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
你可以理解，
我为什么不介意把一首歌，
记得不很清楚，不很完整。
因为语言与曲调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生命。
南国
大老婆与小老婆
吾乡在日本统治时代娶小老婆的风气很盛。那时顶港人常笑下港人，说下港人只要有一根葱，就想娶细姨；遇到此时，下港人马上顶嘴说：“谁叫你们顶港查某都来下港赚呷？”
我认识的老一辈人就有许多人拥有两个老婆，这其中以做代书的林桑最具代表性。林桑在地方上是所谓有头有脸的乡绅，你从他的打扮可以捉摸出几分来，他的身上永远是一袭笔挺的西装，听说都是外来货，绝非镇上的土师傅做得出来的；他又有一辆进口车，成天在窄小的巷弄里兜来兜去，老远就听到他按喇叭的声音。他在街坊之间的人缘不错，这得归功于他说不尽的笑话，和一副长年保持的好心情，因此拥有所谓“一百分的笑容”。
他的大老婆我是早见过的，瘦小个子，满嘴银牙，一脸苦相。早些年，她还会来跟母亲哭诉，并到处讨教降服男人的办法，这几年鲜少见她出来走动，大概是上了年纪，偃旗息鼓，而且这几年她的美容院生意极好，孩子也很争气考上大学，她渐渐变得安静，没有怨言。
我们一直对林桑的小老婆很好奇，想象中的小老婆应该就像电视上成天搽指甲油、买钻戒、爱撒娇的狐狸精；要嘛就像后巷的詹医师，他的小老婆是日本婆，一头黄毛，细绵绵的白皮肤；再不然像木材店的二娘仔，是个浓眉大眼的布农族女人。
有一天，小妹大惊小怪地喊我，说林桑的小老婆正从我们家走过。我仔细一看，那女人长得矮矮胖胖，皮肤可不是普通的粗黑，你只要被南部的毒日晒过，风雨刮过，就会有那种金属般的光泽。她的长相平庸，跟一般的农妇没有区别，我的幻想于是破灭。
听说，林桑的小老婆在庄脚养猪，种果树，大老婆还负责教养孩子，一个治内，一个理外，于是林桑就有体面的西装可穿，拉风的车子可开，和一副长年不变的好心情了。
舞者盈盈
萧家在吾乡曾有过辉煌的日子，萧老先生做过两任镇长，开设的医院远近驰名，萧家的女儿个个美丽，雪白的皮肤好像消毒过一样，一律是杏眼瓜子脸，仿佛是莫迪利亚尼笔下的女人，属于秋天的古典美人。
萧家最小的女儿叫盈盈，盈盈从小就喜欢跳舞，全身充满舞蹈细胞，尤其是芭蕾，更与她那古典优雅的气质相称，很早就有人预言她是明日的舞星。这也正是盈盈从小的心愿。
为了实现这个心愿，盈盈中学毕业便到台北求师学艺，准备投考艺术学院。不幸的是找到一个才气平庸、脾气奇粗的男老师，更不幸的是她后来爱上他，他却不爱她。
爱情的规则很奇怪，如果你不被崇拜尊重，便会被歧视侮辱。盈盈的初恋从一开始就被堕入地狱，有人亲眼看见，练舞的时候，那男舞者用脚拼命踹盈盈，狂暴地骂她“笨蛋！”而盈盈只是乡下出身的纯情女子，她不以为是老师错了，命运错了，只以为是自己错了。
盈盈被送回家乡时，已经发疯，然而她并未全然丧失理智，在剎那的清醒里，她自杀好几次。有一次她从三楼跳下来，摔断一条腿，从此不但不能跳舞，连走路都有问题。
萧家的没落好像是从这时开始，萧医师明显地变老，美丽的女儿一个个嫁到异国，华丽的宅院成个空壳，医院也关闭了，只有偶尔会在夜里传出一些怪异的叫声。
再一次看到盈盈，是在国小的校门口。她全身披披挂挂，看不出到底穿了几件衣服，脸上涂着五颜六色的油彩，长发绑成好几束辫子，她正在舞蹈，用她那已然跛掉的脚，仿佛是原始部落的女祭司，口中还喃喃自语。在南国的艳阳下，她像是一个****的人，火团似的挣扎着，滚动着。
黑豆情史
在乡下有一种价格很贱的豆子叫“黑豆”，而黑豆之所以叫作黑豆，是因为他有一身黑得像甘蔗皮的皮肤。其实他长得更像黑猩猩，宽而方的肩膀，垂下一双特别长的手臂，腰很长腿很短，笑起来一张大嘴几乎要咧到腮边。
黑豆已经十五岁，还念五年级，他的成绩每年都该留级，尤其是算术固定是吃鸭蛋，但是老师对他法外施仁，放了好几次水，只因为他在球场上的表现，无人可以替代。笨重的黑豆上了球场，就好像大力水手吃了菠菜，无比神勇，他那过长的手臂投起球来，变化莫测，令人难以招架。每次比赛，黑豆总是为学校赢得奖牌回来。
