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看来，******、门徒会等组织是贵州省境内的邪教组织。学术界一般将当代贵州邪教组织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一）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是邪教的复活期。此期贵州邪教组织经过“**********”之后，慢慢“复苏”，由伪气功、特异功能等引燃的大大小小的造神运动的铺垫，以及社会经济体系转轨中一些人精神家园的失落，使得邪教组织及其活动沉渣泛起，暗流涌动，其“教义”形式以口谕为主，有少量传单和抄本传阅。（二）从1990年至1999年，是邪教组织的发展期。邪教组织以印刷品为辅，以音像、互联网为主进行宣传活动，流布教义，扩大信徒，活动日益猖狂。（三）1999年至2009年，为邪教活动的高潮期。贵州邪教于1999年响应“******”
在中南海闹事事件，“******”、“门徒会”在贵州境内大肆活动，以一切途径宣传教义，发展成员。（四）从2010年开始，邪教受到政府的严厉打击，邪教进入衰落期。邪教运用互联网、电子音像等手段传教，还秘密派送书籍、发送电子邮件、打电话、渗透到移动通信领域等“地下”方式宣传教义。但邪教的宣传受到冷遇，其教义越来越无人接受。加上政府的严厉打击和制止，邪教逐渐走上边缘化、最终走上了覆亡道路。
（二）邪教产生的社会根源邪教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虽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历史，邪教产生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其中亦不乏邪教产生的共因。其一，社会的巨大变动。邪教的产生首先与社会的巨大变动有很大关系。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进步曰新月异，造成了人们工作和社会生活高度紧张、社会分配不均、贫富悬殊拉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加上一切社会关系都物质化，人与人之间关系日趋冷漠，人们精神空虚，需要得到某种慰藉，于是各种邪教组织打着关心人、爱护人的旗号，引诱人们加入。历史证明，凡是社会动荡、困难丛生的时代，人们受到压抑，身陷灾难，丧失亲人，事业不顺，以及遭受各种挫折之时，总要想寻求精神上的抚慰，或者寻求一些帮助或济助，得以在精神上得到解脱和释放，邪教就有可乘之机。其二，法律上的漏洞。有些国家法律中有关宗教的条文，也为邪教的存在提供了生存空间，并增加了治理的难度。美国宪法中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建立或禁止宗教的法律。而美国最高法院对于“宗教”的概念又界定为“深切地、真诚地持有的信仰”。由于信仰和行为是难以分开的，邪教可以把自己的某些******行为说成是信仰，从而避免了法律的制裁。许多邪教组织利用了美国的法律漏洞，堂而皇之地在美国地方当局注册登记。据统计，在美国就有1500多个经过合法注册的邪教组织在活动。其三，传统宗教自身的缺陷和衰弱。传统宗教自身的缺陷和衰弱也给邪教以可乘之机，特别是类似贵州佛道儒巫混杂合一的宗教文化给邪教的滋生、蔓延、泛滥提供了土壤和空间。有的传统宗教趋于僵化，逐渐失去进取心和改革精神，落后于社会生活和时代步伐；有的则逐渐腐化、官僚化、商业化、功利化，脱离信徒，缺乏亲和力和感召力，难以起到引导信徒精神生活的作用。面对社会的迅速变化和人们生活中面临的新问题，无法回答，无法应对现实的挑战，从而在民众中逐渐失去影响力，造成了群众的信仰真空，客观上为各种邪教的乘虚而入创造了机会。其四，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贫困，教育、科学、文化不发达，巫术、迷信盛行，群众生活环境相对闭塞，文盲多，思维方式机械简单，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缺乏科学的、理性的思维能力。有的国家和地区连年战乱，干旱、灾荒、疾病使人民的生存面临严重威胁。这些因素都可以成为邪教产生的社会原因。如在非洲国家乌干达，艾滋病感染率高达40%，患者无钱医治，邪教组织“恢复上帝十戒运动”乘机宣扬“只要加入该教，相信圣母玛利亚的神奇力量，虔诚祷告，无需吃药打针就会自然治好病”，从而骗得了大批民众入教。
