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实录》惹得沸沸扬扬。作者是北京大学古代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檀作文。
批评和质疑归纳起来，大概这么三条：第一，古惑仔是当代的一个形象，可以把它用在一千多年前的李白身上吗？第二，李白是“国粹”级的历史人物，古惑仔充其量是个轻狂少年，把李白视作古惑仔，辱没了这位先人。第三，这是把学术“娱乐化”的表现，此风断然不可长也。
应当说，第一条提出了真问题。克罗奇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历史的书写，应该求真求实，但无论怎样的真实，都不可能脱离当今的语词、概念和情感。至少，我们不可能用文言文去重述李白吧。还原是做不到的。只是，对于当代和历史间的距离，需要有足够的体察。记得中学时学习《李自成》的选篇，总觉得是红军长征。这样的“当代史”显然是成问题的。如何做到既保持亲近，又不消弭历史间距，是很值得考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前几年有场争论，一方呼吁“回到马克思”，一方强调“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其关键，并不在于强调马克思的这个或那个观点，而是叙事方式、再现方式的考虑。
第二条意见，是把李白神圣化了，似乎只有把他写成一个从小爱国爱民、拥有远大目标的有志青年，才能满足、适应那被定型了的人物。与此同时，又把古惑仔视作一个负面的形象。檀作文自己说得很清楚：“古惑仔，在我看来并不是贬义词，我看过香港的古惑仔系列电影，和很多人一样，很喜欢。为什么那么喜欢？我看人们更多是欣赏古惑仔所传达的精神，一种冲破一切束缚，敢作敢为的精神。所以，我认为古惑仔源自生命的激情，是一曲青春的赞歌。”把李白“神圣化”可以满足方方面面的心理需要，未尝不可以，但却应该清楚，这种“神圣化”是一种历史表述和再现的结果。至于檀作文打算“还原”真实的李白，也不过是愿望而已。
第三条批评，实质是反对把崇高的学术事业“庸俗化”。对于李白有各种各样的讲法，小学老师是一个讲法，中学老师一个讲法，大学老师一个讲法，专家也有一套讲法。这种种讲法有层次、深度上的不同，但都被认为是学术的处理方式。现在出来一个北大的文学博士，把李白变成了古惑仔，咋就不学术了？批评者说，他租借了娱乐明星“哗众取宠”的语言。哗众取宠，这是一个实足的贬义词，问题是，“曲高和寡”能赢得大众的喜好吗？大众有待提高，却也需要迎合。像大学课堂上那样讲李白，电视前的受众估计要跑光了。对走上电视讲台的专家来说，娱乐大众不是错，娱乐化不是庸俗化。再进一步，像易中天那样讲三国，即使是针对MBA的学员，也不是庸俗，而是地地道道的古为今用。但若在历史系的研究生课上，易中天那套路数就不伦不类了。批评檀作文的人担心，都像他那样，岂不败坏了学术的尊严？今天“古惑”了李白，难保明天不会有人“古惑”杜甫。这种担心大可不必。这么多，或者说，那么多的批评声，已经表明，檀作文的风格并没有普遍的认同。再者，即使想摹仿，也不容易。这点，只要看看正襟危坐的批评文字，就可以相信。
檀作文，这名字实在是有些奇妙。
在中学语文课本“变脸”的背后
从今年9月1日起，北京9区县的高中语文课本大“变脸”：《雪山飞狐》替掉《阿Q正传》，海子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替掉《孔雀东南飞》，《六国论》、《过秦论》、《病梅馆记》、《伶官传序》、《项脊轩志》等古文名篇，通通拿掉。消息一披露，引得众说纷纭，各大网站论坛更是一片哗然。
一些支持者拿读者群的多少来说事，不无道理，却不适合教科书。在消费主义时代，无视读者当然是说不过去的，谁和读者过不去，就是自取灭亡。一个作家，一辈子能写出一本畅销书出来，就可以衣食无忧了。但是教材，可不能学生喜欢什么，它就提供什么。它的目的不是让学生高兴，而是让学生提高。教科书，始终担负着教化的重任。像小孩子，大都喜欢麦当劳、肯德基，我不反对孩子一周去一两次，但若天天如此，是断然不可的。在这个意义上，反对者哀叹“快餐文化取代了有思想深度的精品文化”，是值得考虑的。有句不乏反讽的网论说：与其拿《阿Q正传》这种具有人文批判性的深奥文章给这帮哈韩哈日的小青年绞脑汁，还不如读读《雪山飞狐》这类快餐文化。还有，金庸大家喜欢，琼瑶的粉丝也不少啊，还有韩寒一类，是不是要搞个适龄中学生“公投”，确定作家及其入选篇目呢？
