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枯草原上卧了，把书翻开，忽然飞来了一只大蜻蜓，停在书页上面。头影一动，就好像触怒了它的样子，即刻飞去了。飞也不远，仍旧回到原处。我寂然不动地看它：尾巴缓缓地孑孑地动着，薄薄的两只翼翅，尽量伸张，好像单叶式飞行机的样子。不时又闪转着那大而发光的眼睛。
在晚秋的当午的强烈的日光中，红色的蜻蜓，看去却反觉得有点寂寞。
用最笨的办法读书
和朋友谈起读书，我忽然冒出一句：用最笨的办法读书。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漫不经心地东游西荡，若无其事地摇头晃脑，随心所欲地闲聊，不经意间蹦出一句话来，连自己都觉得惊讶：这就是所谓的见地啊，怎么一不留神就跑到我的脑子里来了呢。
最近经常拿在手中的是《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选编，三联书店1981年版。大约两个月前去以前工作的单位，那里有一大堆的旧书，无人理睬。出于对清民之际文学文化和思想的兴趣，我对当时的文献格外关注，无论是那个时候出版的著述，还是由后人编选的篇章。资料选编尤为重要，它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书写”。拿这本“文选”来说，它所收录的每篇文章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都是历史上的书写，是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的组成部分，这是其一。其二，五四时期关于妇女的讨论很多，“文选”所收只是其中相当有限的一部分，它这样的选择是在1981年做出的，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在这个意义上，“文选”的编纂也是一种“历史书写”，二重的“历史书写”。我现在的解读，大概要算是第三重的“历史书写”了。
一切历史书写，都担当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记实和还原真相，二是建构和与之相关的解构。要了解五四时期妇女问题讨论的真相，必须穿越“文选”，不受它的框架和选篇的限制。这就要承认限制，一定程度上相信“限制”。因此应当慎重地对待“文选”，研究它的编选意图。遗憾的是，这本“文选”没有编选者的前言或后记，只是把邓颖超1949年写的一篇《五四运动的回忆》放在前面，发挥“代前言”的作用。
解读“文选”，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把“可见的”材料组织起来，分门别类，二是背道而驰，寻求“不可见的”因素。先说第一个方面。“文选”所收文章包括哪些议题，都是哪些人的作品，文章风格上有什么差异，最先登载在哪些报刊上，这些很容易归总。再说第二个方面。当时为什么会考虑这些议题，那些作者都是怎样的职业和思想背景，他们为什么会考虑妇女问题且以文章中表现的方式来考虑？不同人的文章以及同一个人的不同文章在观点、理路和修辞上有什么不同？是哲学、社会学还是伦理学的处理方式？现实的、理想的还是道德的？所有文章的目的都在于鼓动社会变革，风格上的差异会影响变革取向和具体路径。
第二个方面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五四时期妇女问题的讨论很热，文章很多，“文选”中为什么收录了这些，还有哪些没有纳入？依据“文选”之前的阅读经验，很显然，周作人被完全遗弃了，“文选”中没有他一篇文章，即使先前对周作人一无所知或者对他的妇女思想一无所知，“文选”所收胡适《贞操问题》也给予了提示。这篇文章开头就说：“周作人先生所译的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本报四卷五号），我读了很有感触。”周作人翻译的一篇文章，给了胡适很大感触，于是就催生出《贞操问题》，周作人当时的影响可窥一斑。那就赶紧翻翻周作人的全集，看看围绕妇女问题，他有怎样的一些论述。“文选”中收录了陈望道一篇文章，意见平平，《陈望道文集》第一卷中的妇女论述有六七十篇之多，宏论、高论和平实之论比比皆是。还有一个人被忘记了，邵力子，1921年任《民国日报》主编，把节制生育和妇女解放问题结合起来，被誉为“呼吁计划生育”第一人。“文选”中收录了李大钊6篇文章，数量不少，质量也不错，但都属于宏论，其实，李大钊还有一篇《失恋与结婚自由》，属于经验之谈。
通过“文选”及相关的文献，可以尝试性地还原五四时期妇女问题讨论的场景。完全还原是不可能的，但逐渐接近，有限地接近，始终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到此为止，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目前所做的只是历史性的建构工作，接下来的解构更为关键。为什么是妇女问题而非男子问题？有问题的为什么是妇女而非男子？是谁发现的妇女问题？那些男性的思想精英为什么要讨论妇女问题？是妇女最为不幸、最是愚昧、最为苦难？这似乎隐含了一个危险：为了“解放”妇女，先得把她们打入“冷宫”和“地狱”，然后再呼吁她们醒来，并摆出伸手的姿势，把她们拉出苦海。
