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主崇拜是邪教组织的第一大特征。邪教的教主崇拜不是宗教崇拜，也不是民间的一般神灵崇拜。世界三大宗教中的基督教、******教是典型的一神教，它们只崇拜上帝和真主。其他多神教和民间的神灵崇拜，对崇拜对象也有明确规定。邪教与此根本不同，邪教教主一开始就神化自己，以欺骗手段把自己打扮成“人神”，号称自己拥有许多超自然的神力和权力，鼓吹邪教成员只能唯教主之命是从，为教主而生，为教主而死。美国邪教“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大卫教”教主考雷什，日本邪教“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等，都把自己吹嘘成“神”或“神的化身”。“******”邪教头目李****也一样，吹嘘自己“有搬运、定物、思维控制、隐身”等功能，有“推迟地球爆炸时间”的大神通，是“度人去天国”，“把整个人类超度到光明世界中”的救世主。他自吹比老子、释迦牟尼、耶稣还高明，出言便是“经文”。他鼓吹人们只有信奉他这个万能的教主，跟着他修炼“******”，才能不断上层次，飞升天国。在邪教教主的欺骗和蛊惑下，受“教主崇拜”心理的驱使，被邪教蒙蔽的人员对邪教教主顶礼膜拜，完全失去自我意识和观念，任其宰割，甚至沦为邪教教主兜售其奸的罪恶工具。
（二）精神控制
精神控制是邪教教主为巩固其“神圣”地位，维持其成员效忠自己的基本手段。邪教教主为达到使其成员对自己绝对忠诚的邪恶目的，以各种歪理邪说、谎言骗局、心理暗示等手法，并用惩罚、威胁等恐吓手段，对其成员实行“洗脑术”，巧妙地加以精神控制，使加入其非法组织的人员“进得来、出不去”。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美国的“人民圣殿教”等，为对邪教成员实行精神控制，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琼斯的“人民圣殿教”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潜在的危机也逐渐暴露。尽管他宣称自己法力无边，但自己心里十分清楚，要控制每一个成员，单靠虚幻的神力威胁显然不够。为此，他要求每个人在“入教”时必须提交一份内容详尽的个人档案，包括家族历史、医疗情况、性格爱好等。“入教”后还必须定期交一份“自我忏悔录”，鼓励互相告密。通过这些手段，使其成员人人自危，从而达到精神控制的目的。这种精神控制，是严密的组织控制、残酷的人身控制，使被控制人员精神消沉、意志麻木，丧失自我，失去对社会、家庭的责任感，从而对邪教教主形成了一种病态的执著依赖和疯狂的痴迷。
（三）编造邪说
编造邪说是一切邪教教主蒙骗坑害其成员的共同伎俩。它们都宣扬“世界末日论”、“人类灾难论”等歪理邪说，有的邪教则宣扬地震、瘟疫等大灾难，制造恐慌心理和恐怖气氛，以使其成员狂热地、盲目地追随邪教教主。美国邪教“天堂之门”的教主马歇尔·艾普怀特，在“今曰美国”上刊登一则广告，警告世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UFO教派重出江湖！我向你们提供最后的机会，帮助你们登上天堂。”他们还到处散发传单，宣称“人类只有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了！”乌干达“恢复上帝十戒运动”邪教组织，大肆宣扬1999年12月31日是世界末日。李****也极力编造散布“人类大劫难”和“末世即将来临”的谎言欺骗世人，宣称地球要爆炸，唯有他才能推迟地球爆炸的时间，唯有他才能度人上天，唯有“****大法”才是拯救全人类的“超常大法”。邪教组织编造这些邪说，是故意恐吓那些处于某种困惑的人们把希望寄托在邪教教主身上，从而达到其对成员精神控制的目的。
（四）聚敛钱财
当代邪教教主无一不是骗钱敛财的吸血鬼、暴发户。他们或要求邪教成员将所有财产奉献给教主，或通过开办各种“学习班”，收取高昂学费，或通过所谓“心理治疗”骗取高价的“治疗费”，或通过在其成员中强行推销他们编造的图书、音像制品、标识物等获取高额利润，从而毫不费力地聚敛大量钱财。美国邪教“科学教派”教主罗恩·哈伯德曾说：“如果你真正想成为百万富翁，最快的办法就是创建自己的宗教。”“******”邪教头目李****正是通过举办各种“培训班”，兜售“******”书籍、资料、练功用具、音像制品等手段，聚敛了巨额财富。据查，仅“******”邪教组织原武汉总站，通过非法出版、销售“******”书籍和音像制品，就获款9000余万元，除支付李****所谓“稿费”、“校对费”外，还要将总码洋的8%上交给李****本人。
（五）秘密结社
