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主角二人的激辩争执转为高亢，又随着公主愤而拂袖而稍歇。雨滴打到大黑伞上，发出“嗒嗒”的声音，因为下雨一直显得灰暗的天色似乎又更浓了些，刚才匆忙出门，连手表亦未曾戴上，一向时间观念模糊的我，完全无法判断出当时的正确时间。或者已到了做晚饭的时刻了吧！因为方才悠闲地在廊檐下聊天的女人似乎少了好几位，我有些儿着急，星期三的下午，先生会早一个钟头下班，我习惯在他入门前，把因写作而散乱的屋子收拾得看不出痕迹！
雨水沿着伞骨的尖端淅沥滑下，淋漓的雨水很快地变成一张雨帘似的，把世界切割成两边。另一边的舞台上，穿着现代服装的检场，正慌慌挪动着桌椅等道具，我原想借着雨水的掩护，趁机溜之大吉。然而，只稍一迟疑，便错失良机。颤巍巍的郭子仪已然出场，七子八婿前呼后拥，一干人等又齐齐地把目光锁定了伞下的我，像一张严密的网，密密实实地把我包围起来，我那即将挪动的双腿，竟像陷入泥淖般，完全不听使唤。这时，躲在舞台后方廊檐下的人群当中，忽然有人朝我招手，并高声叫喊：
“小姐，入来坐啦！避一下雨，免歹势啦！”
我感觉到自己的脸瞬时红热起来。似乎不全然是害羞，更多的是愤懑、不平。为什么请戏班子来演出呢？不是因为有人喜欢看吗？怎么全都撒腿不管了呢？或者仅是为表示对寿星的尊敬？但是，从无人聆赏的事实推测，即使是寿星也未必看重这样的表演哪！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摆场面以炫耀邻里了，这样的居心简直是可耻极了！而更不能原谅的是，好不容易才招来我这么个观众，竟还有人忍心把我从舞台前拉走！想到这里，我不禁嫌恶起这家人来，我粗鲁地朝他们摇手拒绝。即使明知他们绝对出自善意，却无论如何不肯原谅他们，也因此下定决心，要好好地把这出戏看完，雨再大，也不半途而废。
那日，回到家时，天已全黑。外子正站在散乱的书房中央，用着亚森·罗苹的推理逻辑，揣测着新婚妻子的去向。
多年后的一个深夜，我们夫妻二人不约而同地回想起这段往事，外子忽然用狐疑的口气问我：
“那个下午，你真是看戏去了吗？……”
一时之间，我竟无言以对。莫说是外子起了疑心，事隔十余年，在人生舞台上，我曾随着生命的流转扮演过各种角色，也曾历经无可计数的悲欢离合。那个看戏的午后，在堆栈着大悲大喜的生命长河中蜕变得既漫漶且不真切。我于是亦如外子般怀疑起这个荒谬的路人甲的记忆，也许只是过往某一个日子中的一场梦境罢了！然而，设若果真如此，则那日夜幕低垂时，双脚泥泞、浑身湿透地出现在书房而使得外子大吃一惊的女子，又曾经去了何处了呢？
1994年11月
女人需要感激涕零吗？
推开空碗，拉开座椅，我大剌剌地从餐桌前离开，走出餐厅的剎那，惯常故作轻松地丢出一句话：
“我今天白天累惨了！别叫我洗碗。”
餐厅到客厅，要走过一条长长的走道。在行过走道的那几秒钟里，我的心情并不像我的表情般自若，歉疚、心虚夹杂着莫名的委屈。几年来，在这条短短的走道上，我从未停止过台湾女性的反省与挣扎—传统与现代观念在心里交互争战。如果前一天的碗是我洗的，我就安慰自己：
“我又不是完全不负责任，昨天的碗还不是我洗的！”
如果很久没有洗碗了，我就告诉自己：
“虽然没有洗碗，饭菜可是我做的，难道不该分工合作吗？”
如果刚好既没做饭，又不想洗碗，我就努力说服自己：
“学校的事已经把我搞惨了，累得像个龟孙子！难道家人就不该分忧解劳吗？否则我结婚干什么？又为什么要生孩子？”
如果久疏家务，我就假装身体不舒服，露出病恹恹的样子以逃避疏懒之名。久了，觉得自己行为可耻，就会忽然恼羞成怒起来，叨念着：
“我做了几十年的家事，凭什么就该我一直做到死？”
家人总弄不懂我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生气，既没有人指责我偷懒，也没有人抱怨或推卸洗碗工作。说起来，纯粹是我个人脑海里的天人交战。像我这样的女子，自小便被教养着，准备成为一位任劳任怨的家庭主妇，一旦稍稍废弛了家务，传统和现代就狠狠地在心里打了好几架。而像我这样经常自责的女人，在台湾的中老年龄层的女性中，绝非个案。
自从五年前，外子自中科院退休后，便陆续接手了一些原本隶属于我的工作。从那时起，最常听到外子的抱怨是：
