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回望点滴
28497200000027

第27章 回归人性和重塑信仰——试析近期谍战剧创作

2012年,电视剧《悬崖》再度掀起了谍战剧收视热潮。和之前的《潜伏》、《誓言永恒》一样,这部谍战剧把叙事置于具有一定历史感却与当下相隔并不遥远的年代框架中,辅以“谍战剧”本身具有的特工、悬疑、爱情、刑讯等元素,将忠诚、信仰、民族大义等精神内涵通过紧凑的情节安排和人性化的人物塑造细致传达,引起观众内心强烈共鸣。从10年前的《誓言无声》到近期的《英雄无名》、《悬崖》、《黎明之前》等,谍战剧这一题材类型在拥有长的时间流和数个叙事单元的长篇电视剧中大放异彩,引发了人们对“红色谍战剧”的进一步思考。在欧美谍战影视剧作席卷而来的今天,主旋律谍战作品是否可以真正走进大众内心?而近年来习惯接受“后现代”颠覆解构审美的广大受众,能否在国产谍战剧中找到价值皈依及精神寄托?本文拟从人物刻画及精神内核两方面,探讨主旋律价值观如何通过艺术而合理的手法得以传播并根植于大众心中。

“谍战剧”发展至今,已经成为电视剧叙事相对成熟稳定的一种题材类型。在这一炙手可热的题材中,如何独辟蹊径,巧妙结构,细化故事,以激发观众新的审美情趣,是近期谍战剧做出的重要探索。

一、从二元对立到多维度的人性刻画

学者戴锦华将谍战片归为冷战叙事类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势不两立,冷战拉开序幕。两种政治、军事利益集团之间互相设防、互相竞争,把人类置于一个空前危险的境地,由此创造了一种非黑即白、非善即恶、非光明即黑暗的冷战意识形态。”这种冷战思维逻辑深深烙印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生活中。

长期以来,受到这种冷战思维模式的影响,我国的相关影视题材创作也陷入固定模板当中。20世纪50~80年代谍战片,有两种看似不相关其实角度统一的称谓与描述方式:一是称作“‘地下工作者打进敌人内部’的故事”,一是称作“反特片”。剧中涉及国共关系的影像书写基本遵循敌我对立的二元模式,在以人物为依托讲述国共关系时,多采用脸谱化、绝对化的手法进行影像书写。人物形象截然分明,基本价值道德观念彻底对立,从而影响着观众对于剧中人物形象的定位。例如,对主人公过度“英雄化”塑造,公式化和革命化地表现其机智过人、无私无畏和不怕牺牲。人物形象呈现脸谱化、浅表化倾向,无论是二元对立下的正面角色,还是意识形态简单定义中的反面人物,都显得性格单一,其人物在艺术上的假定性和合理性都缺乏足够的世俗特征和人伦常情等伦理内涵的支撑,沦为一种粗略单向度的“革命化或反革命化符号”。

而新时期热播的谍战剧中,则在回归人之属性本身方面表现出对英雄人物塑造的深化和对“反派人物”的人性化重塑:人性化代替“高大全”的脸谱化塑造。

从多元化的人文主义创作视角出发,近期热播的谍战剧中的英雄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不再是完美无瑕的“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往往有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时常会处于“弱势”。比如《暗算》中的阿炳、黄依依,《潜伏》里的翠屏。尽管这种“弱势”在不同的题材或情境中有着不同的处置方式,但在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效果方面又殊途同归。它们成功地突破了传统英雄主义叙事风格的束缚,颠覆了谍战英雄完美无瑕、无懈可击的正统形象,从平常人的视角释放着七情六欲,以普通人的方式再现着悲欢离合,而更多的反映了老百姓对英雄和崇高人生的渴望,旨在营造一种平凡却又真实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大众认同这种处于“弱势”的英雄形象,缘于这些人物是电视剧叙事张力之所在。英雄过着凡人的日常生活,甚至在琐碎的生活中,英雄们还不如平凡者。例如翠屏不认字,遇事头脑简单,行为冲动。但偏偏是这样的“弱势”英雄,在关键时刻迸发出的坚定信念和舍身精神,超越于凡人思想境界,让人物的崇高特质在矛盾中合理展现。承认这种“弱势”英雄的存在,才能为电视剧的多元叙事提供种种丰富、新鲜的可能。例如《潜伏》中余则成入党宣誓的崇高感,正是通过翠屏描述自己淳朴信念的叙述手法完成,自然且生动,毫无做作和说教。这种探索会消解传统正剧中的种种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和个体价值的虚无感,会使类型题材的电视剧集重返生活,回归本真。

与此同时,谍战片中“反派人物”的影像书写也更为开阔和合理。不仅敌我二元对立的情绪弱化,而且出现了对其自身价值取向的正视及尊重。如《潜伏》中的李涯和余则成一样忠诚于自己的信仰,这昭示着,“国民党队伍的人生道路选择由投奔共产党的必然选择转变为坚持自我信念的多重选择”。

《黎明之前》里身为国民党情报高官的谭忠恕,具有作为男性和领导者的诸多优秀品质:对妻子关爱,对自己的信仰忠诚,对兄弟仗义。对于观剧者而言,他的性格特征便呈现出人物的矛盾双重体:既有人性的光彩,又有作为反派角色的基本定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谈及《黎明之前》的人物塑造时指出,“过去很简单,我们(正面人物)总是好的,坏人都是没有信仰的,表现出艺术的单一化倾向。现在与之相比无疑是一种进步。刘新杰在信仰面前很坚定,但其他方面还有一些犹疑,最后是很多人的牺牲唤起了他的成长,这种表述符合人性的规律”。

