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的文章以及其后的同名著作，使得“终结”一词活络起来。以“终结”为名的中译本，就有《女性的终结》、《艺术的终结》、《农民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帝国的终结》、《贫穷的终结》、《管理主义的终结》、《教育的终结》、《平等的终结》、《自然性的终结》、《石油的终结》、《西方文化的终结》、《幸福的终结》、《确定性的终结》、《政治的终结》、《哲学的终结》、《经济学的终结》，等等。国人的著作，也开始用上这个词了，如《西方近代哲学的终结》、《科举制的终结》、《终结于2005》、《单位社会的终结》、《苏南模式的终结》、《三农问题的终结》，等等，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似乎一切都终结了。没有什么不能终结。
末日、末世和人类的毁灭都是老问题了。中国古时就有“杞人忧天”。犹太-基督教的神学末世论有《旧约》犹太教末世学和《新约》基督教的末世论之分。前者把末世论视作历史神学的问题，把历史的终结视作进入永恒天堂的时刻，其具体表现是弥赛亚论和千禧年说；后者把末世视作随时随地都可出现或降临的个体信仰时刻，把末世论视作个人生存与信仰的问题。恩格斯说：“正如康德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地球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一样，傅立叶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中对布洛赫自然思想的评述，间接触及了基督教末世论的批判。施密特还注意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也有人从千禧年说和末世论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施密特没有明确思考末世论的概念，不过，他提出的非本体论、自然和社会的相互中介、社会存在的自然退化、非同一性等问题都与末世论相关，足以把这个问题从历史领域引入自然概念的研究中去。在哲学上系统研究末世论问题的是俄国的别尔嘉耶夫，著有《末世论形而上学》。此外，还有科学末世论、史学末世论，等等。
就我个人的社会生活经验而言，所谓终结，意味着早年培养的政治意识的彻底颠覆。读高中时，政治课老师有这样一句口头禅：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他说的是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有位网友惊讶地写到：资本主义咋拎着皮包又回来了？！以前我们以为是对的，现在看来是错的，以前的批判对象，现在成为学习的榜样。资本、资本家、股票、市场一类的词汇，现在成为新的时尚，人们趋之若鹜。我有时就想，就中国而言，目前在重写1945年以来的中国史，就世界而言，正在将“二战”之后的历史重新写过。
最后一天
每年都会有最后一天，2007年也不例外。每年的最后一天你都会想点什么，写点什么。想当然是胡思乱想那种，写当然是随心所欲那种，心情自然是有点忧伤有点落寞有点不忍不舍那种。这一天究竟和别的任何一天有什么不同呢？其实也没有什么，无非是一年中的一天而已。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这是谁的创意？创意的人想要怎样呢？是不是希望人们在最后一天躬身反思，在随之而来的一天活蹦乱跳呢？
若是没有年，若是一生就是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若是时间的计数方式以那个最伟大的第一天为第一天，其后出生的人们，有的是第八百天出生，有的是第一千五百一十二天出生，岂不运算起来更简单点？有年有月有日，这样的计数的确是复杂了点，不过，所谓复杂，还是它的思想内涵吧。上帝可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那种人。耶稣，又称基督，意为“救世主”，于公元元年12月25日（圣诞日）出生在巴勒斯坦的伯利恒，公元纪年法就是从耶稣出生那年开始的。
华夏帝国自然也有一套计时的方法。中国的元旦，据说起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南北朝时，南朝萧子云《介雅》诗中也有“四季新元旦，万寿初春朝”的记载。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的第一个传统佳节。按照中国历史上沿用的农历，这天是正月初一，为新一年的开头，于是乎，春节被称为“新年”。据记载，中国人民过春节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这是由虞舜兴起的。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采用公历纪年，公历1月1日为“新年”，农历新年便改称“春节”。
采用了公历，黄帝纪年怎么换算呢？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1905年采用了这种纪元，纪为4603年，民国元年遂为黄帝纪元4610年。依据《黄帝魂》一刊的推算，民国元年为黄帝纪元4623年。依据1903年创刊的《江苏》等报刊，民国元年为黄帝纪元4403年。众说纷纭，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11月13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这样，黄帝纪元就终止了，华夏被纳入耶稣基督的时间概念，一以贯之的历史被割裂为“公元前”和“公元后”。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采用公元纪年法。公元纪年就是我们所说的阳历。为了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又鉴于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恰在农历新年的前后，便把农历正月初一改称为“春节”，阳历一月一日定为“元旦”，至此，元旦才成为全国人民的欢乐节日。
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说，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历史必须从中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黑格尔又说了，中国缺少“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的对峙，无从发生任何变化，还处于“世界历史”之外。黑格尔的责难成为中国进步思想家的心结。梁启超最早用启蒙的叙述结构来书写中国历史，宣称没有线性历史的人民无法成为“民族”。他彻底抛弃了中国古典史学，原因就在于它无力赋予中华民族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从梁启超开始，中国历史开始划分为三个时期：古代、中世纪和现代。
******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说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伟人的话总是富于修辞，像******年少时读书是“为了中华之崛起”，50年代后期的“赶英超美”，简言之，就是促使中国迅速地进入世界历史，并在其中占据核心地位。
三十年前，******推动改革开放，为了动员全党和全国，发出这样的呼声：“中国不发展，就会被开除球籍！”这就是说，中国不但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处于非常边缘的地带，稍不留神，就可能被打发到“世界历史”之外去，回到梁启超当年起步的地方。恢复高考后的青年大学生们开始寻找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如饥似渴地阅读《丑陋的中国人》，挑剔传统文化中的腐朽和糟粕，为“黄河”两岸的贫困和落后而悲伤，揪心地思考中华民族的未来究竟何在。
先是自卑，后是自大，再是惶恐，而后划地为牢，孤芳自赏。近年来，有一些人考虑恢复黄帝纪年，认为这样做可以彰显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史，让国人都知道我们的祖先是谁，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加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有人论证说，中国古代历法采用阴阳合历，比起其他国家所采用的纯阳历或纯阴历都要精准，它包括日、月、五星的运动，位置的计算，昏、旦中星和时刻的测定，日食和月食的预报等，而在日、月、星的运动中，蕴藏着万物消长的规律，寓含着深奥的物候原理。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离不开日月星的运行，中国古代的历法为这种研究提供了最好的时空背景。
“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2007年7月8日《新京报》报道，这天李肇星受聘为北大教授，他对学生们说，当他和外国人辩论人权问题时，如此这般质问老外。看到李外长慷慨激昂、独立决绝的言辞，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究竟在世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们不难揣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