那几年正是棒球最风行的时期。自从红叶、巨人棒球队拿到世界少棒冠军，在校园里，棒球队员是一群新贵，他们穿着漂亮的球衣，吃营养午餐，享有一般学生没有的特殊礼遇。而黑豆是最被看好的棒球明星，有许多人说，他即将被美和棒球队吸收，免费直升美和中学，而美和中学刚拿下世界青棒冠军。
黑豆虽然在学校备受侧目，他每天还是傻乎乎玩着他最喜欢的布袋戏，从来不听课。
为了挽救他的功课，老师将他安排到全班功课最好的女班长旁边，要她帮他补习功课。经过一学期，黑豆的成绩一直没有进步，倒是女班长的抽屉里多了许多礼物，有的时候是一本故事书，有的时候是一些小发夹、小玩具。
女班长是个漂亮而骄傲的女生，但她不会像其他女生一样凶巴巴地骂他“大狗熊”“大笨猪”，只是从来不正眼看他，好像他根本不存在似的。
小学毕业的前夕，黑豆进美和中学的事有了变化，当时只有一名奖助名额，却有许多人争取，黑豆的教练一再向校长力争，却拗不过另外一位老师的关说，他的儿子棒球打得比黑豆差一点，成绩却在前三名。最后，黑豆就被剔除。当这件事决定的那一天，老师红着眼睛告诉黑豆这个消息，黑豆还是傻乎乎地笑着。
小学毕业后，黑豆进入一家铁工厂当学徒，女班长考上省立女中。从此，就开始一段爱情的跟踪。女班长每天通车到屏东上学，黑豆清晨从她一出门便开始跟踪，一直到她上车为止，黄昏又一路跟踪她回家。如此日复一日，经过好几年，这期间，他也曾面交几封情书，但却被退回来。
黑豆工作的铁工厂位在铁道旁，他把退回的情书折成纸飞机，往飞驰而过的火车上掷去，纸飞机有时候飞进车窗，有时候擦撞车身摔下，有时候则被车轮碾平。
有一天，下着毛毛细雨，黑豆扛着一堆钢筋从铁工厂出来，这时刚好是女班长常坐的那班车经过，他猛一转身，高高擎着的钢筋碰到电线杆上的高压电，黑豆当场被电死，结束他短短十八年的一生。
1990年3月26日
玫瑰花嫁
他们是在一九五二年结婚的，到明年刚好满四十年。
四十年来，我参与他们的婚姻，在他们的婚姻中成长，如今我也有了自己的婚姻，更觉得其中有一大段心事，反反复复，层层叠叠……
那该是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吧！母亲穿着租来的白纱礼服，新做的发型像伊丽莎白·泰勒在《朱门巧妇》中的造型，她将嘴唇描得小小，眼睛画得大大，以至于在照片中显出大吃一惊的样子——结婚照有时看起来像毕业照，明明扭捏不安，却得庄重自持。迎娶车队从屏东开往潮州，一向会晕车的母亲，往车窗外掷完扇子，先哭了一阵，然后一路吐到父亲的家，一夜未眠的她，眼泪与秽物弄脏了心爱的镶珠手套，那手套是她走遍屏东市委托行才找到的。
结婚照中的父亲，穿着粗条纹西装，梳着七分头油油亮亮。这一身亮丽的打扮还是难掩他忧郁的气质，那年他二十五岁，长得像詹姆斯·迪恩，爱打网球棒球，常常泡电影院，有一本粉红色的日记簿，上面记载他的恋史、彷徨，还有几首短诗。他原有个女朋友，只因八字不合不能结婚，那女子是他在球场上的搭档，长得健硕活泼，可惜这段恋史终究成为遗憾。听说在婚前的一夜，父亲在天井里兀自抽烟沉思一直到天亮。照片上的他，眼眶下陷，比母亲还小的嘴唇似乎微微颤抖着。
婚姻的开始通常是甜蜜，哪怕是陌生的男女，婚姻将我们回归男人与女人的一对一关系——刚结婚的父母亲不知如何称呼彼此，婚前总共才见过几次面，说的话不到二十句。母亲说到这里抿着嘴说：“我总喊他‘喂’，要不然就挨近他身旁，直接把话说了。”婚后好几年，父亲才喊母亲“林妹”，那是她的日本名字，意思是“认命”；母亲则喊“欸”，那是发语词，也像惊叹号，就暂充名字。
我总爱问：“难道就没有比较浪漫或者有点甜蜜的事吗？”母亲又抿着嘴说：“就那么一次，我说天凉了，没有大衣穿，其实我也并非那么需要一件大衣，不过有件事可以共同说说也是好的，看他为我做事，心里总是欢喜。你爸爸听了我的话默不作声，面上一阵乌一阵暗，过了不久，他把大衣给带回来了，后来才知道那件大衣足足花去他一年的薪水，他那个人哪，很深意。”
婚后一年，大姐降生，刚做爸爸的父亲，对小婴儿充满新奇细腻的感情，他在日记上写着“趴在床上看着小小的婴儿，不相信那是我的孩子，就为这不相信，发呆很久。”父亲的日记大约在大姐满周岁时中断，因为过不久我就降生了。