我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不断地出现邪教对社会的危害，除了上述的部分因素外，主要还与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某些特点有直接的关系。第一，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社会转型，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旧的体制被打破，新的体制不完备，法律不健全，从而出现较多新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在工作、生活、情感等方面承受较多压力，出现了心理失衡和不安全感，甚至产生信仰危机、意义危机，需要寻找新的情感寄托。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一度出现了意识形态和文化多元化现象，传统文化中的封建迷信又沉渣泛起，不同的学说、理论、观念、信仰都在群众中产生一定的影响。有些学说是先进的、科学的，也有些是落后、荒谬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等一些邪教或有邪教倾向的歪理邪说便乘机混杂其中，利用人们认识中的一些混乱以及生活中的失落等弱点兜售其歪理邪说，使不少群众被蒙骗而受害。
（三）邪教产生的心理意识根源
美国当代研究邪教的权威马华德（Walter Martin）认为邪教产生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纯正信仰的宗教未能很好地满足人心的需要。在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正信宗教未能得到应有的良性发展，反而使信仰空间为邪教所占据，使“******”等邪教坐大。在错综复杂、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中，人们总要思考，总要做出自己的反应。社会发展的失衡，迟早会引起人们精神的畸形变化，不是以这种形式，就是以那种形式；不是在这一方面，便是在那一方面表现出来。另外，由于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好，在社会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也好，社会成员的烦躁、苦闷、孤独和心理失衡，己成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在充满矛盾、困惑、痛苦和危机的生存空间里急欲寻求解脱，而解脱的一条便捷途径就是相信超自然和超人类的神力。据心理学专家分析表明，当代邪教信徒的大多数在入教前存在情感问题，其中1/3的人有心理抑郁症，另外一些人虽相对正常，但也都至少有一段绝望、灰暗的心理经历。这说明，邪教的产生和发展，既受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也受人的精神因素或心理因素的影响。
西班牙学者佩佩·罗德里格斯指出，一个人之所以会成为邪教的俘虏，必定是同时具备了下述四个条件：一是有某种信仰和崇拜的天性；二是由于生活和工作中遇到暂时或长时间悬而未决的困难，正处在必须解决而无法解决的时刻，这种压力已超越了个人所能承受的能力；三是邪教教徒或游说者（不管是否是受害者的熟人）以适当的方式加以说服；四是邪教提出的宗旨能满足当事人的某种需要、利益和想法。这些条件当中缺了任何一条，人们被邪教俘虏的可能性都会大减，直至变为零。同时，罗德里格斯还认为，易受邪教迷惑的人大多具有以下特点：心理上对社会不适应和不满意，对超自然力崇拜、敏感和着迷，生活中缺少关爱、性情孤僻和易于激动，自卑、压抑、寡欢和自叹不幸，理想主义、追求绝对并向往革命性变革，有独立倾向和不喜欢结群与承诺。而对这一群体影响较大的问题有：迷茫、倦怠、缺钱、失业、失恋、校园失意、家庭不和、癖嗜毒品，表现在处世态度上的专横，主张脱离家庭独自生活，等等。另外，他也论述了促成痴迷者倾向邪教的因素：一是年龄。特别是青少年，他们处于人生最关键的阶段，大量的难题和年龄本身所决定的不够成熟，可能会转化为对可以缓解焦躁情绪事务（毒品、教派、青少年团伙等）的趋近感。