邪教一般都以邪教教主为核心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要求其成员断绝或疏远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绝对服从邪教教主，并通过发誓、赌咒或相互告发等手段，严禁他们脱离或背叛邪教组织。美国的“人民圣殿教”以“圣殿”为外壳，内部组织严密，当感到组织受到威胁时就秘密前往圭亚那丛林。美国的“大卫教派”建立了“骆驼山庄”，在山庄内囤积军火，自成体系。李****自任会长的“****大法研究会”也同样是组织严密，他们在全国各地层层建立总站、辅导站、练功点，以此网罗和控制“练习者”。李****制定了《中国******章程》，随后又制定了《对****大法辅导站的要求》、《****大法练习者须知》。其内部分工明确，有严格的管理控制制度，包括各级组织的撤并及人员的安排、任命等。“门徒会”在秘密传播的过程中，更是形成了所谓的“七七建制”组织，即总会、大会、分会、小会、小分会、教会、聚会点，各级均有主执事、配执事、姐妹工、联络工、灵工、善工等骨干，分工明确，并建有秘密联络点。总之，邪教组织大都采用十分隐蔽的联络方式，通过秘密聚会、“传教”、“练功”等活动方式发展邪教成员，带有明显的秘密结社性质。
（六）危害社会邪教之害，突出表现在用极端的手段与现实社会对抗。邪教教义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将自身的权威凌驾于现实社会的法律之上，不仅威胁个体生命和群体利益，还危害公共利益和社会稳定。近年来，人们己得到共识：邪教是当代社会肌体上的恶性毒瘤，对社会的危害十分巨大，影响极其恶劣。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邪教组织制造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惨案，对社会构成严重危害，民众要求打击取缔邪教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我国，以“******”为代表的邪教和一些非法组织，在残害生命的同时，还曾频频制造事端，围攻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而邪教组织“被立王”的头目吴扬明因触犯刑律被捕，在少数人的唆使和挑动下，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被立王”成员，竟陆续汇集到关押吴扬明的监所哄闹、集体祈祷、跪拜，扰乱了正常的工作和社会秩序。
第二节 邪教产生的原因及其社会危害
对于中国而言，曾经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历史上的谶纬学说一度影响极大，现实生活中的封建迷信文化的存在，使得在老百姓当中，迷信鬼神、信仰神迹者颇多，以及对传统宗教资源的不正当利用，这就成为邪教产生的文化环境。而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思想、文化宽松的社会氛围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被发掘出来，同时一些封建迷信糟粕也沉渣泛起；处于转型期的社会，种种的社会矛盾接踵而至，人们的心理情绪宣泄的受阻则成为邪教产生的精神动力。特别是这一时期人的价值观的扭曲，对公共价值观的背离，从而成为导致邪教产生的思想道德原因。另一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社会中一时流行过所谓“特异功能”、“气功大师”、“神医”，以及气功灭森林火灾、意念取物、信息水等异端邪说，邪教也趁此机会决然而生，兴风作浪，愚弄群众、蛊惑人心，使一些不明真相者上当受骗，从而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
一、邪教产生的原因
虽然当今社会在科学技术方面已经取得辉煌的成就，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但是，目前科学中仍然存在许多未知的领域，自然界仍然存在许多奥秘尚未解释清楚。关于人类生存的宇宙空间，仍有很多问题至今悬而未决，这就为邪教的歪理邪说留下了生存的空间。因而邪教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一）邪教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
在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中，迷信思想和迷信活动影响巨大，它们不断地以文化的形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积淀下来并向很多领域渗透。迷信的实质是人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歪曲的、牵强附会的反映。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每遇灾荒之年或社会****之时，迷信思潮和活动也往往形成高潮。在当代，迷信思想和活动是邪教产生的肥沃土壤。迷信之所以能被邪教利用。