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佛道儒巫之间也有相同或类似之处，这种相同或类似点为它们的混杂合流创造了重要条件。马林诺斯基说：“各个文化间的差异性虽然很大，但是其中也有很多相同之点。虽然贵州佛道儒巫层次不同，类别各异，分别服务于人们生活的不同方面。但它们也并非全异关系，“异”中仍然存在着“同”，这从佛教、道教和儒教的戒律上可以得到证明。现将佛、道、儒的部分戒律作一简要对比。佛教五戒为：1.不杀生，尊重一切有情的生命，不可杀害。2.不偷盗，也作“不与取”，不能擅自取他人的东西。3.不淫邪，不能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4.不妄语，不说空话、假话、大话。不刻薄谩骂，实话实说，诚实待人。5.不饮酒，保持心性清静。道教五戒为：1.不得杀生。2.不得荤酒。3.不得口是心非。4.不得偷盗。5.不得邪淫。可见，作为佛道二教思想、言论及行为准则的五戒虽然表述不完全一致，其内容和实质是完全相同的。再则，佛教八戒为：1.不杀生。2.不偷盗。3.不淫邪。4.不妄语。5.不饮酒。6.不坐高广大床。7.不着香花，不涂香水，不观听歌舞伎乐。8.不食非食，即过午不食。道教八戒为：一者不得杀生以自活，二者不得****以为悦，三者不得盗他物以自供给，四者不得妄语以为能，五者不得醉酒以恣意，六者不得杂卧高广大床，七者不得普习香油以为华饰，八者不得耽着歌舞以为娼妓。此八戒与上述佛教的八戒也几乎完全相同。此外，道教还有十戒，即：第一戒者，不得阴贼潜谋，害物利己，当行阴德，广济群生；第二戒者，不得杀害含生以充滋味，当行慈惠以及昆虫；第三戒者，不得淫邪败真，秽慢灵气，当守贞操，使无缺犯；第四戒者，不得败人成功，离人骨肉，当以道助物，令九族雍和；第五戒者，不得谗毁贤良，露才扬己，当称人之美善，不自伐其功能；第六戒者，不得饮酒过差，食肉违禁，当调和气性，专务清虚；第七戒者，不得贪求无厌，积财不散，当行节俭，惠恤贫穷；第八戒者，不得交游非贤，居处秽杂，当慕胜己，栖集清虚；第九戒者，不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信，当尽节君亲，推诚万物；第十戒者，不得轻忽言笑，举动非真，当持重寡词，以道德为务。
上述十戒，明显与儒家（儒教）所倡导的“忠孝廉耻”、“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规范的精神实质相一致。通过以上比较不难看出，佛、道、儒这三种宗教并非水火不兼容、彼此隔绝和完全孤立，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三者的教旨、戒律及禁忌等亦有或多或少的重叠。而巫教或巫术也有相应的戒条或戒律，如布依族人建立的庙宇，是神圣之地，任何人不许触犯，不许在庙宇内外大小便或杀狗，祭祀时不许妇女参加或从庙宇前走过，周围的古树不许砍伐修枝，平时的婚丧嫁娶、立新房等都要祭祀鬼神等。这是贵州佛道儒巫得以混杂合流的另一个内在原因。
三、心理情感原因
贵州由于自然条件较差，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落后，在生产和生活中天灾人祸连年不断，因而百姓的生存和发展处境极为艰难。为了摆脱不利处境，他们一方面通过自身努力，另一方面，还求助于无形、巨大、神秘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意识到：要消除疾病，实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吉祥平安，仅靠个人的能力不行，因为个人过于渺小、微不足道；他们更多地寄希望于冥冥之中的命运之神，试图通过对神灵的顶礼膜拜来解决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梁漱溟说：“宗教中所有对象之伟大、崇高、永恒、真实、美善、纯洁，原是人本具之德，而自己却相信不及。”“然宗教即从而稳定人生，使得各人能以生活下去，而不致溃裂横决。”“弱者而后需要宗教，愚者而后接受宗教。”“一般地说，迷信实根于人们要向外有所求得之心理而来……宗教这样东西，饥不可为食，渴不可为饮，而人们偏喜欢接受它，果何所为呢？这就因为人们的生活多是靠希望来维持，而它是能维持希望的……恐怕人们所希求者，不得满足是常，得满足或是例外哩！”应当说，梁漱溟的分析比较深入并抓住了要害。