青少年在面临升学、就业及婚姻选择等方面，不知所从，希望得到一种外部的权威力量，给自己提供一套生活的框架。邪教组织正是看到青年们感到孤独和不安，正在寻求依赖和庇护的心理，便利用种种办法引诱他们，使他们感到邪教组织能够帮助他们排除焦虑和不安。青年们在受到邪教的诱惑时，自然容易加入其中。当他们在邪教组织中得到某些满足后，更会对邪教首领产生狂热的崇拜。但这种倾向并不完全是“青年人”的问题，而是任何年龄段人的不成熟的表现。二是不和谐的家庭关系问题。由于教育方式极端、过分溺爱或亲情淡漠、父母间干戈不断等因素易使子女常常不安，情感不成熟，产生依赖心理，缺乏处理问题能力，难于适应环境，滋生敌视心态，成为家庭中易受邪教诱惑并为其控制的弱者。三是性格变异的问题。孤独、抑郁、自卑、自责、轻信、懦弱等不和谐家庭关系中所产生的这些性格特点，往往会使人主动寻求集群性的情感庇护，同时又不同程度地削弱了他们的客观判断、选择取舍或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从而增加了受骗、受制和受盘剥的机会与可能。四是融入社会现实受阻的问题。五是宗教精神追求的问题。六是无力抵御别人的说服一控制意图这一性格脆弱因素。
严格地讲，导致邪教滋生和发展的社会根源也好，心理意识根源也罢，有时很难明确划分，它们往往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且基本上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些既可以算作社会根源，也可以当做心理意识根源，例如人际关系的冷漠也可以看做心理因素，是人的情感因素。实际上，每个邪教组织的产生都有其独有的原因，受其诱骗的人也都有其不同的个人因素。我们在研宄具体的邪教现象时，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邪教的社会危害
邪教通过对痴迷者进行精神灌输，导致很多惨剧的发生。邪教的猖狂活动，不仅在宗教界引起混乱，而且酿成严重的社会危害。邪教的危害行为从邪教犯罪所危害的五种客体可以分为危害国家安全及国家利益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危害信徒公民权利的行为，危害家庭的行为，以及危害宗教的行为。
（一）邪教危害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鬼神兴则邦衰，邪教兴则国亡”，这是中外历史得出的深刻教训。邪教腐蚀政权根基，严重危害着国家安全，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邪教严重危害国家的政治稳定，邪教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倾向以及险恶的政治图谋。邪教教主并不满足于在其苦心营造的“王国”里行使神权加教权的统治，他们往往居心叵测，妄图将信徒的愚昧盲目演变为自己对抗社会，制衡政府的政治资本，密谋策划将教徒的精神信仰转化为社会运动，最终夺取政权。如曰本“奥姆真理教”曾成立“真理党”，参加日本的大选，而其教会内部组织模拟日本国家体制，有宪法和武装，妄图建立以“奥姆佛法”为基础的自治国家，以“太阳寂静国”代替日本国。邪教还往往利用国家法律和社会管理以及政策上的漏洞，以宗教修炼或健身为外衣，妄图成为合法组织，并制定严格的清规戒律，在信徒内部建立了等级森严的非法组织机构。
不仅如此，邪教还进一步严重威胁国家的经济安全。在非法攫取钱财这一点上，各国邪教的目标有惊人的一致。它们强取豪夺，暴敛钱财，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生产和金融秩序，直接威胁着国家的经济安全。而近年来邪教组织的发展已产生了新变化，攫取的钱财不再只是用于教主和核心成员的挥霍，而是用于使邪教组织发展产业化、集团化的投资当中。他们以商养教，举办和经营企业，之后将诈骗教众信徒所得的钱财加以注入，以合法经营掩护非法活动，实现资本积累，壮大发展自身势力，试图借此绕开国家对社团的管理范围，妄图以合法身份长期生存。
邪教严重损害国家的利益，已经成为国际公害，而且很容易与其他国际问题纠葛在一起。一些邪教组织为逃避本国政府的打击，往往勾结、投靠本国的敌对政治势力，甚至充当别国干涉本国内政的工具，某些国家的邪教组织已成为西方国家国际斗争的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