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的监视，父母亲应该没有背叛过彼此，一方面是他们的道德观念太强，一方面是他们的感情越来越好。每当父亲因公出差时，总是带着一两个小孩，每到一个旅社，第一件事便是打电话给母亲，同行的人都笑他带小孩很是不方便，从那些旅游里，我知道一些已婚男人的婚外游戏。常常我们正要入睡时，同行的人来问父亲要不要参加“特别节目”，父亲总说：“不行，有小孩在呢！”年幼的我依稀体会“特别节目”不是什么好事，夜里醒来几度找寻，父亲总是在房里。一直到读大学，孩子们还是喜欢到旅馆去突袭他。后来到外国旅游机会渐多，他每到一处便给家人发一张明信片，张张都是工整的钢笔字，他都是这样度过异地的漫漫长夜吗？
然而，我总想在父母亲之间找出一些浪漫美丽的爱情事迹，结果常令人失望，他们跟一般的柴米夫妻并无两样，闲时静静相对，怒时互打冷战，他们甚至从来不过结婚纪念日，也很少相偕外出。只是备受母亲呵护的父亲，体态容貌比一般人来得年轻，除此之外，毫无蛛丝马迹。只有一次，当祖父阖目去世那时际，全家人慌乱悲泣，父亲却避而他去，只见母亲镇静地替祖父梳洗换衣，额上的汗水一颗颗掉落下地，等到一切就绪，才见父亲出现，脸上的皱纹加深许多。第一次我对他感到失望，母亲却淡淡地说：“他心肠太软，怕见死亡，纵使是父亲，也不敢面对。我可以替他，我不怕！”这时我才能稍微了解，夫妻之间的包容可以到什么程度。
转眼四十年就过去了，他们两人在面貌、身材、脾气、地位的竞赛渐渐拉成平手。母亲年轻时丰满艳丽，父亲清啜斯文，中年时母亲七十公斤父亲六十公斤，老年时两个体重居然一样，都是六十九公斤，面貌一般慈祥，脾气一般平和，地位互相制衡，这历程可得花上四十年。
当我第一次带德古到家里时，德古与父亲都是木讷的人，两个人却相谈甚欢，母亲在一旁耳语：“你不觉得他有点像你爸爸？”看着那两个越看越像的男人，我仿佛穿透三生三世的时空，不由得一阵悲一阵喜，原来所谓的姻缘竟是这样子的！
我原有过独身的打算，也曾发过两个誓：第一不当老师；第二不嫁读中文系的本省男人，因为他们最有大男人的嫌疑。没想到拖到三十来岁还是攻进围墙，而围墙里的那个男人，居然既是中文系的又是本省籍的。最可笑的是，我也辗转曲折地执起教鞭，造化戏人，这些事给我最大的教训是：最好少发誓。
结婚那一天，母亲拿出她当年出嫁戴的手套。我套上它，它洁白如新，乳白色的小珠珠，好像是泪水凝结成的，我仿佛看到母亲离家时哭泣的脸容。我问母亲：“您认为爸爸是个怎样的人？”她想了一下说：“他是一个很聪明、很有修养的人。”这不太像是妻子的评语，比较像是老师的评语，我又问：“那您觉得德古是个怎样的人？”她说：“太瘦了！不过是个好人，你放心去嫁吧！”
母亲为我套上手套，婆婆却送我一大束玫瑰，在婚礼进行中，我比任何一刻迷惘——也许婚姻只是这样，明明知道玫瑰有刺，却要去捧它，最好得戴上手套才行。
一扇永不关闭的门
赵滋蕃老师的家总是闹哄哄的，学生一到那里，都变得恶形恶状，百无禁忌，有开冰箱的，有烹茶的，有搜刮零食的，有写作业的，有敲锅煮菜的，在七嘴八舌中，谁也听不清楚谁的话，却没有一个人肯闭嘴，大家的年龄都缩水了，倒退到聒噪贪吃的“口腔期”。
老师一贯是笑嘻嘻的，很少说话，笑开酱紫色的南瓜脸，漾起一百分的笑容，抹一把他那贝多芬式的乱发，说这房子快变成“青年活动中心”了。这还算是客气的，这间毫无装饰的宿舍，做过学生包水饺、吃汤圆的会场，也做过逃家者的避难所，还做过老学生的新房，大红的囍字四处张贴，经历数年，他也不去撕它。他自号“苦瓜和尚”，门上却贴个大囍字，被人笑破嘴，他并不在乎。
只有在大家酒足饭饱时，他才保有一丝为师的尊严，这时，大家安静下来，听他用“伟大的国语”，谈“咖啡馆哲学”，他那因不容易听懂才伟大的国语，时有智慧的火花迸出，听不懂的可以打瞌睡，听得懂的，眼睛亮得像星星。