晚清以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发生剧变，思想精英们关于种族和阶级的讨论总是和性别缠绕在一起。康有为、梁启超就提出了性别问题。梁启超兴女学的论说里，满是责备，说你们二万万女子都不生利，只是食利，把中国拖垮了，搞垮了，赶紧读书吧，读了书，有了技能，就能走出家庭做生利的事。言下之意，就是中国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完全是女子的责任，这和中国古代士大夫“正女”的口吻一模一样。都是规训女子，以前是要求女人规规矩矩，现在则要求她们冲锋陷阵。男性的思想精英们总是惯于“教师”和“救世主”的角色。
谈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鲁迅和茅盾。在《我之节烈观》中，鲁迅首先批驳“表彰节烈”挽救“人心日下”的论调，“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守节胜了；烈女也从此着重”。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现在的情形、世道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况且“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实在是与女子无关。鲁迅又问：“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男子的责任呢？按照旧道德，男子应该全部担负起救国的责任来，他是主外的，女子只是他的附属品而已；即便是按照新道德男女平等的思想，男女也要分担责任，而不应该全部推在女子身上。“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鲁迅的这些论述可以看做对梁启超的批评，对当时流行的妇女解放论说的批评。
茅盾说：“我们要认明社交公开不就是男女解放。现在很有人误会妇女解放是要求社交公开，这便错了。更有人谓社交公开的功用，能使社会上的青年得著男女间精神的互助，青年男子到悒郁无聊的时候，有女子来慰藉，精神上得到大调剂。”陈望道说：“社交问题不是在‘社交’，而在社交底‘自由’。”李汉俊也说：“交际本来是个人的自由，我们只努力造出能够实行男女社交的环境就够了，不能说不讲男女社交的人就是不觉悟者。我们只要把环境造出了，男女社交自然会发生，不要把应当作出的事情丢下，专来强迫人家实行。”
末了，可以有这样一个结论：妇女问题是建构出来的。为了给当时的民族危亡一个说法，找到解救的办法，先得造一个问题出来。造什么问题好呢？军阀不敢谈，地主不好谈，男性精英们总不能说自己是问题所在吧，想来想去，就谈妇女问题好了，反正她们也不识字。
《动物农庄》
《动物农庄》是奥威尔的作品，他还有一本更著名的《一九八四》。这两本书我久闻其名，在书店也隐约见过书影，却一直缺乏阅读的冲动；没有什么原因。前两天在一家旧书店看到《动物农庄》，四折出售，应当说非常便宜。我想就是它了，免得空手而归。每次走出书店，包里都会多一两本书，否则就觉得不自在。
关于《动物农庄》的解释比较明了，都说它是以苏联斯大林当政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为蓝本。甚至有读者说，“拿破仑”影射的是斯大林，被驱逐出农场的“雪球”是托洛茨基，小动物惨遭杀害是苏共“清党”的缩影。译者傅惟慈说，这本书的含义远比揭露某一****国家、某一独裁政权更为深远。任何一场革命，任何一个革命后的政权，如果失去民主监督，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制，都有可能走向反面。这种认识算是《动物农庄》一书所能得出的最一般的认识了。确切地说，早在阅读之前，人们已经具有了如此这般的认识，《动物农庄》所起的是再度提示和强化的作用。
更深一层的反思涉及“反面乌托邦”或者说“恶托邦”（Dystopia）。要阐明何为“恶托邦”，先得说明“乌托邦”。Utopia一词源于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一说是“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合在一起就是“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其中文翻译“乌托邦”恰如其分，“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即为“空想的国家”。人类对美好、公正一类的想象由来已久，柏拉图《理想国》开辟了理论方面的先河。在乌托邦概念与理论的变迁历程中，有几个关节需要澄清：