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两者在性质上相同，都是以欺骗手段来蒙蔽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和非主流群体；其次，很多迷信形式在社会的不少领域根深蒂固，例如贵州历史上的巫文化，在不少群众中有很深的心理基础，一遇合适的气候，许多不明真相和愚昧无知的群众往往迎合赞同；其三，科学愈是进步，社会愈是发展，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未知领域也就愈多，而科学理论不可能回答和解决现实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所有问题，这成为邪教利用迷信思想和活动的客观条件。
佛道儒巫各种宗教文化现象在贵州的并存互生，一方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贵州宗教文化。另一方面，贵州佛道儒巫混合杂流的现象与邪教有一定的关联，使得这一文化现象又成为滋生邪教的土壤。就贵州而言，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主要是外来邪教的传入与本土的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宗教文化现象相互交织，进而形成有贵州地方特色的邪教现象。
缪勒说：“哪里有人类生活，哪里就有宗教。而哪里有宗教，由宗教产生的问题就不可能长久地隐而不露。”这句话道出了邪教与佛道儒等宗教可能同时存在这一客观规律。邪教具有教主崇拜、精神控制、编造邪说（救世论、末世论）、聚敛钱财、秘密结社、危害社会等基本特征。可以说邪教是历史的反动。邪教组织往往打着宗教旗号，借用宗教术语，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同样的，贵州境内的邪教与贵州儒教、佛教、道教表面上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佛道儒巫混杂的宗教文化则有可能为邪教的产生提供温床。
从历史上看，外地传入贵州省境内的邪教有几种。明代天启年间张豪创立的圆顿教（大乘天真圆顿教）曾传入贵州。“圆顿教”也叫三宗五派、九杆十八枝（也可视为闻香教的基本组织），原因是其创教袓师弓长入过西大乘和东大乘教。他改称红梅三宗、红梅五派、红梅九杆十八。每宗派的头领叫头行，头行领导八位师兄弟，叫“头其分布地以八卦命名方位，其组织名称为：红梅三宗包括头宗天元子居乾元官、二宗明元子居都斗宫（坎宫）、三宗真元子居灵山宫。红梅五派包括头派迎春子居青龙宫（震宫）、二派发春子居巽风宫、三派宜春子居离火宫、四派景春子居圣地宫（坤宫）、五派收源子居金牛宫（兑宫）。三宗五派之下、尚有九杆十八支。根据《龙华经》记载，圆顿教有头行、领袖、开示、经主、会头、会主、领众、走道、坛主、香头等众多的在教职称。一般徒众亦称为失乡。在闻香教中又称为善友。圆顿教的组织形式是“堂”，其内客为佛道儒巫混杂。
清顺治时期黄德辉创立的先天道，从江西饶州府传入贵州。康熙二十年云南省景东府出现了张保太为首的鸡足山大乘教（西来教、无生最上一乘教），曾传入贵州。该教教义为佛道巫混杂，崇拜无极圣祖、玉皇大帝、弥勒佛三尊神，认为无极圣祖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玉皇大帝是k宫主宰，弥勒佛是未来佛，专司拯救凡人脱离末劫之苦。在雍正、乾隆年间，该教蔓延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甚至远播湖广和江南各省。乾隆初年，贵州大乘教主魏王氏联合自称“张保太转世”的四川教主刘奇策划反清政治图谋，云、贵、川密秘行动。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十五日，当大乘教魏王氏做火官会期时被清政府一网打尽，四川、云南省各犯亦全部被缉拿归案。牵连数省的鸡足山大乘教被灭掉。
乾隆四十八年吴子祥的五盘教从江西传入贵州。清道光初年袁志谦、杨守一的青莲教从四川传入贵州。青莲教在清道光年间广泛传播，曾传入贵州。该教由吴子祥大乘教（五盘教）发展演化而来，分支较多。其组织称“五行十地”，以十八行省作为道家的十方，以外五行与五德作为十地大总，各认一方，十地大总又各分派教徒，共计一百零八盘，教徒赴各地传教收徒。后来扶乩定出字派：元秘精微道法专真果成，叫“十依”。又定了五名：致温、致良、致恭、致俭、致让。以及“克持”二字，共十七字派。并分出内五行五人，专司乩坛，外五行五人和同五个致字作为十地，分派全国各省传徒，都假托乩笔扶出。
后来的先天道等也从青莲教系统发展演变而来。道光二十三年刘义顺的花灯教从四川传入贵州。道光末年彭超凡的先天道从湖北传入贵州。这些邪教之所以在贵州传播兴盛，与贵州盛行的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宗教文化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