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打算重新塑造艾思奇。你说他现有的形象实在是刻板，在各种各样的描述里，都把他刻画为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你并不反对这种定位，只是觉得，基于这样的定位来谈论艾思奇，就会目的先行，把艾思奇的一生阐述为不断走向这个目标的过程。问题是，这个目标是逐渐形成的，还是最初就极端明确呢？说得再清楚一点，就是即使不否认艾思奇小小年纪就具有了共产主义理想，这个理想到底是什么，是一开始就外延和内涵明明白白的，还是艾思奇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不断把这个理想实在化呢？再者，只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哲学这些语汇做出富于弹性的阐释，才能对艾思奇有别致的体认。进而言之，只有对历史的书写方式有独特的把握，对20世纪中国史有高屋建瓴的认识，才能给艾思奇以恰当的定位。
对一座成型的建筑物来说，要改变其中一块砖的位置，大致有三种方案：整个建筑推倒重来；把这块砖和别的砖调换；把这块砖抽离出来，用于新的建筑。你打算怎么做呢？若把整个建筑推倒，那么，这块砖也就面目全非了，曾经我们对它的认识就是作为这座建筑的构成来看待的。把这块砖和别的砖调换，位置可以高点，可以放在正面的墙上，从而显得重要些，但不会在根本上改变它的处境。你无意推倒既有的建筑，你只是想把这块砖抽离出来，在原有建筑不远不近的地基上，给这块砖一个特殊的位置。
你说，你不想谈论艾思奇对******哲学思想的贡献，也不想谈论他关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的阐述，甚至不想谈论他参与的哲学批判活动。那么，你能谈些什么呢？你想让艾思奇陌生化，新奇化，这我可以理解，只是，你能怎么做呢？艾思奇和瞿秋白不一样，后者在境界上足以和葛兰西一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媲美，和一切富有激情的思想者、行动者相提并论，这是艾思奇所欠缺的吧？
你对艾思奇有一种历史性的敬意，这个我能理解。只是，你能以什么样的叙事来表达和传达呢？重读意味着重塑。对艾思奇的重塑，不仅仅是为了艾思奇，而且是为了一个时代，那个业已远去的时代。你迫不及待地谈论艾思奇，就是想拽住那个时代的衣角，让它消逝得慢一些，尽可能留下点什么。我期待着你的作为。给艾思奇一个恰当的安置，势必带动一系列旧概念，锻造一整套新概念，从而为谈论杨献珍、冯定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提供新的范式。
柯仲平
今天我们来谈谈柯仲平。柯仲平是谁？也许你会这样问。为什么要谈柯仲平？这个人很重要吗？也许你会这样问。你若不知道柯仲平是谁，这一点不奇怪；若觉得柯仲平不谈也罢，我也理解。在中国20世纪的思想和社会史上，有很多人比柯仲平著名，比他重要，比他更需要一次又一次来拉出来示众。只是，我今天很想谈谈柯仲平，有这个想法已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了，一个月，两个月，估摸起来，至少有一年光景了。
知道柯仲平这个名字大概是在中学时期，应该是语文老师讲解某篇课文时捎带提到过他，此后就忘记了。一年前开始关注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柯仲平立即映入眼帘。哦，柯仲平，我应当很早就听说过的。后来读创造社的有关资料，柯仲平作为其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再度出现。尽管不起眼，却对他生发出兴趣来，于是就搜罗他的资料。还好，万圣书园有一套《柯仲平纪念文集》上册是他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所写的评传，下册是回忆和研究类的文章。
和以往读非理论性的书一样，捡起这本书来，也是随意地前翻后看，印象自然也就是深一脚浅一脚，忽而读到他少年时代的不羁，忽而又是他延安时期的纵情。在云南省立一中读书时，仲平参加过公演话剧募捐，并作了一首诗：“莫懒惰呀，哥哥！莫疏忽呀，妹妹！我们是幸福的享受者，连续不断地创造者。前面就是自由之路了，快跑！快跑！”仲平对民歌体新诗的热衷，这里可以窥见端倪。