一些支持者认为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如该教材编委薛川东所言，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教材，教材的变化往往折射着时代的变化。当代作品被大量收入，特别是增加了不少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作品。比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取代了老篇目《陈焕生进城》。二十多年前我读中学时，好像没有《陈焕生进城》，倒是有篇《梁生宝买稻种》，是从当时很红火的长篇小说《创业史》里摘选的，说的是梁生宝怀揣着父老乡亲七拼八凑的钱，进城买稻种，赶路舍不得坐车，步行；吃饭舍不得下饭馆，饿了就啃几口自带的烙饼，渴了就喝冷水；夜晚舍不得住旅社，和衣蹲在屋檐下，云云。估计《梁生宝买稻种》早就休息了吧，现在，轮到《陈焕生进城》了。“应该让它休息一下，所以我们把它换掉了。”薛川东说。让它休息一下？这个理由有点勉强吧。据说，《许三观卖血记》入选高中教材，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学生了解“讲故事”有多种手法，传统的是一种，《许三观卖血记》又是另外一种。这个理由我很是赞同。但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替换《孔雀东南飞》，是什么理由呢？不得而知。我很喜欢海子，在他成名之前我就喜欢他了，这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的确是精品，但《孔雀东南飞》更是久经考验的杰作啊。经典之为经典，传统之为传统，是需要时间介入的。就像好酒，千年老窖总归比百年的醉人啊。一个编委说了，被撤掉的《孔雀东南飞》虽也讲夫妻爱情，但讲的主要是对封建家长****的反抗，像《聂小倩》、《龄官划蔷》这些更能着力表现爱情。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加缪的《西西弗神话》，都是这次新收入的必修课文。在中外当代作品增加的同时，近现代和古代作品的量则相对减少。《触龙说赵太后》、《六国论》、《过秦论》、《病梅馆记》、《石钟山记》、《五人墓碑记》、《伶官传序》、《项脊轩志》等完整的古文名篇被撤下。编委们也想到了一个补救办法，就是从一些名篇中选取小段，附在每个单元后面的单元作业“文言积累”部分，让学生通过这种办法熟悉古文。但毕竟在正文中略去了许多，这种省略的结果怎样，还是让人忧心的。看看网友们对被替换作品的评价，就可略知一二。一些读者不喜欢鲁迅，批评他的东西晦涩，那《百年孤独》作为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恐怕也不会好懂吧。就铁凝的《哦，香雪》入选，薛川东特地分辩：“选入铁凝这些有影响的中青年作家，也表明我们这个社会在不断出人才。绝不是因为铁凝当了作协主席，我们当时推荐这篇时，她还没当作协主席呢。”这是不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呢？
争论来争论去，说到底，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学语文课本是用来做什么的？它需要承担什么，达成什么？如果把传达文化经典、文化传统的重任赋予它，又引发出新的问题，就是：哪些作品能称得上经典？经典之为经典的标准是什么？反对胡一刀杀掉阿Q的人，显然是否认《雪山飞狐》的经典地位的。即使是当年和现在沉醉于其中的一些读者，也是如此。个人喜欢是一回事，能否成为经典是另外一回事。
有一种建议，强化教材的多样化、多元化，以此来满足“参次多态”的教材需求。好像很聪明，很合乎时代潮流，但存在一个技术性问题：到底多样化、多元化到什么地步，才算合适？是十种还是百种，或者上千种？语文课本毕竟担负着延续传统文化，培养时代精神的责任，需要慎重地斟酌。这次变脸中有些篇目的替换，是有助于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的，有些替换，如阿Q被取代，就不能不是个问题了。阿Q这个形象，是用来揭露国民劣根性的，目的在于启蒙。尽管后现代话语进入中国已有二十年了，但现代的启蒙还尚未完成。承认这一点，阿Q就不能被拿掉。编委们这次比较谦虚，他们强调，语文课对学生有三个主要功用：第一，提升思想水平；第二，丰富文化储备；第三，优化表达能力。编委这么低标准，我们就不必那么高要求了。网上有这样一条评论：“这样的语文课本教改，所教育出来的恐怕会是一批没有文化底蕴、缺少古典文学修养，兼之没有脊梁的一批国人吧。”后果够严重了吧？
