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陪孩子上英语辅导班，老师是很时尚的青年女子，大约是东北人，有小沈阳的腔调。她说首次见面，给学生“四把宝剑”作为礼物。第一把，go to school和go to the school的区别。没有孩子能说得出来，依据我的理解，前者是泛泛的上学，后者是上这个或那个学校。老师说了，前者是上学读书的上学，后者是去学校而非上学，譬如父母去学校看望老师一类，概言之，去学校（办事），老师一边说，一边工整地写在黑板上。第二把，go to bed和go to the bed的区别。一个男孩举手，说前者是上床睡觉，后者是回床。举座诧异：回床？这是哪里的方言？又一个男孩举手，说前者是上床睡觉，后者是到床上办事。在座的家长都哑然失笑，窃窃地笑，很暧昧的那种。老师很镇静，说这个孩子说得不错，go to the bed说的是到床上取书或别的东西，反正不是睡觉。
老师继续介绍另外“两把宝剑”。我开始思索家长们暧昧的笑。
对孩子们来说，到床上办事丝毫没有可笑之处。go to the school是去学校办事，照此类推，goto the bed自然是到床上办事，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推理。小孩的床上，大多摆满了玩具，像我家孩子的床，与其说是用于睡眠，不如说是用于玩具的展台，有芭比娃娃，有泰迪熊和小狗，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比比皆是，琳琅满目。在床上玩耍是孩子们的天性，我们自己小时候，除了嗜睡，懒得起床，再就是和兄弟姐妹在床上嬉闹了。那个男孩所谓到床上办事，不外就是这些意思。而对成人来说，床是性的代名词，带有床字的词语，同床、叫床、分床、同床异梦、床笫之欢，都和性息息相关。2005年在美国访学期间，到芝加哥参观海明威的故居，导游特意为我们介绍海明威父母的卧室，其中有一张大床，还有一张小床。小床为幼年的海明威所用，大床自然是孕育海明威的所在了。同行的朋友们免不了以此打趣，记得我当时也很低级地想象了一番。
人的欲念衣、食、住、行中，“住”离不开房屋，房屋中不可或缺的是床。据科学家的研究，作为文明而高级的直立行走动物，人类本身的体态决定了要以床那样的架构为依附载体和休憩平台。原始社会就有床的雏形，山顶洞人的“石床”及蓝田人的“土床”，就是例证。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床在****时期过渡到“榻榻米”阶段，即所谓的“木床”。床的创造的另一个缘由，和人体的生理结构及性爱姿势相关。每个人都在床上诞生，在床上休憩，在床上男欢女爱，最后在床上死亡。带有床字的古代诗词超过千篇，伟大的诗人们在床上写诗，在诗中写床，“深扫竹间径，静拂松下床”，“床帷半故帘旌断，仍是初寒欲夜时”。在这个意义上说，床成为性的代名词，在性话语中频频出现，有其现实生活的基础。
一切意识形态都有其现实生活的基础。意识形态从其自身而言，可能虚幻不实，可能空洞无物，但它绝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和存在。意识形态之为意识形态，是由于它遗忘了现实生活的根源与基础。意识形态要真正发挥影响，也必须不断回到现实生活中去，否则就果真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了。成人听了“到床上办事”感觉暧昧与可笑，就是因为他们有类似的经验与体会，若是已经遗忘，也会无动于衷。如果说从生活到文化再到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的生成之路，那么，从意识形态到文化再到生活，是意识形态的解释和解构之路。
媒体披露，从7月10日起，河北深泽县在全县党员中开展了“低俗信息危害之我见”专题讨论活动，一个月内召开了480个专题讨论会，意在杜绝低俗信息亦即荤段子的传播。很多网友认为举全县之力历时一月围绕着“荤段子”打转转，过于浪费行政资源，比制止编辑、留存、传播“荤段子”更有意义和更重要的工作还有很多。也有网友认为说教式的会议已不奏效，建议提倡“红段子”，提倡干部读书来治理“荤段子”。在我看来，为反“荤段子”，正襟危坐开480个会，实在具有吊诡和反讽的意味。荤段子一类的性话语，置之不理固然不对，正儿八经的态度亦是可笑。荤段子本身是反正经的，正儿八经的讨论与禁止一方面和荤段子的实质南辕北辙，另一方面只能反证自己的无能和徒劳。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十日谈》、苏联的《后十日谈》，都充斥着“荤段子”的意味。