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有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居安要思危，位置越高越要谨慎。
春秋时代，有一次郑国出兵伐宋，引起了晋、鲁、卫、曹等十一个国家的不满，他们便联合出兵讨伐郑国，深入郑境内，围攻其都城。郑难以抗争，只好停止侵宋，并与含宋国在内的十一国订立了友好条约。
当时处于中国南方的楚国，也觊觎中原。常有侵扰活动，故而与晋、鲁等十一国有矛盾。楚国看到郑国求和于十一国，心有不甘，就向秦国借兵攻打郑国，郑国不敢应战，只好弃盟。与郑订立盟约的各国诸侯，见郑弃盟而事楚，对这种反复行为非常气愤，于是再次联合出兵讨伐郑国。郑国被折腾得精疲力尽，被迫无奈请求晋国出来调停。在付出重大代价后，郑乃与诸国再次通好。
郑国为答谢晋国的调停之恩，赠送给晋国许多兵车、兵器、乐师及歌女。晋君主为犒赏这次调停的有功人员，便把得来的财物女子分一半给大臣魏绛。绛不肯接受，并向晋王说了下面这段话：
“愿君主在享受安逸快乐时，能够考虑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正如《易经》中所言：要居安思危。能有这种心理状态，才能对未来势态有所防备，有防备才不至于遭祸患。我愿以不受恩赐来劝谏您吧。”
魏绛可谓廉洁正派了。他不仅不贪图物欲的满足，而且在胜利时，他又能以冷静的头脑分析潜伏着的危机。早在郑国求他出面调停时，他就看到了郑国上下的狼狈相，在内心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他又深恐郑国因国君不察而导致的悲惨状况在晋国重演，故而以实际言行劝谏晋王。如此耿介、清廉之士，不能不令人佩服。
唐朝郭子仪爵封汾阳王，王府建在首都长安的亲仁里。汾阳王府自落成后，每天都是府门大开，任凭人们自由进进出出，而郭子仪不允许其府中的人对此加以干涉。有一天，郭子仪帐下的一名将官要调到外地任职，来王府辞行。他知道郭子仪府中百无禁忌，就一直走进了内宅。恰巧，他看见郭子仪的夫人和他的爱女正在梳妆打扮，而王爷郭子仪正在一旁侍奉她们，她们一会儿要王爷递毛巾，一会儿要他去端水，使唤王爷就好像奴仆一样。这位将官当时不敢讥笑郭子仪，回家后，他禁不住讲给他的家人听，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没几天，整个京城的人都把这件事当成笑话来谈论。郭子仪听了倒没有什么，他的几个儿子听了却觉得大丢王爷的面子，他们决定对他们的父亲提出建议。
他们相约一齐来找父亲，要他下令，像别的王府一样，关起大门，不让闲杂人等出入。郭子仪听了哈哈一笑，几个儿子哭着跪下来求他，一个儿子说：“父王您功业显赫，普天下的人都尊敬您，可是您自己却不尊重自己，不管什么人，您都让他们随意进入内宅。孩儿们认为，即使商朝的贤相伊尹、汉朝的大将霍光也无法做到您这样。”
郭子仪听了这些话，收敛了笑容，对他的儿子们语重心长地说：“我敞开府门，任人进出，不是为了追求浮名虚誉，而是为了自保，为了保全我们全家人的性命。”
儿子们感到十分惊讶，忙问其中的道理。
郭子仪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们光看到郭家显赫的声势，而没有看到这声势有被丧失的危险。我爵封汾阳王，往前走，再没有更大的富贵可求了。月盈而蚀，盛极而衰，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人们常说要激流勇退。可是眼下朝廷尚要用我，怎肯让我归隐；再说，即使归隐，也找不到一块能够容纳我郭府一千余口人的隐居地呀。可以说，我现在是进不得也退不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紧闭大门，不与外面来往，只要有一个人与我郭家结下仇怨，诬陷我们对朝廷怀有二心，就必然会有专门落井下石、妨害贤能的小人从中添油加醋，制造冤案，那时，我们郭家的九族老小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郭子仪所以让府门敞开，是因为他深知官场的险恶，正因为他具有很高的政治眼光又有一定的德性修养，善于忍受各种复杂的政治环境，因此即使在自己功勋卓著的日子，也时时做好了应付各种危险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