“今天，先是去邮局，再到银行、市场，接着去八德路买Key Board……整天被这些琐琐碎碎的事给绊住，没办法做一件正经事。”
我不大确知他所谓的“正经事”指的到底是什么，不过，在他还没退休前，那些他所谓的“琐琐碎碎的事”，都是我挣扎着在课余时间包办，我可从来不认为那是无足轻重的“琐事”，我总是在晚餐桌上，向他邀功：
“你知道我今天做了多少事吗？上邮局领稿费，去银行缴贷款，还去街角修了鞋，到东门市场买了菜，还去超市添购了卫生纸……”
一位回台开画展的朋友，在“展前感言”里，悲壮地写着他赴美期间强烈的沮丧心情：
“每天扮演着良家妇男，送小孩上下学、煮煮饭、整理花园、种种果树、除除草……偶尔还会去海边湖边钓钓鱼，每天晚上望着天空、看看星星、想着故乡。”
这般诗情画意、让女人羡煞嫉煞的生活，竟被这位男性画家丧气地形容为“放逐”！男人和女人对家事的认知真是南辕北辙。也许，男人被社会期待所制约，一向以国计民生为己任，所以，不惯从事看起来没什么成就的小事，当他们在做这些事时，便觉得委屈万分。他们宁可去抢银行，闹出点动静来，也不愿在邮局的柜台前架起老花眼镜仔细填写提款单，因为那样让人看起来显得小头锐面，不堪重任，台湾的男人一向是被期许成为国之栋梁的。
我的先生被大家公认是个新好男人。他跟我一样，勤奋、向上，不辞辛劳。在还没退休之前，他就是一位肯帮忙做家事的男人。亲友来了，看他又切水果、又煮咖啡的，总对他赞誉有加。而我老不服气，他的朋友来了，我同样切水果、煮咖啡，外加说笑话娱乐宾客，大伙儿都没什么特殊感受，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退休之后，他偶尔在我迟归之时，接手晚餐，在饭菜端出之际，我总是感激涕零，恨不能以身相许；朋友听说了，简直又羡又嫉，把他封为稀有的保育类动物；母亲来了，看到女婿在厨房忙进忙出，简直羞愧得无以复加，屡次提醒我：
“阮一世人不曾让恁老爸入灶口（厨房）！哪像汝！”
言下之意，是我“不尽妇道”，而她“教女不严”既已成为事实，只好频频提醒我该知恩图报。刚开始，我尚且谨遵教诲，对良人的嘉言懿行致意再三。其后，亲戚及来往的朋友不断地提醒我：
“你哦！运气真好！嫁了这么个好丈夫！”
次数多了，越思越想越不是滋味！我不但素性温良恭俭让，家里的活儿干得也没比他少，怎么就没人称许我是个好太太？怎么就没人提醒他能娶到我有多么幸运？后来才知道，原来恪尽职守的太太是稀松平常，台湾的女人要得到高评价，光凭乐观、健康、快乐和尽责是不够格的，她必须坚苦卓绝，忍人所不能忍。君不见每年五月选出的模范母亲，评比的标准是什么？竟然是痛苦指数！若非吃尽苦头、历尽风霜，或正在苦难中煎熬，便休想得到殊荣。最好是家里食指浩繁，她日夜操劳，使得孩子们出类拔萃，如果家里正好还有两位等着她帮忙翻身、包尿片的重度失智老人就更符合标准了。
“在外汇存底高居世界前几名的社会，如果只用这样的标准检视女人，根本是台湾之耻。”
虽然，我常在外头的演讲场合中如此再三陈辞，慷慨激昂地提醒女性不要跳入男性所形塑的“母职神话”圈套里，然而，回到家，自幼即被耳提面命的“女诫”“女德”总不期然地在内心蠢动撩拨。
年少时，哥哥夜里饿了，想吃宵夜，母亲总指使我去帮忙张罗。我若嘟囔着：“他饿，不会自己去弄来吃？为什么我就那么倒霉？”母亲总会生气地骂道：
“汝这个查某囝仔哪会这尼懒惰！”
哥哥的衣服绉了，“汝帮伊熨一下！”哥哥的裤子脱线了，“汝帮伊缝一下！”哥哥的屋子乱了，“汝帮伊整一下！”哥哥的……母亲严厉，我不敢回嘴，但心里那份愕然及不服气，几十年都一直盘据心头。可是，妈妈振振有词地说：
“查甫人免学这些，汝是查某，不共款！若无自细汉就学起，将来是要如何持家？”
前年，在纽约见到昔日好友，和她午后款款深谈，她提起父母的重男轻女，仍旧久久无法释怀。她说：
“家里孩子多，我和弟弟年龄接近，母亲俨然当我是保姆。我玩晚了，回家一顿好打；弟弟在外玩疯了迟归，没有尽到提醒之责，还是我挨揍。哥哥、弟弟隔几日各有一个荷包蛋吃，我只有在弟弟心情不错时，得到恩准舔他盘子上残存的蛋汁，现在想起来依然心酸。”