更深层次的症结，在于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之间，并不总是那么严丝合缝。这一点，目前的讨论中还没有被提及。所谓的经典，总归是在时代精神框架下呈现的，符合现时代精神的，就被视作了传统文化的代表。不符合的，就被排除了，或者根本就浮不出水面。很多年来我们习以为常的经典作品，其实不过是在20世纪才获得盛名的，有的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有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有的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疑难还在于，时代精神往往受到政策性政治的束缚和塑造，如鲁迅的作品中，放弃了《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新选了名气相对较弱的《铸剑》。据编委说还考虑过梁实秋的一篇美文，没有通过，至于周作人，压根就不会考虑。《红灯记》、《杨门女将》等京剧选段得以入选，京剧属于国粹，《红灯记》还是“红色经典”啊。有网友立马叫嚷：京剧要是国粹了，把百戏之祖的昆曲放哪里去呢？我想到的是，山西版的教材，是否要收入晋剧的选段呢？虽然晋剧我不习惯，打小听的都是豫剧。
有网友说：多数的调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至于有些经典名篇落选，也可以理解；毕竟语文课本是有限的，不可能网罗所有的好东西，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瞧瞧，这话说得多中听啦。若早看到这话，就不劳我们大家费嘴多舌了。
义举的风险
据报道，等公交车的南京徐老太，在上下车的拥挤人群中摔倒，被第一个下车的青年彭宇扶起，并送往医院，还垫付了二百元医药费。徐老太后将彭宇告上法庭，称其撞到自己，要求赔偿十几万元。9月5日，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做出一审判断，曰彭宇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徐老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再者，如果不是他撞的，完全可以“自行离去”，而他的作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如果不是他撞的，应该不会垫钱”。
好一个“显然与情理相悖”！看到如此判语，不由拍案而起。按照该法院的“情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如果不是理亏在先，彭宇何必去搀扶徐老太并有其后的举动呢？该法院显然是不相信什么义举的。可悲乎！在先是共产主义道德建设，而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了近60年的中国，竟然没有义举的立足之地。该法院的判语以铁的文字告诉我们，人都是自私的，义举是不存在的，充其量只有公平交易。彭宇搀扶徐老太以及之后的举动，都是他为了弥补过错，判其赔偿也不过是进一步的弥补罢了。
沿着公平交易的思路，对彭宇的同情心就渐渐弱了。道理是这样的：我们完全可以把他的所作所为视作义举，不过，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依据投资和收益一类的概念，彭宇的义举又何尝不是一种投资呢？他投入的是自己的善良，以及时间、精力和金钱，图的是什么呢？可以相信，他不图谋徐老太的感恩和回报。他一定明白，一个挤公交车的老太太，能有多大的钱财？那么，他图的是什么呢？简单说来，就是自己的良心的满足和安慰，以及多多少少的崇高感。做好事的人，不图名不图利，却也不是带着痛苦去做的，在做好事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愉快的，是带着一些自豪和满足的。过后，他和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说起，也会受到一些赞誉。若是被路过的记者看到，还可能在传媒上露露名字。不是还有见义勇为基金会吗？义举到了一定程度，会得到它的表彰。
既然是投资，那么，就存在风险，就可能付出代价。这样一想，彭宇的遭遇就不难理解了。投资任何事情都要承担风险，义举也不例外。遗憾的是，彭宇的交易理论存在盲区，他可能知道义举会花费自己的一点时间和精力，却绝对没有认识到，义举可能不被承认，反倒被视作“理亏”的表现，遭遇无端的控告，从而被迫应诉，贴进大把的时间、精力、心情，还有钞票。这样，原本该随义举而生的自豪和满足，转化为随诬告而生的郁闷和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