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秉生穿着一套屎黄色的化纤布棉袄，一种专门为知青定做的假军装，脸上的表情很难形容，好像有一点兴奋，又仿佛伴随着一种深深的无奈。我在迁户口，他说，我后天就离开杭州了。我母亲从里屋走出来，一把拉住他，颤声问道，去哪里，不是去黑龙江吧，你父亲怎么样，你娘呢，她还撑得住吗？
俞秉生哆嗦着嘴唇，好不容易才吐出四个字：乔司农场。他说，最后是区里定下来的，让我去乔司农场。我母亲松了一口气，身子软下来，倒在椅子上。小英子从地上跳了起来，拍着手说，好呀好呀，乔司离你家不过二三十公里地，农场还有工资发的，秉生哥，你要请我们大吃一顿！
俞秉生没请我们，倒是我母亲，将我带回家的黄豆焖了小半个猪头，请他吃了一餐饭。吃饭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他俩，小英子还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嘻嘻哈哈地笑闹着，俞秉生却是心事重重的，只吃了一碗饭，就放下了筷子。
转眼就到了初五早晨，我们站在风中。几辆绿色的敞篷货车挂着红色的标语，从我们的身边缓缓地启动。小英子注视着车上的俞秉生挥着手远去，最后消失在天边，什么也看不见了。小英子泪眼朦胧地转过身来，突然“咦”了一声，我回头一看，也甚感吃惊，黄排长站在路边的一堆积雪旁，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
小英子问，爸你怎么来了？黄排长淡淡地说正巧路过。我默默地跟着他俩上了公交车，打心底里不相信他的说法。去乔司的车是从艮山门出发的，门卫又不是记者，大老远地“路过”这里去何处？我坐在肮脏拥挤的公共汽车上，瞧着依偎在父亲身边的小英子，我的心在微微叹息。可怜天下父母心，我想。我知道，有一种微妙的感觉只能藏在心底，说出来效果就很可能适得其反了。小英子的心情却很快调整过来了，她指着窗外城郊结合部的景色，叽叽喳喳向她阿爸介绍着古运河两岸的风光。我想起了当年黄排长和阿珍沿着这条河回苏北探亲的情景，我觉得，幽幽流淌的运河水在十年以后仍然散发着令人压抑的气息。
我没想到的是，黄排长担忧的却不仅是女儿年纪太小，更严重的还是俞家的政治成分。那天中午，他让小英子去手套厂给她妈送一件大衣，却把我留在他家。陪我喝杯酒吧，他说，我们都好几年没有聚一聚了。
酒过三巡，话便多了起来。黄排长迟疑了一会儿，终于说出他的心里话。你听了别生气，他借着酒劲，推诚布公地说，我家跟你家的关系是一回事，跟其他人家又是一回事。如果不是你娘救过阿珍的命，我们这种家庭永远不会跟你们这种人家发生交集。他一五一十地告诉我说，我娶阿珍时是向组织汇报过的，组织上说，说到归根结底，阿珍跟你家的关系，不是亲戚而是保姆跟东家的关系，这样我才没了顾虑。他拉住我的手，不让我起身离去，我说的是当初嘛，他低下头去，闷闷地说，现在当然是另一回事了。
我跟俞老头子打过仗，他盯着我的脸说。我点点头，无言可对。两军对垒血流成河，跟我一起参军的同村十个弟兄，一仗打下来死了八个！他终于说到了核心问题。他的眼睛红了，一种深感愧疚的表情反映在他的脸上，显示出真切的痛苦。这时的黄排长确实很激动，他举起酒杯，双手抖得很厉害，酒水晃荡到了他的身上。他问我，又像是在问自己，如果我的女儿嫁到这种人家去，我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我还有什么脸去给他们扫墓呢？
现实很残酷，我欲言又止，最后还是选择了沉默。这个做爹的人说，就算上一代的恩怨不该留给这一代，小英子的前途，总不能毁在这种人身上是不是？老实跟你说吧，让他去黑龙江就是我向工宣队提议的，报社印刷厂那位同事跟我关系不错，他看着我陡然变得青灰色的脸，咬了咬嘴唇，还是把话说完，我只想让那小子走得远远的，小英子再也见不到他了，也就疏远了。
空气凝固了。我艰难地扶着桌子站起来，嘴角漾起一缕凄苦的笑。内心的震惊和绝望让我无法自持，我想揍他，举起拳头又无力地放了下来。于是我抬起脚，将他的拐杖踢飞到窗前，然后抱住脑袋，又坐了下来。我端起酒杯，仰起脖子咕咕的灌下去，转瞬间满脸通红。你******也太自私，太过分了！终于，我的愤怒迸发出来了，从小受到的委屈一时全涌了上来，我站在窗前，将手指着窗外，忍无可忍地大声嚷道，你凭什么这样编排人家，就凭这个江山是你们打下来的吗？所以你女儿就该比俞秉生高贵？滚你的蛋，我捶着桌子说，他老子出生入死打鬼子时，你他娘的还在江北乡下捡****呢！
