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好读书
天气骤然就暖和起来，羽绒服放进衣橱没几天，棉袄也被打发去做伴，紧接着，毛衣也挤进去凑热闹。春天就这样来了。
春暖好读书。冬天当然也可以读，在屋子里读，不管外面如何的冰天雪地，屋子里是有暖气的，躲在屋子里读书是很好的选择。春天里，则是把书带到屋外去读，在暖洋洋的阳光下，或者，你不习惯阳光的直射，藏在屋檐下，只要感受阳光，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充耳不闻地读书。疲了倦了，抬头望望近处和远处的风景，体会风的轻拂。那微微摇摆的光秃秃的树枝都告诉你，风在移动，在飘拂，从遥远的地方来，又到遥远的不知名的地方去。想一想这些永远也想不明白也不需要明白的事，你又低下头，全神贯注地读书。
这个春天，你打算把郁达夫全集一页一页地读过。你不是文学专业的，郁达夫仅仅是你的业余罢了，你没有任何压力，只是忽然对他有了兴趣，对他写作的文本有了兴趣，连带着对他文本所呈现的世界以及呈现他的文本的世界有了兴趣，于是，你就开始阅读。阅读就是对话。对话这个词实在太滥，你都不好意思再使用。可是，除了这个词，还有哪个词更能体现你的意图呢？你的确想和郁达夫对话，和他的文本对话，和他文本里的某个句子甚至某个词对话。奇怪不？你真还没有打算和他文本中的某个角色对话。你想捕捉语词，捕捉语词携带和渲染的气氛，想和语词造就的时代和时代造就的语词握握手。时光过去80年了，可是，那80年的间隔，似乎就和春天的风一样，它是流动的，你只要伸出手去，那风就依稀在手中。只是，风从来不会在你的手中停留，它只是掠过你的手，在你拥有的那一霎那，它又无声无息地流失了，像手指间的细沙，不，细沙是可触可见的，而风，也许你有触摸的感觉，却永远是不可见的，你只能借助于摇摆的树枝、轻舞的碎屑知道风来了，风来过，风又去了……
这个春天，你还想读读徐志摩。或许，徐志摩更适合在春天里阅读吧。很多年前读大学时，或者更早，读中学时，你就读过他的诗，喜欢他的诗。《再别康桥》中“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描写的是恋人，也是时代，过客的从容是如此的细腻而又潇洒。他们说，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坛最具特色最有才华最优秀的诗人、散文家之一，他是开一代诗风的“新月派”的主将，被誉为“中国的雪莱”。“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在“散文与诗方面，所成就的华丽局面，在国内还没有相似的另一个”。这些宏阔的评论你从来都不得要领，不去关心，倒是冰心老人的话更值得玩味。她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好处得不着，女人坏处就使他牺牲。”这话说的多么贴切啊，秉承她一贯的写作风格，单纯的清丽，似褒似贬。如果说郁达夫让你觉得是同一个难民营的长老，那么，徐志摩是从高楼大厦走出的高级白领，有文化有品位有模有型，你是无缘走近那座高楼了，也就终究不会有从那座大厦走出的荣耀。不过，远远地看看那楼以及那楼里进进出出的男男女女，未尝不是一种视觉的愉悦。
这个春天，能把郁达夫和徐志摩随意地翻阅，当是很不错的成绩。春暖好读书。读了郁达夫，你知道春天里永远有阴影，读了徐志摩，你知道无论怎样的阴影，都挡不住春天的步伐。春天就是春天，那风，那云，那衣衫飘逸的路人，都在传说着春天的讯息。
新文学的气度
新文学最吸引我的，是它表现出的气度。方方面面的概括需要花一番工夫，费诸多口舌，我暂且随意写点感觉和想法。
那些做新文学的人，大都有世界主义的眼光。晚清的最后十余年，把一批又一批的书生送到日本和西方，起初都准备学习理工农医，至少也是社会科学门类，不料纷纷转向文学，鲁迅是这样，郭沫若是这样，郁达夫也是这样。热爱文学自然是所有年青人的特点，那样的年龄容易多愁善感，小说、诗歌可以释放情感，恣意放浪。文学还是思想的大本营，新奇的思想最先都是通过小说表达出来的。由新文学而新思想，再由新思想而新文化，这大致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道路了。这路由留学和翻译而起，自然不能不是世界主义的。