电视剧本质上是大众文化的产物,也是展示大众文化的一扇窗口,它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程而传播和流行。作为一种类型剧作,谍战剧和其他电视剧作品一样,需要满足广大平民阶层的文化需求,同时带给都市人文化上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安全感。在紧张的特工情节间隙,恰如其分地表现生活氛围,利用细微、琐碎、熟悉的场景和稔熟的语言塑造真正带着“体温”的人性化英雄,是谍战剧成功的一大要素,也由此让主人公身上的主流价值观合理地被大众接受。

二、重塑当代大众主流价值观的可能

在凸显了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新时期红色谍战剧试图通过人性、信仰、精神等普世价值观的重温和展现国共两党的角力,从而解决当代大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身份游离和信仰危机问题。

当下中国进入到了一个变革与发展共存的社会转型期,从政治、经济到文化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社会急剧转型和发展,个人奋斗精神的外在催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个体的孤独感、无助感。社会归属意识上“国家本位”的淡化、“个人本位”的渐强,投射于艺术创作范畴,便是艺术作品解构之风的盛行,颠覆崇高、解构既有标准、崇尚荒诞。一段时间内,摈弃宏大叙事,反对秩序、等级与系统,在反霸权、去中心、提倡多元对话的基础上强调差异与偶然的后现代文化“小叙事”特征为大众接受甚至追捧。很多影视剧的创作都带着明显的网络文化特征。以互联网时代的解构精神和娱乐态度,完成互联网对电视的反哺,影像的生命或生活形式是“非线性”的(线性linear,指量与量之间按比例、成直线的关系,在规定工作范围内,器件、网络或传输媒介符合叠加原理的工作属性,非线性,则是不遵守线性规则的,跳跃的),通过戏仿和拼贴的手法,消融传统的意义生成和价值确立。同时,文本不再是封闭、同质、统一的,而是开放、异质、破碎、多声部的,犹如马赛克一样的拼贴。它在很大程度上带给观众的是不确定性、多元性、模糊性和调侃、反叛、荒诞、倒错、解构的后现代色彩。

那么,谍战剧在这样的社会审美背景下,是如何重新将大众带回传统价值和传统接受方式的呢?

从传播学的角度讲,信息只能发生在知解者与其环境之间的接口上。如果没有这个有效的接口,即便信道通畅,传播也是无效的,即熵的不断增值(熵是一个物理学概念,表示某个系统的无序程度。信息和熵是互补的,信息是负熵,信息获得意味熵的减少)。也就是说,艺术作品如果最终没有传播的接口,不能和大众的精神世界相沟通,便始终不能达到作品意义的真实传达。

在当代谍战剧中,这个传播的接口,便是信仰确认带给观众的精神共鸣。剧中主人公的革命信仰和献身精神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震撼。这背后,恰恰折射的是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民情变化的内在逻辑。“当下中国社会,不但缺乏普遍认同的公民信仰,同时也缺乏为信仰关系提供超越性、神圣性、普遍性认同能力的现代理性,从而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迷失与信仰病症。”正是在通俗的意义上,这些谍战剧中所传递的“信仰”与大众心理构成了一种共通和共鸣:人只有心中有信仰,活着才有动力和方向。在上述谍战影视作品中,以前意识形态宣传意义上的教条与口号已经被悄悄地改写。大众所接受和肯定的信仰是合乎人性,贴近生活,献身于更美好生活的价值取向,与过去的意识形态宣传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而谍战剧中并不久远的历史故事,恰恰为当前大众找回充满信仰和崇高理念的“集体记忆”提供了最合适的“时空隧道”。最早提出“集体记忆”这一概念并加以深入讨论的是法国人莫里斯·哈布瓦赫(Halbwachs)。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研究成果中提到,记忆不仅是个人的,更源自集体;集体记忆定格过去,却由当下所限定,且规约未来;集体记忆是集体认同的前提,国家民族凝聚力之源泉所在。从这个角度看,谍战剧并不仅仅关注所叙述的历史事件本身,不仅把历史看成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客观总体,而是更关注历史是如何被叙述、被建构的。

那么,在传播功能上,国产谍战剧就是借鉴欧美特工影视作品的某些手法,用故事引领大众走进一种主流价值观的历史逻辑,立足当下,去面对过去曾被认同的价值建构,进而让大众审视自己内心:对历史的价值观是认同还是否定。而对主流价值观的弘扬,本质上是对国家民族历史的某段集体记忆的统一和强化。

在今天,这些谍战剧所传递的,便是“信仰、忠诚和崇高”,这是过去历史建构的重要精神元素和内涵,之于当下,更多的是给了大众一种精神寄托,一种可以让自己获得精神满足的内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成功的谍战剧告知大众,信仰其实离生活并不遥远,它可以渗透在每一个平常人最为具体的行为中。这正如电影《风声》的同名小说作者麦家在接受采访时所强调:“人生多险,生命多难,我们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坚忍、有力,坦然、平安、宁静地度过一生,也许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来’,交给一个 ‘信仰’。”

在关注人性多维度的前提下,甄别、演绎剧中人物的行为和情感,通过对人物的生动塑造弥合过去与现在的时间缝隙,以当中共同的人情、人性让观剧者体味到历史与现实的重合。当代谍战电视剧对人物的重视,体现在对人性、人物心理和情感的细致挖掘。在此基础上,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高尚的人性光辉得以在作品中熠熠生辉,这种有益的叙事探索,对于“谍战剧”和其他题材类型的电视剧创作,以及如何借此传达主流价值观,都将有着积极的启发价值。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