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在“报告”中为自己及许多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鸣不平，为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作家鸣不平，对建国以来糟糕的文艺创作现状表示深切担忧，并猛烈抨击了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的宗派主义统治作风。但无论如何，他对党忠心耿耿，绝无二心。这一点从“报告”前面所附给党中央毛、刘、周等领导同志的信可以看出。“报告”希望党中央和毛主席扭转文艺界颠倒的乾坤，不料成了自己向党疯狂进攻，妄图颠覆人民共和国的最有力“证据”，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剧，不过现在想来，却也在情理之中。无论怎样的情真意切，都无法获得组织上的信任，相反，只能被视作“异端”乃至敌人来看待。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胡风政治上太幼稚呢？恐怕不好这么说。如果说胡风政治上太幼稚，那么，周扬后来的命运不也表明他在政治上太幼稚吗？
“报告”第二部分详述了胡风的文艺理论观点，这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中有特殊价值。他满怀希望能纠正文艺界领导周扬等人的宗派积习与“左”倾机械论及庸俗社会学倾向，不料招来******亲自审定的《我们必须战斗》的狠狠批判反击。接着《文艺报》上接连发表批判文章。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发布《关于胡风****集团三批材料》，由******亲自写出“编者按”，全国掀起批判胡风的高潮。短短几个月中，胡风及其“七月”流派的文友由文艺思想问题升为“****小集团”，又升级为“反革命集团”。胡风被逮捕判刑14年，刑满又改判“无期徒刑，关死为止，不许上诉”。
“报告”第三部分牵涉到文艺界复杂的人事纠葛。胡风在思想的“壮年”纠缠于无聊的攻击谩骂而耗费时光和心情，实在是令人惋惜。困兽犹斗，胡风的“报告”不但没有拯救自己和朋友，反而把自己及相关的人推向更黑暗的深渊，整整三十年。“在残酷的历史考验中，胡风得了满分。在滚滚的“左”的旋风中，屹立如山，不变初衷。他的道德文章，将会日益得到人们的正确理解和评价。他执着于真理，因忠得咎、以直招祸的悲剧遭遇，一如屈原、司马迁……我国古代先贤光彩照人的品格，将作为我们民族的优秀精神遗产而永留人间，受到崇敬。同时又将作为沉痛的历史教训，而被引为千古鉴戒。”贾植芳《片断的回忆》中这些评价，在八十年代属于空谷绝音，今天读来却不能不有所疑问：胡风能得满分吗？如果把历史视作思想的自由史，那么，胡风果真无可挑剔吗？
“报告”中铺叙了太多的历史积怨和人事纠葛，让人感觉胡风的心中也充满了恶毒，特别是他在信中有意识地将与周扬等人的文艺理论分歧和宗派纠葛政治化，指出周扬等人企图“自立为王”，性质已由“非党”变为“****”。“我完全确定了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领导倾向和党的原则没有任何相同之点。我完全确信：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非党倾向的宗派主义统治，无论从事实表现上或思想实质上看，是已经发展成了****性质的东西。”这样的言论，显然是要置周扬于死地的。毫无疑问，周扬在文艺思想的把握和文艺界的领导方面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但如果把这些问题上升到“****”的高度，那么，胡风的党性原则必定是很高了。文艺战线应如何增强“敌情”观念，文艺战线应如何“担负起专门任务”，文艺工作应如何体现党的“道德力量”，如何看待周扬等拜倒在“堕落的”、“极其反动的‘老作家’”脚下的“以敌代友”的思想动机，如何辨识和剔除文艺界中混杂着的“品质不好的党员”和“叛党分子”，等等，在这些方面，胡风的详细分析都表明，他承认“党的要求和历史要求”具有“同一的内容”，承认第一次文代会上制定的“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政策及文代会提出的“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的口号的正确性。