后来我记不起是怎么离开他家的了，好像是阿珍送我回去的，我一只脚高一只脚低地踩在雪地上，嘟囔着说送我去火车站吧，老子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一刻也不想待了。阿珍自然听不见我在说什么，她牵着我的脖子，像牵着一条大狗似的把我牵回家去。邻居们吃惊地问这小子怎么啦，喝成了这般模样？我挥挥手，拜拜，沙扬娜拉，达斯维达尼亚，我向所有的杭州人挥着手说，再见了同志们，自由属于人民。
我母亲站在家门口说，阿珍啊，你老公怎么搞的，给你兄弟灌这么多绍兴糟烧，今天已经是初五了，你们还在过年吗？到处都是乱糟糟的，这种年有什么好过的？
五
我在三门湾插队八年，正式回城之日，正好是小英子参军离家之时。黄排长给老战友老首长们写信，替她求到了一纸入伍通知书。据说她去派出所注销户口时遇见了常青老师，这女人既当过俞秉生的班主任也当过她的班主任。黄超英，常青老师很八卦地说，你知道俞秉生他爹娘刚才来派出所干啥吗？他们写了张报告，居然请求将儿子的户口迁回城里来！哈哈哈，常青老师笑弯了腰，连个接收单位都没有就想调回来？她说，他们以为自己是高干吗，或者这里是台湾？！
常青老师的丈夫现在是区公安局革委会头头。他视察派出所时竟然带着老婆。令他们惊讶的是，俞秉生他老子不仅没死，还走出家门，走到了街道和派出所。小英子转身就去追两位老人。俞伯伯俞伯母！她喊，街上的行人纷纷驻足。人们愕然地看着这个穿着一身崭新国防绿军装的少女，气喘吁吁地跑到了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面前。俞秉生的爹娘也被她吓了一跳，疑疑惑惑地看着她，半天回不过神来。小英子调皮地举起手，在他老娘眼前晃了晃，老太太才眨眨昏花老眼说，是小英子吗，真的是你吗，你怎么把你老子压箱底的衣裳都套在了身上？
后来回想起来，我有种上当的感觉，俞先生这个老头子也许是个老狐狸。我怀疑当初街道工宣队逼着秉生去黑龙江时，老头子奄奄一息躺在床上的样子就是装出来的。儿子不去北大荒了，而是去了乔司，他的身体也就慢慢地恢复了。他认出小英子以后，神情由最初的欣喜很快变成了淡漠。祝贺你光荣入伍，他说，很客气很礼貌的口吻，中原比这里是艰苦一些，但是能够锻炼人嘛。你是革命的接班人，他貌似很诚恳地说，祝你一路高升。
俞秉生赶回来替小英子送行时却遭到了老头子无情的打击。小墙门里香烟缭绕，俞先生一边咳嗽一边还在抽烟。青梅竹马是小说而不是现实，老子对儿子说，语录上怎么说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儿子沉没在某种无边的黑暗中，他倔强地昂着脖子说，我们只是好朋友。老子并不言语，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看得他慢慢地低下头去。别骗自己了，几分钟后，老子才站起身来，他说，是我的儿子就要有勇气面对现实，别给我俞某人丢人现眼。
那天晚上黄排长和阿珍在多益处酒家办了一桌酒，请的客人除了我母亲，还有报馆几位同事老乡，以及小英子中学的两位闺蜜。宾客们举杯庆贺小英子光荣参军，两个女同学无比羡慕地拉着她的手说，吃完饭我们就去照相馆照张相。小英子心不在焉地说好呀，眼睛却老是瞟着门外。黄排长端起酒杯先敬我娘，她外婆，听说湘九明后天就回城了，咱们同喜。我母亲情不自禁地喜极而泣，拍一下阿珍的手，无限感慨地说，我们总算是熬出头了！报社印刷厂那位工宣队员跟黄排长碰一下杯，好了，他说，你终于可以彻底放心了。黄排长看一眼女儿，皱了皱眉。小英子的眉宇间凝结着一种不合时宜的忧伤，她仍然瞧着门外，突然就站了起来。
人们看见一位服务员迎向小英子，手里捧着一个小纸包。小英子接过纸包，并不拆开看，而是冲到了街上去。宾客们面面相觑，阿珍倏地站起身想追出去。我母亲拉住她。母亲摇摇头，对大家说，没什么，是她小舅舅托人带来的小礼物。宾客们纷纷点头，露出原来如此的神情，黄排长将筷子点点刚送上桌的糖醋鱼，说，快吃吧，冷了就不好吃了。
