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茅廊巷处于市区的中心地段，宋时有柴场，故名。附近有浙二医院，有俗称为城站的杭州火车站，隔壁有忠孝巷，明时于谦曾居此。粉墙黛瓦的巷子里，宁静而和谐，路灯洒下一圈暖暖的昏黄灯光。天蒙蒙地亮了，巷口的菜场才逐渐嘈杂起来，挑担卖菜的贩子开始与早起的主妇们讨价还价，引车卖浆者悠长的吆喝声引来鸡鸣狗吠。菜场旁边有一座茅草屋，柴门吱呀呀地打开了，我姆娘蓬头垢面走将出来，回转身去对刚从床上坐起的女儿阿凤说，快起来吧，帮我去给人拔鸭毛。
这是一座在闹市中显得很突兀的茅草屋。我母亲称其草舍。它的墙基一半是砖，一半是黄泥，砖砌的部分大概是原先人家瓦房的废墟，残墙断壁人去屋空，姆娘一家人搬进去时没钱修缮，便用黄泥稻草对付着先住了下来。那是20世纪五十年代初，我母亲早已入不敷出，再也无力接济她的娘家兄姐们。姆娘的大儿子在青海劳改，二儿子去了朝鲜打仗，留在她身边的只有初中辍学的三儿子秋生和女儿阿凤。瘦小的秋生跑到笕桥机场去修跑道了，姆娘每天早晨带着阿凤去茅廊巷菜场替人杀鸡杀鸭子，挣几个辛苦铜钿弥补生活。
杭州人称姨夫为干爷，我的干爷病怏怏躺在竹榻上，睁着一双空洞的眼睛瞧着茅屋顶上一块补丁般的玻璃出神。他在想什么？他什么也不想。这个曾经的绸布店倌，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兵暴打过一顿，每当阴天下雨就会浑身疼痛乃至咯血不止，不到六十岁，就几乎完全失去了劳动力。
菜场里污水横流，牲畜的粪便随着污水流淌到草舍门前，姆娘和阿凤捡了两块断砖扔在污水中，一老一小掂着脚跟从砖上走过去。鸡贩鸭贩看见她俩就扬起手招呼，快过来，买主都等不及了！姆娘颠着一双半解放的小脚跑过去，阿凤拎着一个热水瓶一只破脚盆紧跟其身后。姆娘手起刀落，一只老鸭子嘶哑地喊一声，双脚和翅膀在她手中剧烈地挣扎，鲜血汩汩地注入了地上的小碗中。阿凤手忙脚乱接过老鸭子，摁在盆里，滚烫的热水带着鸭血溅到她脸上，小姑娘在清晨的寒风中打着哆嗦。
买主是金钱巷派出所所长的夫人，茅廊巷是她先生的辖区。1949年5月杭州城易帜前夕，所长就在菜场门口摆一个皮匠摊，一边给那些军警宪特钉后掌补鞋帮，一边东扯西拉地打探消息。太阳出来的时候，秋生将他父亲搀扶到一张竹躺椅上，我干爷眯缝着眼睛，冷冷的靠在躺椅上瞧着这个不安分的皮匠。“这个江北佬不像是良善之辈，”他对儿子说，“我们要对他提高警惕。”
干爷当时还不知道，他的大儿子已经在回家的路上，这个参加过中国远征军到过缅甸印度的中尉连副，在东北长春被四野俘虏，经过一个月的甄别教育，领了遣散费爬上了南归的闷罐子列车。他的二儿子则跟着国军110师师长廖运周在淮海战役中起义，成了解放军的机枪班长，在渡江战役中荣立大功，已经进军大西南。
干爷是一个城市贫民，他连自己的一日三餐都管不了，怎么管得了儿子们的人生选择？他有什么可以提高警惕的？！但是他的眼神依然那么犀利，从浑浊的眼球后面透出刺刀般的一缕寒光。“他会找我们麻烦的，”干爷跟他的三儿子说，“快了，很快他就会找上门来。”