胡风不是“反体制的英雄”，也不是“自由主义的斗士”。胡风“报告”的主旨，是揭发“以周扬为中心”的某些文艺领导的“非党”活动，提请中央“主动”地采取组织措施，并吁请加强“党的领导”，以“挽救人民的文艺事业”。“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非党倾向的宗派主义统治……把新文艺的生机摧残和闷死殆尽，造成了文艺战线上的萎缩而混乱的情况。”“只有党中央转到主动地位上面，才能够挽救人民的文艺事业脱离危境；只有党的领导发挥了作用，才能够使人民的文艺事业在空前的思想保证和斗争保证之下建立起来飞跃发展的实践基础。”胡风1978年回顾“报告”的写作过程时，再次明确地写道：“我一直认为，毛主席党中央深知文艺方面掌领导权的人事力量是最弱的一环……我后来在呈中央报告提的看法中，就是以文艺领域上的建党问题为中心或归结的。”
胡风“报告”被作为反面教材来批判的当年，其中的一些话却还是被正面来认识。举个例子，“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一篇提到解放前作为半殖民地的上海，“顶顶吃香的也就是美国底大腿电影和美国底发松的小品，再其次，南京暗探范泉主编《文艺春秋》……”就是因为这句话，使范泉在肃反运动中莫名其妙地被捕，接受两年多的审查后无罪释放，但早已被开除党籍，家破人散。80年代胡风冤案平反后，“三十万言书”作为历史文件发表后，范泉才知道自己当年受到迫害的原由，为此专程到北京找到胡风的夫人梅志询问：胡风将他归为“南京暗探”有何凭据？梅志告知，因文艺界中有此传言，故有此说。
“三十万言书”被判定为“横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之后，文艺真实性成了禁区，题材清规戒律日益增多；图解有理，说教成风；公式概念化流行；“工农兵”之外无生活，大写“工农兵英雄”，无不“完美无缺，通体光明”。“高、大、全”、“三突出”成为不可质疑的最高原则，最后，只有八个样板戏登台亮相。9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界不乏繁荣多样，同时又充斥着普遍的虚假，皇权戏、清宫戏、武打戏充斥屏幕，“皇上圣明，奴才该死”之声不绝于耳。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风鼓吹的批判现实主义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艾教员
你打算谈谈艾思奇。艾思奇？那个写《大众哲学》的艾思奇，那个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艾思奇？你怎么突然对他感兴趣了？他很重要吗？你说说看，他怎么个重要法？
不等我把所有的疑问托盘而出，你就打断我，说谈谈就是谈谈，不过是谈论而已，哪儿有那么多的为什么啊。
你所谈论的当然是你感兴趣的，若毫无感觉，你才懒得开口呢。至于重要性，是谈出来的，写出来的，一个不被谈论的人是不会有什么重要性的。与其说因为重要所以被谈论，不如说因为被谈论所以才重要起来。
提起艾思奇，人们会说，他是在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撰写的《大众哲学》，开创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先河；40年代发表的《论中国的特殊性》等著述，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50年代后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史，撰写《辩证唯物主义纲要》，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中国版本。他的贡献大致如此。这些我们都知道。你还能谈些什么，还能怎么谈呢？
你说，可以谈谈“艾教员”啊。教员这个称呼不错。我很久没有听说过了。从懂事起，常常听到这个词。在外教书的父亲就是教员。似乎有个约定俗成，一方面说张老师、李老师或者刘老师，另一方面，人们说“这个教员”、“那个教员”。相比较而言，年幼的我还是喜欢教员这个词，说一个人是教员，意味着他和蔼、可亲，既有长者的风范，又有家人的温情。老师这个词，就显得正规、正经，给人敬而远之的感觉。可惜，随着年龄的增长，教员这个词越来越少见了。以至于我听到“艾教员”，猛然生出久别重逢的欣喜之情。自从《人到中年》里描写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老太太，马克思主义的名声就愈来愈差，以至于学校里教授马克思主义课程的老师都受到连累。其实，马克思是一个浪漫的思想家，按照他的构想，人们应该清晨去打猎，午后去捕鱼，晚上清谈哲理。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图景啊。艾教员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是否也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