他说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表现在两件事情上面，一是保护智慧财产权，一是有三扇不关闭的门，第一扇是牧师的门，第二扇是医师的门，第三扇是老师的门。所以，不管大度山的风如何疯狂，赵老师的门总是日夜开放，就算出门，也让学生自由进出，当然，他的藏书也是我们的图书馆。
我曾经是那么顽劣无知，他却慷慨地为我打开一扇门——刚上他的课时，我老是逃学，因为实在听不懂他那乡音浓重的话语，以为他不知道，他却跟学姐说：“叫那个有艺术气质的孩儿来上课。”
他上课有个特色——通宵达旦，出口不能自休。上他的课得自备餐饮，从午餐上到晚餐，从晚餐上到消夜，还得爬墙回宿舍。有人带情人、太太来上课，有人带咖啡饼干，以备长期抗战。如果有人提醒他：“老师，现在已经凌晨一点了。”他总是说：“没关系，我还撑得住。”大家都撑不住纷纷趴在桌上挂免战牌，他还是精神奕奕地讲下去。
我在读研究所时，犯了个大错，违反不许兼差的规定，偷偷在报社上班，后来良心不安，自动向所长告解，没想到他勃然大怒，要我立刻办理休学。所长的作风一向严苛，同学因此也吓得不敢跟我多说话，还有人在一旁煽火，落井下石。这时赵老师说：“来，我替你写一张证明。”结果写下一张很童话式的证明书：“此人没有问题，没有旷课，请原谅她。”
后来辞去工作，变成用功的学生，才发现他是个愤世嫉俗的政论家，野心勃勃的批评家，雍容大度的美学家，热爱生命的小说家，是成功的老师，却是失败的丈夫和父亲。他自称是“生命学派”，坚信“文学最深度的表现是顽强的生命力”；“文学最大的关注是人的生命，最原始的素材是活生生的人。”因此，他的生命形态是波澜壮阔大气如虹的，他创作文学，也创作生命，一生在矛盾中求统一，在不可能中求可能，他老说自己是“最不规则的不规则动词”。
因此，他特别要求我们要“勇敢”“顽强”。他说中文系的学生只敢说“你要”，不敢说“我敢”，一个民族太强调“温柔敦厚”，而缺乏“飞扬跋扈”的锐气，会渐渐丧失生命力，所以，他提倡“老鹰”的精神，敢于飞翔、敢于征服、敢于蔑视。
看来，他对学生有点纵容。其实适度的纵容，对学习文学的人是有帮助的，只有在宽阔、自由的环境里，才能激发潜能，容许想象力的飞扬。他常能一眼看出学生的禀赋，原来拘谨保守的人变成活力充沛的批评家；原来桀骜不驯的人，变成机智灵活的记者；对于爱好创作的人，他能令他们野心勃勃，信心十足。
有的时候，他相当严格。他教导我写文章，首先要将一切归零，忘记所有看过的文章，写过的字句，不要借别人的光照亮自己。第一要先从标点符号学起，因为那是文章中的文章，也是文章的表情之一。他说好文章是“有话要说”，坏文章“只是想说话而已”；他又坚信“吃什么就变成什么”，因此不准看不够好的作品，说看一流的作品不一定变成一流，但看三流的作品一定变成三流。就这样，我书架上的流行书刊全被丢进垃圾桶里。
很少见过像他那样纯粹的人，做什么事都全神贯注，爱憎也是百分之百，绝无商量余地。他的原则是“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只做一样事”，因此连发脾气，也是十足火力，瞬间爆炸，就算追打一只蟑螂，也是一副气壮山河的气概，很少人能忍受他的坏脾气和大嗓门。他爱小孩，爱看卡通，认为“天真冠冕一切德行”。所有虚张声势巧言令色的人，他一律归为“坏人”，看到坏人绝无好脸色，常当面破口大骂，令人下不了台，可知他的敌人远比朋友多。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看他能拿我如何？”
只有对学生，他总是无止境地包容，不管是多么浅薄的意见，他一定耐心听完，然后笑容可掬地说：“孩儿，不是这样子的。”做错事情，学生难过得要命，他却说：“犯错也需要勇气。”
奉行“简单的生活，深刻的思想”的赵老师，结果经济一塌糊涂。朋友有难，他二话不说，当场抽出腰带，那条皮带是当年逃难用的，里面有个密缝，可以藏不少钞票，他常从里面拿钱济助朋友。听说在亚洲出版社当编辑时，收入颇丰，他自己只拿出一小部分，其余的放在抽屉里，任难友来拿。
