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生的脸色变得阴沉下来，他想说什么，摇摇头，又把话咽了回去，他的嘴唇因此而发出丝丝的声响。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觉得特别的窝囊，大哥跟日本人拼过刺刀二哥向16国军队扫过机枪，而他却面对一个臭皮匠出身的派出所所长只能忍气吞声。县官不如现管，十七岁的少年秋生，由此而深刻地体会了权力体制下一个小小老百姓的无奈。
二哥快要回来了！这是他安慰妹妹的话，也是他匆匆忙忙从笕桥工地上往家赶的原因。秋生在笕桥机场结识了一位场站助理员，此人有不少战友在驻朝部队。你哥所在的部队快要奉调回国了，有可能集体转业呢。昨天晚上，助理员请他喝酒，喝得微醺时向他吐露了这个信息。当时秋生愣了愣，一种终于可以卸下家庭重担的感觉突如其来，令他也放肆地端起了酒杯一饮而尽。那时候他感到异常的疲惫，他的身子好像稻草一样轻飘飘的，夜空中的星星和月亮都在摇晃，远处停机坪上的苏式米格飞机好像也漂浮在了半空中。
总归是少年心性，兄妹俩很快将不快抛在了脑后，秋生还没来得及说话，阿凤就迫不及待地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姆娘连问三遍，“真的吗，你有没有听错部队番号哦？”秋生说哪会听错呢，他们整个师都要归国了。
一场夏季的雷阵雨突然降临，天黑下来，周边的一切瞬间变得浑厚而凝重，转眼之间，草舍内外响起炒黄豆般的爆响声。屋顶上那块肮脏的玻璃亮瓦刹那间被洗干净了，接着便凝聚起潺潺流水。阿爸！阿凤惊叫一声，奔过去搀扶老人。她阿爸的头上，被雷电和暴雨击破的茅草顶不是漏了水，而是像一个吊桶掉了底，倾盆大雨直接倒在了他的身上。浑身湿透的干爷牙齿嗒嗒地响，苍白的脸上挂着几根烂稻草。秋生急忙伸出手，将他拽到屋角的竹榻上去，那里的屋顶还比较结实。晃荡在屋梁上的电灯泡瞬间亮了亮，接着熄灭，留给他们一片更加浓密的黑暗。姆娘摸索着，寻找以前用的油灯。姆娘嗓音嘶哑地喊阿凤，“阿凤你把火柴放到哪里去了？！”
深深的沮丧笼罩着草舍里一家人，这里那里，总是有雨水啪啪地落在他们头上和身上。暴雨急速而猛烈，像无数条抽打的鞭子。在它的肆虐下草舍和人都忍受着难以言说的疼痛，仿佛一切都快要被蹂躏得变形了。姆娘说，这屋子怎么还能住人呢，老二回来了叫他住在哪里？干爷在竹榻上摸索着，从一只发黑的竹枕下摸出来一支香烟。“秋生你把油灯挪过来，”他凑到灯前点燃烟，对他的老婆说，“船到桥头自然直，你操那份心做啥？人活着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他喷出一口烟说，“他不是功臣吗，莫非人民政府叫功臣睡到马路上去？”
巷子里电闪雷鸣，树影憧憧，所有的乌云都变成雨水落了下来。堵塞的阴沟将菜场和茅廊巷都变成了泽国。天色从黑暗变成浅灰，千疮百孔的草舍如同一艘破船，漂浮在水上。这就是我跟着我母亲赶去现场时看到的情景。我母亲一只手撑着一把黄色油布雨伞，一只手拎着鞋子，卷起裤脚小心翼翼地趿入水中的画面沉重地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赤着脚，跟在母亲身后，那水冰凉冰凉的，使我在那个酷热的夏天感觉深深的寒意。
我的二表哥并没有很快回来，从那个夏天一直等到冬天，才收到了他的确切信息，他们回到了丹东，然后就在那里开始了漫长的总结和整训。战争结束了，每一支部队、每一个人的今后去向是迥然不同的。我母亲去旧货店卖掉了原先答应长大后会送给我骑的一辆蓝翎牌脚踏车，从郊区买来几车新的稻草，请来秋生的几位工友，将草舍的屋顶和泥墙修缮一下，日子就这样又过了下去。母亲对她的姐姐说，“我很想帮你盖成瓦房，但是我实在拿不出钱了。”姆娘抹着泪说，“够了，足够好了，”她像跟阿凤跟秋生那样说的那样，向我母亲重复了她的感受，她说，“我蛮喜欢住草舍的，草舍里冬暖夏凉。”
冬日的茅廊巷晨雾弥漫，提篮买菜的妇女们和菜贩子讨价还价的身影在雾气里若隐若现，放寒假了，姆娘在家里接了给人打毛线衣的活儿，阿凤仍然要去菜场给其他人当下手，拔那些永远拔不完的鸡毛鸭毛。她的双手长满了冻疮，脸上也是，她已经像个大姑娘了，戴着一只蒙住大半张脸的白口罩。但是派出所所长的女儿依然没有放过她。她走到阿凤跟前，用她的小红皮鞋踢一脚地上的鸭子说，“拔干净一点，上回我吃到了三根鸭毛毛。”阿凤蹲在地上，白口罩上粘着两根湿答答的鸭毛，她的声音从口罩后面屈辱地钻出来，“你妈当时检查过的，”她瓮声瓮气地说，“她说我拔得很干净。”