这天早晨却并没有人找他家的麻烦。摇身一变为派出所所长夫人的皮匠老婆表现得很是和蔼可亲。老鸭很快被褪尽了毛，白花花的显得很肥壮。跟老鸭一样肥胖的所长夫人对阿凤说，“今天早点回去吧，等着报喜的人上你家去。”阿凤将杀白鸭子用一张荷叶包好递给她，不敢相信地说，“我家有什么喜事可报的，莫非要给我三哥安排正式工作了？”所长夫人有点不高兴了，两条稀疏的眉毛渐渐地拧起来，瞪了她一眼。她说，“你目光能不能放得远一点，进步一些？”阿凤吐吐舌头说，“哪我家还会有什么喜事呢？”所长夫人哼了一声，拎起菜篮子离开她们，走了几步她回过头，说，“你二哥又立功了，还当了排长，这才是你家真正的喜事，懂吗！”
对于我的干爷姆娘来说，居民区敲锣打鼓送来的喜报，却似乎远远没有二儿子从朝鲜寄来的第一个月排长津贴来得实惠。草舍里连两把请人坐下的椅子都没有，姆娘就站在柴门前向报喜的人们表示感谢。居民区主任说，你家有什么要求人民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尽管提出来。姆娘看看黝黯而家徒四壁的草舍，欲言又止。邮递员骑着一辆铃儿叮当乱响的破脚踏车过来了，“快拿图章来，有你家的汇款单！”阿凤嗖地一下窜出人群，手舞足蹈说，“我二哥寄来多少钱？这下我可以回学校去读书了吧，再也不用天天一大早起来拔鸡毛鸭毛了！”
许多年之后回忆起这一天，秋生那双蒙着一层老年白内障的眼眶里依然潮腻腻的。那天正好是星期天，秋生从机场工地上回来拿换洗的衣服，老远看见草舍前簇拥着一群大妈大嫂。秋生迟疑不决地走过去，听见阿凤喜极而泣的声音，他的心才稍稍放松一些。这时候已近中午，阳光照射着草舍旁的法国梧桐树，一根晾衣绳拴在两棵树上，干爷的一件旧长衫在微风中摇曳。居民区主任又问了一句，要我们帮什么忙？秋生看见菜场的矮脚经理也在看热闹，一句话便冲口而出：“能不能从菜场拉一根电线出来，让我家也用上一盏电灯泡？”
人们都盯着矮脚经理看了，看得他很尴尬。那时没有各家各户的小电表，往往是七十二家房客的大墙门里，共用一只大电表。秋生央求说，“我家草舍夜里点油灯实在太不安全，有一盏15瓦的电灯泡就谢天谢地了！”又说，“电费每个月都照算好了，我们不会拖欠公家的。”
大妈大嫂们都看着矮脚经理，看得他嘿嘿地讪笑，一位漂亮大嫂搡了他一把，叫你表个态呢。矮脚经理就势抓住她那丰腴肥白的手捏了一把，他说，没问题，光荣之家么，照顾一下也应该的，再说还有你的金口。漂亮大嫂甩开他的手，说，别说的这么好听，要看你这个武大郎的实际行动，主任你说对吗？
居民区主任笑了。她说是的，草舍里点油灯确实不安全，这里不是乡下，一旦走火左邻右舍都会遭殃呢，尤其你这个菜场。矮脚经理咬了咬嘴唇，终于挥了挥手说，好吧，今天就给他家装上电灯。
阿凤的嘴唇哆嗦着，好像快哭出来了。姆娘忙前忙后，又跑去买了一盒飞马牌香烟来招待矮脚经理和菜场的电工。秋生在草舍里爬上爬下，帮助电工拉线。唯有干爷一如既往地靠在竹躺椅上，似乎怕别人嫌弃他的病，他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淡漠的眼睛。灯突然亮了，秋生从一架竹梯上跳下来，他的身子像一根晾干竹似的轻盈无力，他的双脚因此而略显茫然地落在了泥地上。一盏15瓦的电灯泡就这样晃花了他们的眼睛，昏黄的灯光竟然如此炙热暖人。