文学无须论证，甚至无须说理，有了想法，就急急忙忙地把它写出来，句子别扭点也不要紧。读新文学的作品，每每感受到冲动的激情，昂扬的意志，即使那些温婉平和的文字底下，都流淌着滚烫的热血。新文学里几乎没有微笑，至少我不曾读到，那里有血有泪，即使泪不曾涌出，却也在心底。单说郁达夫，《北国的微音》里说自己已经“眼泪不会滴下来”，看到朋友“真的眼泪出了”。《给沫若的旧信》里写自己在“一间三等车室里，别无旁客，所以几个月来抵死忍著，在人前也不会洒过的清泪，得流了一个痛快”。后面又写道，孩子哭了，妻子哭了。
像郁达夫这样的新文学家都是多情的。因为多情所以孤独，孤独反过来加剧了多情。郁达夫写给郭沫若和成仿吾的书信，感叹“凄切的孤单”，把它视作“我们人类从生到死味觉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实味”。他还说，生存竞争都是由这孤单的感觉催发出来的。所谓艺术，就是牢牢抓住这孤单的感觉，细细地玩味，能如此，便是绝好的创造。成仿吾同意郁达夫，说一个人只要复归到了自己，便没有不痛切地感到这种“孤独感”的，实在也只有这种感觉是人类最好的实感。仿吾又有些不同，说人类的一切行动都是为的反抗这种“孤单”的感觉，“这种感觉是闯进人生的宴会上来的恶魔，人类自有始以来便与它在不断地狠斗”。仿吾又说，这种孤独感是不能灭绝的，我们愈是反抗，它便愈逼近拢来，我们纵然一时把它打退了，它仍要取更凶的威势扑来，所以归根起来，还是如达夫所说，孤独是“我们人类从生到死味觉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实味”。
郁达夫和成仿吾讨论孤独感的时间，是1923年。
达夫的孤独
从郁达夫的作品里，有人读出了颓废，有人读出了乖戾，有人读出了辉煌，我读出的却是孤独。
王映霞究竟能懂几分郁达夫，是很可疑的。他们当然有过恩爱，但即便那时，王映霞对达夫也是知之有限。达夫在朋友家看到王映霞，穷追不舍，王映霞起初并未动心，让达夫又气又恼：“薄情的王女士，尤其使我气闷。她真是一个无情者，我真错爱她了。”“也罢。把闲情付与东流江水，想侬身后，总有人怜。”可半夜里醉了酒回来，“情难自禁，又写了一封信给映霞”。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犹豫，达夫的信是很能打动人的，况且他作为新文学家的地位已经确定，那么，王映霞究竟还怕什么呢？达夫实在是足以同情。“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贴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脏里生出来的同情……”。
王映霞本是大小姐，和郁达夫结合时年仅20岁，最初单纯的恋爱之后就是现实的柴米油盐，好动好玩的她还是逐渐担负起家庭主妇的责任。应当说，她对郁达夫也有一定的理解和谅解。“郁达夫有过人的智慧，有绝世的才华，可是他每当脑筋一转，脾气一发，他就不会顾及前后，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她也明白，以往的“环境给他养成了一种苦闷的、颓废的性格，不习惯于有规律的家庭生活。到了某个时候，他想恢复一下他的幻想，便立刻会无声无息地出走一次。但走，也不会走得太远，不久自己就会回来”。
达夫需要爱，却不适应婚姻和家庭生活。王映霞希望的是平稳的生活。达夫对王映霞的爱不可谓不炽热，却夹杂着****和猜疑。“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可以牺牲一切的，是如猛虎电光，非烧尽社会，烧尽己身不可的。”果然，如郭沫若所写：“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我们也居中调节过。达夫始终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他又说：“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成了一种病态了，……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郁达夫的想象力，在王映霞眼中是“辱骂与攻击”：“你不过是想把世界上所有的每一篇小说中的坏女人，都来比成了我，而那些又值得同情，值得体恤的男人，却都是你自己。”
王映霞1938年10月18日的一封信，主题是“红线牵错了”。她指责郁达夫“你一开口便下流，难怪从前的人的婚姻须门户相当”，又说“你过去的罪恶”云云。“罪恶”二字当是很严厉的了。她拟就的离婚启事更是说：“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王映霞在回忆里说，她打算和郁达夫离婚时，“还在可怜他，还在为了他在这一生中没有一个知心好友而惋惜，并联想到他今后的生活将是如何度过”。