那时家中人口浩繁，吃饭得敲钟分配食物，四十年代的台湾，人人得了饥饿症，饭量奇大，配给的米又粗又黄，很快就米缸见底，婴儿喝米浆，大多数的人吃番薯签。父亲每天骑一个多小时的石子路，到乡下教小学，很快地被石头颠出胃溃疡，生活的压力让人无气可出。父亲越来越沉默，母亲越来越唠叨，他们都来自破碎的家庭，不知道什么叫爱，他们正要开始学习。
婚姻的开始其实是充满险境的，年轻是致命伤，性别差异是致命伤，不认命更是致命伤——有好几次，母亲半路拦下父亲的脚踏车不让他出门，父亲推开她，还是走了，这一走，非到夜深人静不可。他总是躲到电影院里，连看好几场电影，也许是电影看太多，给大姐取的名字有点洋味，只因迷上艾娃嘉娜，大姐的名字也有个“娜”。
从我有知开始，母亲就常跟父亲赌气离家出走。“出走”这件事在那时的女人心中，大约带着轰轰烈烈的性质，她不见了、她自由了、她恐慌，她想念、着急、担心，于是她又回来了，这种短期的抗议带着一点毁灭性，也带着一点甜蜜，一直到她发现这行径无济于事，才不再兴起逃家的念头。
对于这种抗议，父亲通常没有反应，应该说不知如何反应，他自己的母亲曾经为了抗议离家二十年之久，他习惯了。因此母亲只有无趣地自动回来。记得有一次在街口玩，看到好几天不见的母亲突然出现，手里拎个包袱，她牵着大姐跟我，各给我们一个牛博士泡泡糖，我那时还觉得挺高兴的，离家出走后总会得到额外的礼物，一个牛博士泡泡糖要五毛钱哪！
如果在婚姻中，女人要在男人身上寻找浪漫热情，男人要在女人身上寻找温柔体贴，那注定是要失望的。我们常看到的是，女人结婚越久越强悍，男人越来越古板无趣——生了五个孩子之后的母亲，也许觉悟到这点，因此变得强大起来，她不再离家出走，转而要重整这个家。那时的台湾也开始变了，人们一面喝美援的牛乳，穿外国救济的衣服，一面盖工厂、开商店，一时之间，家庭中冒出许多时髦的东西，席梦思床、咖啡粉、假睫毛、冰淇淋、牛油面包……
也许母亲闻到这股新鲜的气息，她把家里的厢房改成商店，把猪舍夷为平地，柴房扩建为小朋友的房间。于是，一家规模不小的药局开张了，她变成镇内最年轻的药房经理兼药剂师，颇通药理的母亲开拓另一条财源，使我们在五十年代就拥有第一架电话、第一架电冰箱、第一架电视机，还有许多奢侈的进口衣饰。
在经济上，父亲渐渐变成次要的角色，但他也不能不承认母亲的魄力与才干。从那时起，他常带着钓竿失踪一两天，不过，从海边回来，他总边打瞌睡边看店，有时还帮忙进货，打扫环境，据母亲说这是她感觉一生中最如意的一段时间。
妻子在经济上、精神上获得独立，不但不会威胁丈夫，反而更容易得到平等的爱——卸除传统家庭压力的父亲，在生活上更为悠哉，钓鱼、种花、养狗、打球、练字；而母亲变得更为开朗、自信，更懂得如何装扮自己，她的店里总是高朋满座，时而日语时而国语时而台语，甚至是客家话、山地话，她都能朗朗上口，上至镇长、校长，下至卖豆花、收破铜烂铁的，都是她的好朋友，有人说她更像民众服务站的站长。
三四十岁是婚姻的疲惫期，男人觉得壮志已消却不服气，女人觉得青春不再却不甘寂寞——当我知道有人暗恋着父亲，紧张得常做噩梦，那个女人不漂亮却很年轻、很清纯，她常带我们出去玩，教我们唱歌，在父亲面前却含羞不语。那时年纪尚小的我，抓住一些事实的尾巴加上许多幻想，事情就变得具体真确。每当看到那个女人，我心里既感激又痛恨，感激她了解父亲不为人知的好处，痛恨她故意讨好我们。也许这一切都是幻想，但是千万不要小看一个十岁的女孩，她已足够监视父母。
至于母亲，幼稚的我，认为她好像胖了一些，在我追求百分之百的纯美标准，她应该不具危险性。后来我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然而那已是时移事往了！比较罪恶的是，那时常做母亲亡故或病危的梦，醒来之后哭泣不已、惊悸不已，以至于那几年的心境犹如在坟地里，啊，对母亲的爱居然是这样强烈且凄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