乎也无须“惊”成这样。我记得该领导小时候胆子大得很，爬墙上树没有他不敢的，搞到今天官当大了怎么反倒神经脆弱，连条哈达都能把他“恐惧”一下？
我把哈达抓起来，准备拿开放到后备箱，领导当即制止。
“放着吧。”他说。
现在他不恐惧了，哈达又回到车后排，放在他的座位旁。
我上车，在驾驶位上扣好安全带，发动车子。他在后边忽然开腔发问。
“你的帽子呢？”
他问我的警帽，我管它叫“大头”。我身上穿着警服，这是上班需要。刚才下楼开车时，随手摘下警帽搁在副驾驶位上，因此此刻着装不完整，尚缺“大头”。没想到他注意得如此细致人微。
我说：“在呢。”
他看着我把大头帽戴上。又问：“你的枪呢？带着吗？”
“有的。”
“手铐？”
“车上有。”
“嗯。”
我暗暗吃惊。眼下警察用枪管理很严格，我是因为分管刑事，常需组织并亲自办理涉黑涉毒涉枪要案，因此比较经常带着我那支配枪，我管它叫“火鸡”。我不知道此刻领导要我跟他去干什么？除了一身完整“虎皮”，还要“火鸡”手铐全副抓捕行头。难道是去抓个什么人？弄不好还得使枪弄棒？如果那样可就有问题了。即便该重要领导有令，警察也不可以随便掏枪指住个谁，不可以动不动把人铐起来，使枪弄棒无不有其明确规定，违规滥用肯定吃不了兜着走。领导遮头盖脸前来，似乎并非公务，为此调用警车警力己嫌不妥，如果还要让我为之使枪弄棒，那就不是一般的不合适了。作为一个不小的领导，他自己应该很清楚。
但是我没有发表任何看法，一声不吭。此刻情况不明，还需沉住气。或许我只是多虑，人家并不要我掏枪指谁，只是需要一点威慑，有如运钞车武装护卫？今天该领导状况似显脆弱，他要真被什么“恐惧”了一下，身边有人有枪，或能提高安全感。
我把车驶上大路，询问：“领导去哪里？”
“往前，一直走。”他吩咐。
陆地曾在本区任过区长，本区的方位交通于他不是问题，他知道哪个东西在哪个位置，需要时该怎么去，无须如流窜人员行窃般预先踩点。此刻他不明确说出去向，我就不便多嘴，只能听凭指挥。
我们顺着大道往西走，快到路头时，陆地忽然指着右侧一个岔路口说：
“右拐。”
我忽有所感，脱口问：“是去那个……”
我并没有说出哪个崎角旮旯，他却知道，一口肯定：“是。”
我觉得还应确认：“青竹岩？”
他没回答，但是答案不言而喻。我驾车右转，不再发问。领导坚持不吭声，彼此心照不宣。
到青竹岩的路长近十公里，都在山间盘旋，路面只有村道标准。我用了半个小时才走完，一路上我身后的重要乘客什么动静都没有，一言不发。我从后视镜中可以看到他脸形的轮廓，我总觉得有一团模糊不清的气息罩在其上，难以捉摸，似显不安。
到达目的地时，天已经全暗下来了。我把车停在山坡一个开阔地上，这里没有其他车，四周空无一人。我回头看看陆地。他明白我的意思，即发令：“一起吧。”
我们下了车。我帮他关上后车门时，他突然说：“等等。”
他从后车座抓出那条哈达，把它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我感觉意外。
从这里到山顶没有车行道路，只有一条陡峭弯曲的石阶路。当晚无月，山间更无路灯，黑暗中那条石阶路显得险峻莫测。我在前头领路，靠手机的手电筒照明。陆地紧随我走，乡野黑暗冷清，他坚持遮头盖脸，防护到底。加之脖上那条哈达，手里那个公文包，领导形象显得格外怪异。还好偏僻山野晚间寂静四下无人，想要引发注意都难。下车时我曾伸出手去，准备帮他拎那个包。据我所见领导干到一定份上，公开露面时通常都空着手，自有人替他拎包。陆地也不例外，电视新闻里总见他走来走去四处比画，没见他拎过包，那东西肯定是在秘书或称“身边工作人员”手里。此刻领导身边没有其他人员，只有警官陈水利，所谓“碰上了躲不过”，看来拎包重任只能落在本人身上。因此我主动伸出手去。不料他摆摆手拒绝，坚持自己担当，于是恭敬不如从命。我们一前一后沿石阶向山头攀登，远远的，可以看到一片屋檐的边影在夜空中若隐若现。
这就是青竹岩。青竹岩不是一片竹林，不是一块石头，它是一座寺庙。本地方言多把山间寺庙称为“岩”，这种寺庙通常规模较小，青竹岩亦不例外。以我观察，这座寺庙差不多仅相当于一个乡间中等人家的宅子，只建一座大殿，供着一尊观音，庙侧几间厢房，住着一个和尚。青竹岩香火一般，初一十五有若干香客到此烧香，其他日子比较冷清，出了本区地界，几乎没人知道它，更没有谁知道居然有一位重要人物对它情有独钟，就是此刻趁夜前来的副市长陆地同志。
除了陆地本人，我应当是本内情的极少知情者之一。半个小时前，警车在大路路头右拐时，我之所以忽然脱口说出陆地此行目的，彼此心照不宣，就因为若干年前我们曾经同行，一起到过这里。
我得交代一下我跟这位领导的私人交往。除了发小时一起捉迷藏，时而小拳相向互相打得鼻青眼肿，我俩当年没有更多交情，成人后更是几乎没有来往。几年前情况忽然发生变化：他从市里一个重要部门下来，到我们区担任区长，那以后就开始在本区新闻里崭露头角，让我得以不断亲切回想起小时候追逐打斗的情景。有一天我不揣冒昧，往区长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听到他久违而亲切的声音。
“是谁？”他问。
“陆区长，我是陈水利。”
电话里的声音停了会儿：“我在开会。回头联系吧。”
“不好意思。”
我把电话挂了，也决定从此再不联系。看来我是自作多情了，人家根本没把我当回事，说不定早把当年那小子忘得一干二净。话说回来，少年时那些故事除了提供一点趣味回味外，实没有更多意义，不足以让人想人非非。我不再跟他打电话，也没跟家人之外的任何人提起。
当时我在下边一个派出所任职，当副所长。有一天分局长带着陆地忽然来到本所检查工作，时我恰在外头办案，不在所里。领导莅临后即打听：“你们这里有一个陈水利？”于是分局长下令立刻把我召回来，让我们得以重逢。那次见面时间很短，当着众人的面，也没说些什么，我留下的印象只是一个细节：见面时我向他敬了个礼，他笑，脱口骂一句：“你小子。”而后半开玩笑地抬起手给我还了个礼。毕竟非专业人员，其敬礼姿势非标准，纯属调侃。
几个月后，我给调到另一派出所，提任为所长。作为一个资深副所长，按本人感觉，这个职务早该是我的，但是以往总是与我失之交臂。忽然之间那顶帽子从天上掉了下来，且我本人未费吹灰之力。局领导找我谈话时讲了许多场面上合适的话，也十分含蓄地提到一句：“陆区长对你的事非常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