天才都是有一些病态，达夫尤其。“究竟还是上北京去作流氓去呢，还是到故乡家里去作隐士？”达夫犹豫不决：
“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的两字。人家都骂我是颓唐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运命，不得不如此自遣耳。”
和达夫的距离
读郁达夫有一段时间了。下午从超市里出来，忽然想到和郁达夫的距离这个题目。先是一惊，继而一愣：和郁达夫的距离？这八竿子打不着吧？郁达夫是谁？自己又是谁？不是自高自大，也是自作多情。可既然有了这个念头，就自然会接着想下去，权当自圆其说吧。
谈到和郁达夫的距离，我想，首先不是才情的比较。郁达夫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早已有了定论。通过百度搜索，看到这样一段：
郁达夫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学家，是著名的新文学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他的第一本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被公认是震世骇俗的作品，他的散文、旧体诗词、文艺评论和杂文政论也都自成一家，不同凡响。他才思敏捷，古典文学、西洋文学根基都雄厚。从气质上来讲，他是个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一生是一首风云变幻而又荡气回肠的长诗。
这个评述当属平实。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对郁达夫的评价远在茅盾和巴金之上。过去一些年来，汉语世界对张爱玲的评价颇高，郁达夫的文学成就不会在她之上，却也有着独特的向度。就独特性而言，郁达夫和张爱玲是可以做一些比较的。我想到和郁达夫的距离这个话题，头脑里闪现的，首先也就是在我所阅读的文本世界中，郁达夫处于怎样的一个位置。
和郁达夫的距离，就是和他所处时代的距离。在1921年5月4日夜半所作的《夕阳楼日记》中，郁达夫开门见山：“时代精神（德人所谓Zeitgeist，英人译作The spirit of theage）是最难摸捉的一种东西，亦是最易感染的一种风气。”郁达夫处于怎样的时代精神中，我们又为怎样的时代精神所缠绕？这实在是难以解说的。有时觉得时代已经有了相当的不同，有时却又感觉，我们和郁达夫都处于同样的时代精神中，时代的变迁岂是那么轻而易举？！他所赞美的，是否已经成为今天的常识？他所批评的，是否已经趋于绝迹？恐怕很少有人会做肯定的回答。若果如此，时代自然就还是那个时代了，我们距离郁达夫也就相当近了。
1924年12月23日，郁达夫写就《我承认是“失败了”》。他说，用以批评作品的好坏的标准，是“情调”两字。“只教一篇作品，能够酿出一种‘情调’来，使读者受了这‘情调’的感染，能够很切实的感着这作品的氛围的时候，那么不管它的文字美不美，前后的意思连续不连续，我就能承认这是一个好作品。”他自己的《秋柳》，在情调的酿成上缺少了力量，所以不能使读者切实的感到一种不可抑遏之情，是一个大大的失败。由自己作品的失败，郁达夫扯到中国妓女的失败。“我想妓女在中国，所以要被我们轻视厌恶的，应该须因为她们的不能尽她们妓女的职务，不能发挥她们的毒妇的才能才对，不应该说她们是有伤风化，引诱青年等等一类的话的。”
在同一篇文章里，郁达夫末了告诉读者诸君，不要太忠厚了，把小说和事实混在一起，更不可抱了诚实的心，去读那些寒酸穷士所作的关于妓女的书。
回到和郁达夫的距离这个题目上来。郁达夫思考的是哪些问题，我们思考的又是什么问题，其间的距离大约就是我们和郁达夫的距离。我们的问题和郁达夫的问题是什么关系，有没有一种延续，如果是同样的问题，我们的思考是否深入了，或者至少，提问的方式发生了些许变化。当然，也有一种可能，郁达夫的问题不再是我们的问题，甚至我们不再把郁达夫以为的问题视作问题，若真的有这样一种情况，那么，不是所谓的时代精神不同了，就是现时代已经没有任何精神可言了。
郭沫若的《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