他一直到死时，家人还一直住在租来的破旧公寓，看黑白电视，存折里只剩下一万余元，躺在病床，朋友学生不断来看他，枕头被单下塞了好多钱，可惜他已不省人事，我想，他也不在乎。
他原是学数学的，意外地进入文学圈，对数字有着高度的敏感性。他说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平均只有二十一年，不知他从哪里得来的数据？他又算出天才与作家的寿命指数，大约跟七的倍数有关，常常是四十九、五十六或六十三，他因此下结论，他无法逃过六十三岁的大关，他果然死在六十三岁。又算出军事强国武力的比例等，皆十分诡异，却常常命中。他随身携带小小的计算器，不时按来按去，口中喃喃自语，忽而莞尔一笑，忽而青筋暴露，最后的结局常是计算器被摔得解体。
人们常说他是一流的头脑，二流的修养，三流的身体。血压之高一直保持世界纪录，这大概也跟他的坏脾气有关，偏偏肉一定得吃肥的，酒要喝白的，就这样，病一发作，便全身瘫痪。就算躺在病床，他的脾气还是大得很，身体已经不能动弹，眼珠瞪得直要跳出来，遇到治疗的折腾，他还一副要跟谁理论的样子，可是，手是不能动了，嘴巴也插满管子；在加护病房，医院老挂红单子，他却撑了三个月才走。那时，正是春天的中午，四周无人，他静悄悄地走了。
病发前，他的视力变坏，几成瞎子，他却说：“因为我看不见，我看到的世界好美好美。”他又要人一定要转告我：“一定不要放弃写作。”我的个性一向消极，胆子又极小，能够写到现在，这句话一直给我莫大的力量。
因此，虽然他去世已有四年多，总觉得他未曾离开过，有些人用生命写诗，也将这首生命的诗注入别人的生命里，这个有着深刻灵魂、顽强生命的人，全心全力地走完他的一生。也许伟大的不一定是完美的，神秘的不一定是神圣的；也许历史上将不会有他的名字，可是，他那诚挚的声音却深入人心。而他那扇永远为学生开着的门，一直不曾关闭，因为那里面有勇气有希望有理想，令人一旦窥见，就无法忘怀。我这一生，曾有那么一扇门为我张开，终于敢肯定生命的价值，真理的力量。不管门外的风雨如何强劲，门内的人已得到安全。
1990年9月5日
广播年代
一直喜欢广播甚于电视，这点可以证明我是耽于怀旧的人。
听广播与看电视是两种心情，异样感受——听广播如同面对老友，适合一个人泡杯茶，在静夜里细听倾诉；看电视如结识新欢，只宜大庭广众同乐乐。电视像报纸，浮光掠影，可以漫不经心，一扫而过；广播像杂志，五光十色，可以浅尝，亦可以慢咽。
我得承认我是历史悠久的广播族。打从儿童时期，听广播一直是重要的生活插曲，那时，电视还不普遍，家里有一部电唱机，四方箱子四只脚，上面的音箱都已发黄，盖子掀起来可以听唱片，下面是收音机，调起频率来会发出爆炸的声响。那一个神秘的箱子曾给我们带来许多欢乐，现在想起来，好像在描述一件古董。
在乡下，邻里间鸡犬相闻，广播的声音可以左右逢源，像我们邻居，每到下午必听“阿西俱乐部”，类似现在的脱口秀，他们那边笑声震耳，我们这边也笑得牙齿直打战，真是一家烤肉三家香。有时祖母从天井经过，抓住一个片段，也不禁止步莞尔一笑，那画面回想起来很温馨也很古典，像乡愁一样。我常在午睡时，听邻家的广播睡去，醒来已是另一个节目，而彼时，暮色四合，炊烟正起，真有黄粱一梦的感觉。
袓母的最爱是歌仔戏或黄梅调，她是凌波迷，喜欢躺在床上听广播，一面扇着印有美人的纸扇。我躺在旁边一面背卖药的广告，什么“黑狗丸”“八宝粉”“老人咕咕嗽，小儿轒轒嚎”，一面研究她脸上的表情。老人好像已不善于表情，哭的时候像笑，笑的时候又像哭，大部分的时候是面无表情，令人怀疑她是否还在听，偶尔牵动一下嘴角，或跳动一下眼皮，或停止摇扇，我知道剧情正到精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