第一，摩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1516）的目标在于批判和讽刺，即把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进行对比，藉之谴责后者。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顾》（1888）则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第二，这个转折之所以可能，与乌托邦概念的空间维度向时间维度转变相关。17世纪之前，人们寄望的乌托邦大多是遥远的异国。随着欧洲航海探险，人类对自己居住的世界本身有了经验认识，不再有任何神秘与希望。乌托邦的空间开始转移到月球和其他太空，以及海底和地壳底下的深处。为17世纪的进步观念所鼓舞，乌托邦逐渐被纳入更多的时间维度。新地质学和新生物学中剧烈扩张的时间观念也强化了这一认识。乌托邦等同于更好的时间，而非更好的空间。威尔斯乘著他的时光旅行机航向数十亿年后的未来，史德普顿在《人之始未》（1930）中用二十亿年的时间比例来表示人类朝向全然乌托邦境界攀升。
第三，乌托邦置于历史中，人类无可避免地朝向它发展。这是过去几百年来非常流行的思想。科学和技术的联盟加强了这个动向，培根的《新大西岛》（1627）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37）对此有所表现。19世纪社会主义兴起，乌托邦变成关于社会主义之实现可能性的辩论。贝拉密以及威尔斯的乌托邦《现代乌托邦》（1905）都是为正统社会主义辩护的有力著作。
第四，自摩里斯《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1890）提出猛烈批评，乌托邦逆转为“恶托邦”。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1949）两本书，把这一批评推向高潮。但始终有人维护乌托邦的理念，像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就依然保持了某种乌托邦精神。当然，1990年代后，乌托邦思想受到全面质疑。李慎之在谈到《奇妙的新世界》时说：“二十世纪最可纪念、最可反思的历史事实是什么？最简单地说，就是左的和右的乌托邦都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结果带来的却是人类空前未有的浩劫。”
回到《动物农庄》上来，我想说的是，它固然是不错的描述——仅此一点就难能可贵了，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革命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革命后为什么会导致独裁？鲁迅当年写过《娜拉走后怎样》。“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当然也可以说，“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这样说来，娜拉不走也不是，走也不是。那么，还有没有别的路呢，比如既不出走，又让娜拉真的活得很开心？易卜生的《海上夫人》中，一个结了婚的女人一天忽然告知丈夫，要和从海那边来的一个人会面，还说那人叫她跟他一同走，“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鲁迅紧接着说，“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动物农庄》可以有其他的解读，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高涨，大批亚洲、非洲国家获得独立，独立之后的情况怎样呢？
《随园诗话》
《随园诗话》是清代袁枚的作品。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仓山叟或随园老人，世称随园先生。我手头的这本，出自吉林文史出版社，计三百余条，提供了“译文”和“评点”，有助于读者的理解。不过一些评点，可做进一步的发挥。
周栎园论诗云：“学古人者，只可与之梦中神合；不可使其白昼显形。”至哉言乎！
评点说，所谓梦中神合，指古诗的神韵；所谓白昼现形，只摹仿古诗的皮毛。这样说，好像不无道理。我倒是想到“貌离神合”，要紧的是学习古诗的精神，而非其外形，而且，这种精神的体现，必须通过和原貌的疏离予以体现。引申得远一点，还可以说，解构是最好的继承。
某太史自夸其诗：不巧而拙，不华而朴，不脆而涩。余笑谓曰：“先生闻乐，喜金丝乎？喜瓦缶乎？入市，买锦绣乎？买麻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