写得最实在的，当属仲平的第三任妻子徐克。从1943年和仲平离异后，她沉默了四十年。看到一些回忆仲平的文章“不够实事求是”，“有的竟歪曲了事实，不符合柯仲平的历史和风格，似褒而其实是贬”，徐克“秉笔直书”，写出了《诗人柯仲平》。仲平1930年12月被国民党上海巡捕房逮捕入狱，直到1933年八月被保释治病，期间经历了折磨，两腿几乎不能站立。只是，有文章说柯仲平在监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头发牙齿都掉光了，就是“神话式的文字”了。徐克还说，鲁迅逝世时，远在日本东京的柯仲平的确十分沉痛，不过，那首《赠爱人》不是献给鲁迅的，是写给徐克的。“诗的内容，明明白白是表现不怕困难的革命决心和对爱人的深情鼓励，怎么能和鲁迅逝世联系起来呢？”王琳在“评传”里的处理倒是很技巧：鲁迅逝世一周年时，仲平在武汉参加了一个纪念会，他激动不已，想说点什么。“说什么呢？他心乱如麻，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唔，就朗诵《赠送爱人》吧，就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说来，给他朗诵这诗歌也是可以的。”
在给上级所写的交待材料里，仲平依然是民歌体：
党啊！我亲爱的党！
最后我还决心要完成——
歌颂党，歌颂******时代的一部书！
遗憾的是，他连“歌颂”的权利都被剥夺了。那个时代不再需要他的歌颂，他的歌颂也早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赵树理
《读书》第七期一篇谈论沈从文的文章中，把他和鲁迅、赵树理做了比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们三位对农民的表现具有代表性。鲁迅从“国民性批判”的立场出发，着力揭露中国农民的落后和愚昧，赵树理塑造了革命年代的“农民英雄”图像，沈从文的农民世界则是在与现代都市的对抗中，体现出独特的价值。
文章又把张爱玲和赵树理做了比较。二人几乎是同时出名的，一个在沦陷区，一个在解放区。都对“五四”新文艺持反思和批判的态度，都从通俗文学脱颖而出。不过，张爱玲代表了中国小说中“传奇”的传统，赵树理代表的则是“评书”的传统。这样，高低之分就出来了。
文章里说，赵树理的创作一直受到文人的轻视，无论他们是左翼还是****。据严文井的回忆，赵树理曾经为自己的儿子不能就读重点小学而放声大哭。看来，小学的重点与非重点之分由来已久了，所谓人人平等在“新中国”也只能是一个神话。
20世纪40年代后，郭沫若和周扬等人撰文称颂赵树理的创作，其实没有谁真正看得起他。相比之下，沈从文在政治上郁郁寡欢的时候，仍然受到必要的重视。照胡适的说法，沈从文作的是贵族的文学，赵树理作的是平民的文学，结局自然不同了。
文章的结论是，身份政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赵树理的悲哀就在于无法摆脱它的宿命。这自然是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不无道理。不过，我倒是觉得，赵树理的问题在于和政治过于靠近。他笔下的农村和农民，尽管充满生活的气息，但言行举止都渗透了那个时期政策的味道。相比之下，沈从文和政治的距离比较远，至少和一时一地具体政策保持了必要的距离，他对湘西唯美和奇异的描述未必没有政治的意图，但这样的政治，属于“大政治”，或者说永恒的政治，和人性密切相关的那种政治，由此，他的作品也就具有了恒久的魅力。
倪梁康在《读书》上发表谈论《色戒》的文章，提供了这样一个伦理学主张：“在道德本能与道德判断的冲突中，即在萨特式的良知与正义的抉择中，尽可能站在前者一边。这与《色戒》的结果相似，与《断背山》的结果相背。我不是说要放弃正义，而只是说，当良知与正义的天平不相上下，却又必须做出决断时，我们应当偏向于前者。”他的理由是：“道德本能有别于道德判断的重要一点就在于，前者不会因时代、民族、政治、文化的变化而轻易改变，它是人性中更为普遍和持恒的因素，也是人类安身立命的更为根本的基础。”我不知道是否可以把《色戒》的启示归结为这样一个悖论：是做刘胡兰，还是做王佳芝？从而，倪梁康的观点意味着什么，就非常明了了。由此说来，张爱玲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她不仅重写“启蒙”，而且重写了“革命”，重写了“抗日”。
我们应当选择什么，应当写点什么，怎么来写，都得好好想想，避免赵树理的悲哀。国家在倡导“以人为本”，这里的“人”究竟有哪些内容呢？人性、人道、人的尊严和价值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早已过去，那个年代的价值观已被彻底颠覆，为那些价值观而献出生命的人们在九泉之下，会有怎样的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