风从茅廊巷的巷头巷尾吹来，夹杂着油烟昧的晚风在深秋时节已经变得很冷，炊烟袅袅，秋生打着寒噤将菜场的电工送出门去。姆娘在灶头上忙碌，今晚他们不吃番薯粥了，吃白米饭。闻到草舍里传出的饭菜香味，秋生的喉咙里咕噜响了一声。他看到菜场门口有一堆垃圾，一个瘦骨嶙峋老男人伸出枯柴般的手在垃圾中挑选食物。秋生听说他是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抗战时当过远征军的文书，现在他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被交给居民区监督管制。秋生看见他的母亲趿拉着一双破胶鞋悄无声息地走出草舍，手里捧着一碗雪白的米饭。他阻止不了她，只好叹了一口气，提心吊胆地看看四周。
谢谢你。老男人的声音在打烊了菜场门前显得空旷无力。秋生看见他咧开嘴笑了，两颗残剩的牙齿在幽暗的天色下闪烁惨淡的白光。他是你大哥的战友，姆娘曾经跟她的三儿子说过，他们一起在澜沧江边打过日本人。于是秋生在恍惚之中看见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江，看见一群衣衫褴褛的士兵互相搀扶着从野人山里走出来。秋生摇摇头，又叹了一口气，跟着他娘回到草舍里去了。
姆娘一家人并非没有住过像样一点的房子，我的外公外婆还在世时，他们就跟老人住在一起。1945年，历经八年离乱的我父母从重庆回来了，赡养老人的担子自然落在我娘肩上，他们也过上了小康生活。然而，好日子注定是短暂的，内战的风云像一阵狂风，席卷了中国老百姓们的和平梦。1949年，我母亲带着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去了香港，1950年又从香港回到杭州，这一出一进之间，世界和人的命运都已经彻底地变了模样。
城站对面有一座红楼，楼顶的钟声在夜空中悠扬地回荡。我仿佛看见他们坐在那盏连一个灯罩也没有的电灯下，欢快地咀嚼着白米饭。干爷坐在一张四仙桌的主座上，双手扒拉着桌上残留的饭粒，他无比珍惜地用痉挛的手指将饭粒捡起，一粒一粒送进嘴里。这些饭粒是从阿凤嘴边漏出来的。姆娘说，你像个大姑娘吗，你像是饿死鬼投胎来的！秋生将一块猪头肉送到妹妹碗里，“慢点吃，”他说，“没人跟你抢的！”
这是一幅十分温馨的画面，他们真的很容易满足。小时候我不止一次听姆娘说过，干爷是绍兴人，他有个弟弟一心一意要到上海去学生意，小叔子对嫂嫂说，我宁愿到繁花似锦的南京路上去做个小瘪三，也不想一辈子留在祥林嫂嫁给贺老六的深山冷岙当位土财主！姆娘对秋生和阿凤说，跟你们这个小叔叔相比，你们该知足了不是？住在热热闹闹的杭州城里，有饭吃，还有电灯点呢。阿凤说可惜我们住的是草舍。姆娘拿起筷子敲她的脑袋，说，“草舍怎么啦，冬暖夏凉的你晓得不晓得！”
二
我无法修正姆娘的话和秋生的记忆，在我七岁之前的印象里，这草舍是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冬暖夏凉的。夏天，阳光穿透了稀薄的云层，烤热屋顶上发黑的稻草和门前龟裂的石板路，无数苍蝇在垃圾堆上嗡嗡地打旋。一条肮脏丑陋的草狗，无精打采地躲在菜场的屋檐下，吐着腥臭的舌头。终于回到高小读书的阿凤坐到门槛上，趴在一张骨牌凳上做她的暑假作业。那是早晨，巷子里还有一点穿堂风，到了将近中午的时候，骄阳暴晒下的石板路便使她再也坐不住了。她回到草舍里去，不一会儿又走出来，走到梧桐树下，浑身湿漉漉的，像狗一样吐出舌头，呼哧呼哧地喘气。屋子里太闷热了，她撩起衣裙露出青涩的肚皮说，我热得都快要昏过去了。