我当下忍不住掉下泪来。那样的残忍，竟来自相同性别的母亲，受苦的女人忘了疼、忘了痛，一转身即刻成为加害者，啊！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老人社会逐渐逼近，我们惊讶地发现，轮流由各家儿女照料的老人家求全的并非儿子、女婿。婆婆大驾光临时，严阵以待的，绝对不是她自己的儿子，儿子作息依旧，外出或应酬丝毫不受影响，依然逍遥“家”外；受困的是别人的女儿——媳妇，得像被宣判服刑般地固守、寸步不离地伺候，朋友间例行聚会照例缺席，朋友们都体谅地戏称她“又服义务役去了”。
台湾的女性想在婚后进修，经常受阻于婆家、丈夫，他们总会说：
“结婚了，还读什么书！把孩子看好就行了，又不缺你赚钱养家。”
可是，男人只要稍稍透露进修意愿，却常常得到绝对的支持，太太总是忙不迭地帮忙搜集数据、敲打作业。毕业典礼上，很多教授都笑称学位该颁给隐身男人背后的太太。
我们若有机会到医院走动，很快便会发现台湾女人才真是家之栋梁。丈夫病了，固然是由太太陪病；婆婆病了，陪病的不是媳妇就是女儿；公公病了，也还是婆婆、媳妇、女儿侍候。如果病的是女人，照顾者依然是女人，女儿、太太、媳妇、妈妈、婆婆……从年少到年老，女人的角色随年龄更易，不变的是永远扮演最辛苦的角色。前述的陪病，若是女人无力胜任，男人通常也不大伸出援手，他们多半寻求职业看护帮忙。可是，女性如果要求比照办理，则往往被冠上“不肯尽责”或“偷懒”的污名。
一直听说男女平权了！女性对原生家庭也该分担孝养的重责。我所认识的女性朋友中，多数也都无怨甚至慷慨地扛起，不管已婚或未婚，不管兄弟是否同样负责，都按月奉上生活费。可是，不管儿子如何不孝，做父母的总还是殷殷告诫女儿：
“虽然民法规定女儿也有继承权，但是，等我们百年以后，一定要将印章盖出来，可别真的回来跟你们的兄弟争产，这会笑掉人家的大牙的。”
电视里，因为打破蟠龙花瓶而做牛做马的唐先生，在台湾的家庭里是绝对少数。男人只要能在下班后，绕道7-12去买些快餐解除职业妇女两面煎熬的困境，就能得到太太甜美的笑靥。然而，这样让女人感受温暖的男人毕竟太少。从《诗经·卫风·氓》里那位色衰爱弛、哭着被休回娘家的可怜女子开始，一路张望，几乎都只见到男性的酷烈、女性的辛酸。我们所熟悉的“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的汉魏妇人，《孔雀东南飞》里被婆婆欺负的焦仲卿妻刘氏，被丈夫戏弄的秋胡妻子，苦守寒窑的王宝钏，受辱的焦桂英，被弃的秦香莲、赵五娘，还有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哪一个不是历经折磨！甚至现代的琦君、潘人木、萧丽红的作品里，都还充斥着坚毅隐忍、含辛茹苦的女性，难得看到一位不甘雌伏、意欲享受生命滋味的芸娘，却也无法摆脱传统女性痛苦的宿命。父权社会里，将“苦难”赋予崇高的光环，紧紧箍住女人扑扑欲动的情思。
中国文学中的女性书写，一径延续着“怨”的传统，时代的巨轮像踩着风火轮般快速轰轰往前跑，实际人生中的台湾女人，却用被传统裹着的小脚碎步追赶，怎么不累得频频原地喘息！李昂塑造了一位杀夫的女人，虽然声音瘖哑、怒吼窒闷，总算让女人从隐忍的“怨”匍伏前进至不平则鸣的“怒”来。然而，前卫的书写不敌真实的人生，《杀夫》出版后的多年，曾应台北市文化局之邀，前去担任母亲节征文比赛的评审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前来应征的一千多篇文章里的母亲，几乎个个身世坎坷，人人一把辛酸泪，却悉数“无怨无尤”！这不是神话，而是真实发生在二十世纪台湾的事，我们不停地颂扬“吃苦”的美德，却忘了只有主中馈的女性快乐了，家庭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由怨而怒，女性情感发展史一路蜿蜒迤逦，何时才能敞开胸怀，理直气壮地享受“快乐”？
属于我母亲的年代，女人成天在厨房里接受烟熏火燎，和煤油球奋战；属于我们的年代，许多的女人希冀在厨房之外找到自己的天空，却仍不免缚手缚脚、步履癫狂；多么希望我们的下一代的女人能享有更多的平等对待，女性能彻底在思想上得到解放，体认到：
“享受生命是权利，不是奢侈，毋须愧疚；两性共组的家庭，男人分担家务是理所当然，只需给予尊敬，女人不必感激涕零。”
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