多益处酒家前方是众安桥十字路口，小英子跑到那里就站住了。俞秉生你给我出来！说完她就蹲在了地上，咬牙切齿地拆开那个小纸包。不出她所料，纸包里有十几封信，全是这两年她寄给秉生的。俞秉生从一棵法国梧桐树的树荫下瘪塌塌地走出来，看见小英子正在将那些信一封一封地撕碎，他惊叫一声奔过去，小英子手一扬，信件的碎片轻飘飘地纷纷飘落在夜空中，他傻乎乎地举起双手抓这些碎片，刹那间泪流满面。
小英子手里还剩下两封信，俞秉生抓住她的手说别撕了，你还给我吧。小英子像被蝎子叮了一口似的跳起来，她说，你给我滚！秉生抬起哀伤的眼睛凝视着她，小英子说，你放心吧，你寄给我的信，我今晚回去就统统烧了！秉生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小英子抬起脚，猛地踢在他腿上，他哎哟一声，抱住小腿坐倒在人行道上。小英子捂着脸跑回酒家去，随手把最后两封信扔到了路边的垃圾桶里。
这是春末夏初的夜晚，十字路口车水马龙，俞秉生却面对着一片死寂。下班回家的路人从他身旁匆匆而过，公交车靠站时售票员拼命地拍着车窗喊让开让开。交警在岗亭上吹哨子，一个小贩吆喝着白兰花要哇白兰花。被小英子踢伤的小腿在隐隐作痛，他的心更痛。他慢慢地走回家去，穿过延定巷走到枝头巷。小英子的身影消失了，他父母的身影却出现在眼前。他娘拎着一只簸箕在倒垃圾，微驼的背影看上去弱不禁风，他爹支着一根拐杖在门口仰望星空，一脸清冷寂寥的神情。俞秉生的心再一次抽紧，感到一阵无名的惶恐，他确实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一切，他究竟是做对还是做错了。
很遗憾我没能看到这一幕。我回到杭州时小英子已经登上北去的列车。据说她在月台上哭得像死了爹娘似的，人们都以为她舍不得离开家，其实她更多的是在哭自己。阿珍抱着十六岁离家远行的女儿，母女俩哭成一团。黄排长却一句话也没说。他把小英子的行李送到火车上，然后就下来，默默地站在那里抽烟，那神色有点凄怆，有些尴尬，始终不敢直面女儿的眼睛。送行的人们后来望着他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地回到报馆去了。
天黑了，从江南的田野上飘来麦穗的清香，地平线上高耸的水泥厂的烟囱冒出缕缕黑烟，袅袅升上发红的天空。小英子坐在车窗前，望着这一道道黑烟融化在暮色渐浓的夜空中，渐渐地模糊了。一位列车员来到她身边，说，请问你是姓黄吗，是不是名叫黄超英？小英子愣了愣，说没错，我是黄超英，列车员将一个信封递给她，说，这是开车前一位小伙子托我转交给你的，请你收下。
后来听说这个场景，我他娘的拍案叫绝。那时我已经进了古运河边的船厂，厂里有许多花枝招展的女工，我想找其中的一位谈谈恋爱却常常不得其门而入。我真佩服俞秉生，居然轻而易举地将断了线的风筝又扯了回来。小英子拆开信封，里面有一支新的圆珠笔，还有两封信皮上沾了污迹的信，正是她扔进垃圾桶的那两封信。于是，眼泪又从姑娘脸上淌了下来。她泪眼模糊地久久凝视着这两封破信，甚至忘了向列车员说一声谢谢。
吴山堂的钟声再次响起时，我在教堂门口遇见了俞先生。老家伙穿着一套虽然很旧却熨烫得笔挺的中山装，花白的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手臂上挽着秉生他娘。老太婆牙齿都掉光了，居然穿着一袭连衣裙，颤巍巍地踏着一双不知从何处找出来的黄色中跟皮鞋，站在台阶上向我划了个十字。上帝保佑你，她说，张夫人还好吧，星期天，她应该也来做弥撒。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冬雪尚未融化，二月春风似剪刀，两个出土文物就迫不及待地出来亮相了。我妈刚从肿瘤医院出来，我忧伤地说，她说有些服侍她的活儿不方便叫我干，让我去叫阿珍过来。
吴山堂对面就是报馆，我走到门卫室，看见黄排长戴着一副老花镜，坐在那里看报纸。见到我，他放下报纸说，阿珍已经去你家了。我转身欲走时，他喊住我，拿起一封信说，这是小英子刚寄来的，你看看，小英子考上南京的军校了，信里还有一张她在军校门口照的相片。
我自作聪明地拿着这张相片去找俞秉生，还以为他俩早就不再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