只有干爷不流汗，他好像永远也感觉不到春夏秋冬似的。我看见他穿着一袭洗得发白的士林蓝竹布长衫，躺在竹躺椅上闭目养神。草舍里有一件与周边环境极不相称的奢侈品：一台老式收音机。这是一台德国产的根德4010电子管收音机，我母亲当年从香港带回来孝敬其父母的，外公外婆去世后留给了他们的大女儿我姆娘。收音机里每天播放着****五反之类的新闻，他静静地听着，什么话也不说，过一会儿就闭上眼睛，还发出了轻轻的鼾声。
有一天他突然睁开眼睛对我说，“什么狗屁新闻？蒋老板一向循规蹈矩的，抗战时还帮助过新四军不少钱粮呢，怎么也成了不法奸商？！”
蒋老板是蒋光昌绸庄的大股东，干爷当过他手下的跑街先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业务员。即使我还小不懂事，也知道一名雇员对剥削过他的老板如此一往情深，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我无法回答他，只好畏畏缩缩地走到灶前去喝水。一大杯凉开水咕嘟咕嘟地灌进我的喉咙，从嘴边漏出的水受了惊似的顺着我的小脸往下淌，一直淌到泥地上，好像我都被他吓得尿失禁了。
巷里的碎石板路面在烈日下蒸腾着一股热气，秋生骑着一辆破脚踏车回来了。从笕桥机场到茅廊巷至少有十几公里，这段距离秋生只用了不到一个钟头。满头大汗的秋生在马路上疾驶，热风和尘土灌满了他的耳朵与鼻孔。自从《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以后，秋生就不大关心他的二哥了，而在此之前，秋生却常常不得不打断母亲和巷里另外两家志愿军军属的那种冗长凄然的话题，她们总是在忧心忡忡地谈论着冰天雪地的三千里江山，谈论着上甘岭或者毒气弹什么的。秋生说，“报纸上不是说了吗，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16个国家的军队！”秋生推着他娘回家去，“大哥还在青海劳改呢，你就不怕有人报告给派出所去？！”
问题不仅仅是他家的老大，还有我家这门亲戚。谁也不知道我父亲已经在凄风苦雨中死于非命，还以为他在海峡对面继续担任着要职。派出所所长的女儿跟阿凤是同班同学，你知道你为什么总是挂不上红领巾吗？有一天她对阿凤说，你二哥再立两次大功也不顶屁用，因为你姨夫是台湾的高级将领。“你知道什么叫特嫌吗？你们一家就是特嫌，”她抬起脚上那只不知谁当年留在皮匠摊上忘了取回的红皮鞋，踢阿凤一脚，“包括你，都可能是潜在的破坏分子！”
秋生的瘦削的身影被中午的阳光投射在石板路上，脚踏车像一条筋疲力尽的狗一样被他扔到墙脚喘息。阿凤叫了一声三哥，从梧桐树下奔了过去。小丫头扑到他身上呜呜地哭着，双手抓着头发，她说，我不想上学了，她每天都用红皮鞋踢我，我再也不想见到她了！秋生觉得她那种痛苦的模样很滑稽，他拍拍她的肩膀说，那你就踢回去好了，你的脚劲总比她大一点吧。她阿爸是派出所所长，阿凤抽抽噎噎地说道，我不敢，我怕她会叫她爹娘来报复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