荤段子一类的性话语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它和政治的关系怎样，性政治是怎样的一种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意味着什么，福柯关于性观念史的研究到底是解释还是解构，都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性话语作为一种源始性的存在，在人类文明的一些时期发挥颠覆性的作用，在另一些时期，发挥的又是无聊而颓废的影响。颠覆也好，颓废也罢，都表明一种话语能成为意识形态，且是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和人类的生命、生存同在。没有性就没有生命，进而言之，也就没有文化和文明。如果说荤段子颠覆了狭义的政治，那么与此同时，它也使得人们回到基本的生存状态。
在荤段子一类的低俗信息肆意传播时，我们不妨先问一问：谁在制造和传播荤段子？谁又在接受和消费荤段子？为什么是荤段子？什么样的荤段子？为什么是现时代？这需要政治经济学的、媒介的和社会学的研究。我个人觉得，荤段子有高雅与低级之分，区别在于是否对性有必要的尊重，低级的荤段子是对性的诋毁和侮辱。如果荤段子应该禁止，那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它亵渎了性以及与之相连的生命和爱。高雅的荤段子不妨允许其流通，它带给人们暧昧的笑，堂而皇之的笑，哭笑不得的笑，促狭的笑，哄堂大笑，捧腹大笑，哑然失笑，啼笑皆非……这些笑是一切笑中最基本、最基础的，是生活的必要元素。
对人文主义者来说，思想不能go to bed，却得一而再、再而三go to thebed，这是理论本身的要求。弗洛伊德和福柯的工作不过如此，身体的文化政治学不过如此，若想有所超越，恐怕也不得不沿着这个方向努力。
歌曲的性别政治
老七同学的博客今天更新，贴了一首歌词：
嘿，我真的好想你
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
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
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嘿，我真的好想你
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
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如果没有你
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
但是有如果还是要爱你
如果没有你
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
反正一切来不及
反正没有了自已
嘿，我真的好想你
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两年半前开始写博客不久，就注意到老七同学的博客，内容差不多都是歌词，有新有旧，再就是一些与歌相关的背景和因歌而生的感慨。链接他为好友，可以及时获知他的更新，随时跟进，百无聊赖的时候，也会主动到他的博客转悠。
现在我一边听着自动回放的歌曲，一边写这篇博客。老七同学的博客对我有三重意义：首先，把我带到另外一个世界，音乐世界。音乐和哲学究竟是不同的，相对而言，音乐给人的感觉空灵乃至空无，哲学则难免沉重，音乐的翅膀很容易把人带到空中，哲学即使有翅膀，也很难飞得起来。其次，把我带回到过去的时代。音乐惯于制造怀旧的感觉，纵然是不曾体会的情愫，在音乐中也宛若重温。人到中年，音乐与怀旧的关联更为密切，所有的歌词都仿佛在追忆从前，所有的曲调都似乎在唤醒往事。经历过的，在音乐中回顾；错过了的，在音乐中弥补；如果是一种过失，音乐也能救赎。再次，把我引向另一个自我。在忙忙碌碌的人生中，忙忙碌碌的我只是我的一面，我还有另外一面，它不会主动呈现，需要中介，需要提示，需要引领，音乐就发挥了这样的功能。
回到上面的歌词。它把我的情绪带到遥远的世界，把我的思想带到从前，把我引领到另一个我那里。在遥远的世界，在从前，有另一个我，所有的想念，都是对自我的想念。这和自恋无关。把自己忘了，就得努力想起；把自己丢了，就得拼命寻找。可能是在一个雨天遗忘的，所以在这个雨天想起；可能是在雨天丢失的，所以这个雨天格外的伤心。