那天我正好去菜场找她，母亲叫我给她送去开学时要交的学杂费。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你还要狡辩，我听见所长的女儿说，你想反抗人民民主****啊？我愕然。这话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过，从大人嘴里也听见过的，但是从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嘴里恶狠狠地说出来，还是令我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噤。所长女儿又抬起了她的小红皮鞋，这回不是踢在鸭子上，而是踢到了阿凤的身上。“你身上一股臭味，”她说，“以后离我们远一点。”
“你他妈才是臭烘烘的！”我冲到她跟前说。我看见她吃惊地向后退了一步，将手指着我，“你是谁，你这个小东西，”她的指甲像冰凉的刀锋划过我的脸庞，有一点疼痛，“我知道了，你是她表弟对吗，那个从香港回来的小特务！”她说。“你才是特务呢，”我说，“瞧你这件大衣，你这块围巾，跟电影里的女特务一模一样！”
后来我回想她身上穿的那件海勃绒大衣，那条羊毛格子围巾，我认为一定是从哪个资产阶级家庭得来的，不是抄家时顺手牵羊，就是她爹娘收受的贿赂，凭一个派出所所长的薪金，这位小千金绝对穿不起这样豪奢的服装。看热闹的人们围过来了，无论哪个年代，人们总是同情弱者的，那时候阿凤坐在淌满污水的水泥地上，两眼泪汪汪地看着大人们，无助的表情就像一只遇见狼外婆的兔子。而我呢，固然是龇牙咧嘴的一脸凶相，但毕竟是年龄太小，受到损失的形象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于是，不了解双方背景的人们纷纷指责这位跋扈的小千金，气得她猛地跺了跺脚，夺门而出。
我看见的一切别人也会看见，十年以后金钱巷派出所门口贴出了满墙的大字报，其中有一条就是质疑所长老婆和女儿穿用的来路不明的奢侈品。我看见昔日的皮匠愁眉苦脸站在院中，接受他的同事和下属们的批判，那时候所有的辩解和检讨都是白费心机，那些挂起红袖章的片儿警无疑比我凶狠多了，根本不容其分说，声讨的口号声一浪响过一浪。
这是后话。当时我们心中的委屈和气恨却像一个秤砣坠在那里。我记得阿凤牵着我的手回家去，茅廊巷里飘起了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花。寒风袭来，让人不由自主地打着哆嗦，我觉得我们像两个幼小的幽灵一般在寂寥无人的天地间飘荡。我们走进草舍，四处漏风的草舍似乎比外面更寒冷，干爷盖着棉被，棉被上还有一条我家用过的旧军毯，精瘦的身子虽然颤抖着，脸色却是一如既往的平静。“人生下来就是来世间受气的，不受气你就活不下去。”他悠悠地瞧着门外漫天飞舞的大雪说，“人的一生，无非是人家给你受受气，你再给人家受受气罢了。”
他的话留给我很深印象，雪花在茅草屋顶的亮瓦上飞舞，给他脸上涂了一层薄薄的天光，他的嗓音喑哑、干瘪而沉浊，好像有一口痰，或者是一口气，长久地堵在他的喉咙里。巷子里传来了一阵清凉的吆喝声，带着无限的孤寂与伤怀，“甜酒酿要哇，甜酒酿！”是那位当过远征军文书的老男人的叫卖声，居民区终于帮助他找了一份工作，给他置了一挑担子，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冬季里，他步履蹒跚地踏雪而行，穿街走巷卖着甜酒酿。
三
二表哥回来是春末夏初的时候，他是黄昏时分乘火车到达城站的，那时没有民工潮也没有黄金假期，秋生跟我站在出口处，看见从月台上走过来稀稀拉拉的十来个人，二表哥背着铺盖东张西望地走在最后面。没有后来电视上常常看到的那种热烈欢迎的场面，什么也没有。二表哥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棉军装，戴着摘去了帽徽的剪绒帽，在这个略显炎热的江南季节显得不合时宜。那一年他不过二十四五岁吧，看上去却有三十出头了。他的皮肤很黑，额头上有一道狭长的伤疤，中等个子，脸上的表情看来有点傻乎乎的。走出出口处了，他站在那里茫然环顾，手里提着一只细帆布旅行包。在夕阳下这个大兵的身影臃肿而呆板，仿佛很不习惯都市的车水马龙。他抬起胳膊擦着脸上的汗，终于见到我们时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位表哥，秋生也多年不曾见过他了。抗战胜利后，我家一度住在南京忠岚里，对面就是梅园新村，这位二表哥跑来我家谋生，我母亲看见他没事就往对面跑，跟那些延安来的马弁伙夫混得很熟，怕他给家里惹祸，让父亲将他送去当兵，没想到110师廖师长本来就是延安的人，一年后就把他带到了对方的营垒中。