被一同供奉的神灵们属于何宗何派，由于文化水平低下，科学知识贫乏，贵州民众不可能去进行冷静的比较和清醒、理性的分析，并作出谁优谁劣的信仰选择和谁是谁非的价值判断，他们往往盲目追随，从感性直观出发，沿袭其祖辈、父辈的传统习惯。出于得罪神灵后果不堪设想的担心，和大小神灵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考虑，他们在“请神”、“敬神”、“酬神”时必然面面俱到。力争做到不遗漏谁，不得罪谁。这可以说就是贵州民众现实人际关系和处世哲学的间接反映。詹鄞鑫在对巫术和宗教进行区分的同时就认为“宗教在本质上是将处理人际关系的各种手段运用于人神关系之中而形成的观念和行为系统。”
因此，他们凡神必信，凡圣必敬，企图以此获得心理满足和精神慰藉。总之，正如江****所说：“社会发展的剧烈变化，人们在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空虚等境况，贫困、疾病、灾害、犯罪、动荡、战争带来的社会不安和苦难，以及生命和宇宙中还存在的很多尚未作出科学解释的现象，都可能成为促使人们到宗教中去寻求精神寄托的原因。”
承认在一个或数个主神之下还有许多神存在，这是儒教和佛教的共同特点。儒教认为，佛教的传入不过是在原有神灵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尊神灵。这个神灵是觉悟者，是一种永恒的、具有无边法力和神通的、摆脱了具体性或有限性的灵魂。它满足了在混乱和苦难中的人们的精神需要，对于教化民众既有用也有利。这是儒教开放性的体现，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民众的宽容心理。就儒、佛而言，儒强调过去，佛关注未来；儒教人学会感恩，佛给人增添希望。二者相对抽象些，而道、巫似乎更为实用。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吉、凶、祸、福都属于道巫的涵盖范围，都是它们的“分内职责”。前述的德江傩仪中，道、巫成分更多，民众对其信任度更高，依赖性更强，不能说与此无关。
再如铜仁地区思南土家族傩坛活动，属巫教系统，但同时它也将道教、佛教杂蓄其间，特别取用了较多的道教的东西。这是因为巫、道本有“血缘”关系之故。如傩坛神案后一定挂有“三清图”，所用的驱鬼“诀”、“符”以及所请的神衹都与道教有关。傩坛以驱鬼逐疫为目的，它重仪式而无教理，则为属巫之表征，群众说：“道士敲锣钹，巫师吹牛角（用牛角作法号）”，可见道、巫既相联系又有区别。沿河土家族梯玛（巫师）用诀，有绕边拨路诀、同等高山诀、五雷箍山诀、绞路缠边诀、妖魔邪鬼诀、恶虎勾栏诀、喝邪吃鬼诀、拖山压邪精诀、五脉蛮夷手中印诀、高来长生诀、五朵莲花诀、瑶桃养志诀、大都官诀、小都官诀、统兵诀、勾兵诀、黄斑饿虎诀、铁牛诀、阴差诀、阳差诀、天车诀、地车诀、穿山透顶诀、捆鬼诀、压掌五雷铜墙铁壁诀、乱云恋辣诀、杀鬼凶神断肠精诀、三元将军诀、四元枷拷诀、金猫捕鼠诀、铜板诀、铁板诀、盖瓦诀、长鞭诀、金金光银金光鬼金光万里放毫光诀、铜锤铁锤诀等。思南土家族习惯许愿求神，主要信奉“八部大神”和“土王”。过去土地庙、山王庙遍及各地村前寨口。庄稼人还习惯祭“四官神”（管六畜的神）、五谷神（管五谷的神）、土地神（分为天门土地、地府土地、茅山土地、茶山土地、管寨土地、青苗土地、桥梁土地、长生土地等）。在安“香火”时，要在神龛神位下贴上“佛神案下长生土地神位”的纸条。