没有昨天就没有今天，没有从前就没有现在。没有昔日之我，就没有今日之我。没有曾经的雨就没有窗外正飘洒的雨。这些谁也不会怀疑。歌词的诡异之处在于，曾经的我是否在意我而今的回首？他还存在吗？还作为一个主体而存在吗？如果存在，是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存在？
表面，侧面，内面，横截面，无论是哪一面，总之有那么一面吧。耳旁回荡的这首歌，是男声，所以我断言他在追忆、追念另一个我。若是女声，显然是思念往昔的恋人了。性别不同，意境也就不同。有一种性别理论认为，男性生来是自足的，女性则有欠缺。果真如此的话，男性的追寻只能是自我的追寻，女性追寻的对象则只能是异性，作为男性的异性。这或可称作歌曲的性别政治学。
把人的一生喻为一本书，一页就是一天，一个章节就是一段故事，起初多多少少会有主题的规划，一边生活一边修改和调整，当整本书成型时，和原初的设计与细节相去甚远。第二章改变第一章引发的旨趣，结束语影响序言的效应，没有什么原初能原原本本原封不动。这样说来，今日之我想念的昔日之我，只不过是今日之我的镜像而已。为了今日之我，必须有一个昨日之我，后者必须有所不同乃至大相径庭。如此，所谓的想念也不过是今日之我的情感剩余罢了。昨日之我一旦在意识中造就，又会确实影响今日之我的构成……
无论这个你是从前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是与主体相对的还是作为主体一部分的，总之，不能没有你，这是主体概念的内在要求。感谢老七同学，如果没有你，没有你博客里张贴的《如果没有你》，就不会有这篇短文。
纪念海子
3月21日《新京报》做了四版“海子”，题为《记住海子？忘记海子？》。诗人西川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评价海子让我很痛苦。”西川是海子的好友，1997年编辑《海子诗全编》，近期又推出《海子诗全集》。
记者问：“《海子诗全集》差不多把海子的诗都收录进去了吗？”西川答：“如果说我把海子所有的诗都选了，我就是在拆他的台。海子在真正成为海子之前，写的诗让人觉得不像他写的。要收入所有的作品是不可能的。”西川的回答涉及一个历史哲学的话题：什么是历史事实。《海子诗全集》的目的不在于把海子一生中所有的诗作都一网打尽，而是网罗那些使海子成为“海子”的作品，符合人们心目中的“海子”的作品。那些不适应这个目的的作品，自然不会进入编者的眼帘。在这个意义上，《海子诗全集》不是那个活生生的海子的诗全集，而是作为天才诗人的海子的诗全集。拿到这部全集，早已熟悉海子的人会会心地微笑：“这就是海子啊。”慕名而来的读者也会惊叹：“果真是天才之作啊。”既有的“海子”天才形象由此得以巩固。
记者问：“你是否觉得你写的数量极少的关于海子的文章，对人们认识海子起到了引导作用？”西川答：“我就写了两篇纪念海子的文章，再加上几篇序，大概五篇左右海子的文章。我只是交代事实，我从来不做评论，评价他会让我很痛苦。别人也不了解事实，我只是把事实说出来，这是我的责任。”西川强调自己只谈事实，把事实和评论区分开，就是把事实和解释区别开来。西川的诚恳毋庸置疑，不过，打算交代事实的初衷本身，就是一种估价：有必要交代这些事实。在交代事实时，势必有一个选择的过程，读者看到的事实是“交代”出来的，是过去事态的陈述而非事态本身。描述和阐释，事实和评价，一开始就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
记者问：“你说到，人们对海子还存在很多误解？”西川答：“比如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句，几乎是家喻户晓，所有人将它认为是很明亮的诗，实际上它背后是非常绝望的，这是快要死的人写的诗呀！这种东西，收到中学课本中，中学生只能看到最表面的一层，不知道背后危险的冲动，老师也不敢讲，老师也不一定理解。”“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确是表达了一种非常绝望的心情，对什么绝望呢？不是个人的荣辱，不是渺小情感的创伤，也不能简单地视作对文化和文明的绝望，那是怎样的一种绝望呢？我目前还说不好。他一定是看到了我们所看不到的东西。至于读者对海子诗歌的“明亮”化理解，倒不必担忧。常言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有一千个海子也很自然。对海子诗歌的解读可以层层深入，至少就其表面而言，的确是非常明亮的，海子的绝望是明亮之后的绝望。中学生理解到哪个地步就是哪个地步，老师固然有一套统一的讲授，学生们还是会有各自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