二表哥弯下腰来问我，“你是小表弟？你快上学了吧？”我点点头，“快了，明年秋天我就可以读一年级了。”秋生接过他的旅行包说，“走吧，家里人都在等着你。”于是他跟着我们往茅廊巷走去。一路上他跟我们没什么可说的，只是瞧着久违的街景，显露出微微的激动。红星剧院门口贴着《盘夫索夫》的越剧海报，浙二医院旁边摆烧饼摊的、卖香烟和卖白兰花的小贩，都令他感到十分亲切。他问秋生说，“菜场门口那个皮匠还在吗，生活是否还过得去？”
他的日子比谁都好过，秋生说，他当上派出所所长了，权高位重，整天牛皮哄哄的。二表哥愣了愣，他的神情有点恍恍惚惚的，“莫非他从前是搞地下工作的？”他自言自语说，“难怪啊，有一回还鬼鬼祟祟地叫我帮他去送过一封信来着。”他站住了，就站在从前那个摆皮匠摊的位置上，一本正经地告诫秋生，“你刚才的态度不好，什么叫‘牛皮哄哄的’，人家是老同志么，我们要尊敬他们。”
坦率地说，我跟秋生一样，对这位兄长的归来感到颇有些失望。秋生起初想跟他争论的，嘴唇抖动了一下，终究是刚见面的兄弟，把话又咽了回去。天色已黑，柴门大开，我母亲陪着姆娘走了出来。啪地一声响，二表哥双脚一碰，把手举到了帽檐上，他喊声娘，我姆娘一把拉住他，眼泪唰地流下来。我母亲也揉起了眼睛，干爷在屋子里猛烈地咳嗽起来，阿凤在惊喜地叫，一种前所未有的忙乱和温情笼罩了这个闹市区的茅草屋。
草舍里放不下一张新的竹榻了，那天夜里秋生是去我家睡的。离开草舍之前的许多语言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二表哥说他带了一笔复员费回来，这笔钱可以用来将草舍扩建成瓦房。毫无疑问，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好消息，留给我至深的印象。虽然，按照我母亲的计算，这笔钱还是不太够的，但是母亲说，大头解决了，余下的总是有限，就由我来想办法好了。
我记得人民银行那座高高的柜台，童年的我踮起脚也够不着它的台面，那是唯一合法出售金银饰品的地方，其他任何交易渠道都是要坐牢的。我记得母亲的面容，每次站在这柜台前总是神色黯淡。昔日将军夫人的雍容舒缓早已一去不返，如今她将最后一点纪念品都付给了窘困潦倒的现实。因为是绝对的垄断经营，柜台上收购的价格都定得极为低廉，母亲低声恳求着，能不能再高一点点，对方的口气便变得极不耐烦。出卖这些首饰的都是些已经沦为人下人的弱势女性，她们除了忍气吞声之外别无选择，后来的岁月中每当想起这幅画面我的心中便会涌起无限伤感，她们被迫卖掉的何止是一个戒指、一对耳环啊，随之而去的往往是她们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母亲对她的姐姐说，现在好了，能够改造和扩建成瓦房了，下一步就是你家老二的工作问题了，想来总不会安排得太差。“列宁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我母亲安慰她的姐姐说，“你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医院、菜场和民居在灰色的晨曦里勾勒出缺少规划的轮廓，遥望远处可见波光粼粼的护城河，汽笛鸣叫，从北方驶来的一列火车摇摇晃晃地开进了城站站台。一串鞭炮从阿凤手上突然炸响，她脸上充满了兴奋的神情。改造草舍的工程就在这样的一个早晨开工了。那时二表哥整天忙于跑派出所和民政局，改造草舍的活儿主要还是落在秋生身上。由于一家人，尤其是我干爷无处搬离腾出施工场地，白天拆掉一处泥墙，晚上就得砌起砖墙，因此工程只能十分缓慢地进行。干爷事先警告过秋生，笕桥机场跑道的修缮工程丝毫不能受到家事影响，秋生的工友们因此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跑来帮忙的主要是巷子里另外两家军属，她们的亲人一个去了北大荒一个去了福建前线。现在我们才知道，二表哥的老部队已经全体转业，开赴北大荒参加农垦，只有少数背景复杂和家庭实在困难的官兵被批准复员，回家就业。二表哥是因为家庭实在困难才复员的吗？这个理由很勉强。那么他就是前者了。这可是一个很让人担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