江口土家族武教士老师在还“傩、宵”愿仪程的请神下马中，所请的神有不少是道教神，譬如，“八部大神、天神、地神、山神、海神、火神、水神、雷神、太阳神”等，统称天部、地部。天部中又有“中天先祖、三清大帝、白极紫微、元卿大帝、三元教祖、金火对母、九王皇母、三元盘古、三乔王母”等；地部中则有“五方大帝、十殿阎罗、七千祖师、八方本祖、三洞大王、三元将军、十二戏神、二十四标、王灵官、马元帅”等。江口土家族有被称为“文教”的宗教活动，其主持者为道士，又称先生。他们的主要职能，是为主人建房选择宅基、看山水、正龙脉、为死者超度亡魂、做水陆道场（也称做斋）、为病者“忏悔”、求神降福的“打皇醮”及驱瘟除疫的“打清醮”等，目的是祈求神灵化解庇佑，去难呈祥。其活动亦多掺杂道教内容。例如，“打皇醮”，是土家族为祈求上天神灵为下界降福。如天久旱不雨，禾苗枯焦，就请道士来念经酬神，烧沉香做善事，促使上天命西神普降甘露，拯救黎民。“打清谯”，这是土家族为祈求神灵驱瘟逐疫而进行的仪式。如瘟疫流行，人畜不安，则请道士念经求神，烧香化纸，以求仙佛赐福人间，消除百病。道士用神水发给患病者，称吃后会慢慢好起来。
由此可见，民众对于儒、佛的信奉，更多地流于表面和形式，而道、巫快捷、速成和实效的特点却让多数民众深信不疑。在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过程中，民众实用、功利的目的使得儒佛日益世俗化，实质上也就是儒佛日益道巫化。集佛道儒巫于一身的“冲傩还愿”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世俗化特征。如傩堂科仪念词云：“生意之人叩许主，一本万利转家门。遭官犯法叩许主，敲枷打锁转回程。病苦之人叩许主，十分毛病退九分。祈嗣之人叩许主，早送贵子入家门。怀胎之人叩许主，是男是女早离身。关急相亲叩许主，添庚加寿命长生。誓愿咒诅叩许主，波浪清平得清平。朝廷平反叩许主，兵戈平息得安宁。农夫之人叩许主，前仓打满后仓存。会仕之人叩许主，官上加官职不轻。”因而，贵州的民间信仰还带有明显的实用功利色彩，这与他们的人生体验和价值目标相关涉。人生活在世界上，既有物质、感官需求也有精神需求，而精神需求能否满足一般还不会威胁和危及到人的生命，物质、感官需求却刻不容缓。在乡民眼中，前生和来世是否存在值得怀疑，因果报应是否变为现实也并不重要，而当下的、眼前的、一日三餐的、传宗接代的一系列棘手、实际问题迫在眉睫，必须首先得到解决。
应该说，人对自然的态度不是单方面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工具相对简陋，人类在自然面前软弱无力；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便突出地表现为动物式的依赖、顺应和服从的关系。从而，人对自然的依赖感成了宗教的根本基础和核心内容，自然崇拜或以自然崇拜为本质规定性的自然宗教成了人类宗教的最初和主要形式。“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动物只有本能，人则存在意识；而人的意识也不过就是对自己的本能的意识，或者说，他的本能是一种能被意识到的本能。但是，另一方面，正如马林诺斯基所说：“在它的伦理方面，宗教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于是变为最强有力的一种社会控制。在它的信条方面，宗教与人以强大的团结力，使人能支配命运，并克服人生的苦恼。”可见，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还不止于人对自然的依赖感和恐惧感，更根本的则在于人对自然的支配欲和利用欲。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变成“自由自觉自主”的活动，变成实现自己支配自然利用自然的欲望的活动。人所面临的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陌生的、异在的、人类对之几乎无能为力的自然界，使人同自然的现实关系一直非常狭隘。但人又不屈服于现时的历史条件而志在超越自然界的束缚、有追求精神自由的强烈要求。因而费尔巴哈在强调人的依赖感的同时还强调人的自我感，在强调人的奴仆意识的同时又强调人的主人意识，并强调所谓“自然的神化”之实质在于自然的“人化”，在于人的“自我神化”，这无疑是正确的。由此可见，贵州巫术带有攻击性、强制性特征，并明显流露出其支配欲、利用欲和控制欲倾向，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地理环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