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的岁月如尖刀一样在东霞的脸上刻画出一道道或深或浅的皱纹，刚过三十岁的她看起来已经像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了。接连失去了小女儿春草和宝贝儿子宝成，使她的脸上整天涂上了一层忧愁和憔悴。
熬过悲伤的一年，时间如流水静静地流到了一九六四年的冬季。
初冬是关中沙苑一带红薯出产的季节。沙地出产的红薯肤色粉红，像少男少女般润红的脸，个头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个个长得端端正正，匀匀称称，光光滑滑。在生产队的红薯地里，人们披着清早的晨雾，顶着霜降后的寒气，用铁锨先铲掉红薯蔓子，再小心翼翼地一点点挖着红薯。沙地土质松软，挖红薯不会费多大力气，一铁锨下去，就能从沙土里刨出五六个红薯，用手稍微一搓，沙土就从红薯皮上被搓掉，捧在手里的就是一个白里透红、外皮光溜溜的红薯，放在嘴里一咬，“咔嚓”一声，甘甜的汁液就会溢满口腔；要是放在灶膛里用火烧烤，或者在锅里放在篦子上一蒸，出来的烤红薯或蒸红薯吃起来又甜又面。沙地红薯就是以甘面的品质驰名当地，沙苑里的人们除了把一部分红薯作为主粮的辅助外，一部分就拉到公社或者县城卖出去，为生产队换回一些小麦或者谷子一类的主粮。
车把式“杨倔头”就是赶马车专门给生产队卖菜或卖红薯的。他赶马车的技术在方圆几十里都是有名气的，只要他一坐上马车，手一扬，鞭子一甩，“啪”的一声清脆的鞭响之后，再喊一声“驾”，那桀骜不驯的大白马就乖乖在他的指挥下，拉起一车红薯或者大葱或者土豆，兴冲冲地朝公社或者县城的集市奔去。队里七八百男女老少就等着“杨倔头”卖了菜或红薯回来，给社员多分点口粮或者红利。
“杨倔头”虽然性子有点倔，爱认死理，但是这汉子心肠倒不错，巷子里谁家有个什么难事，只要他能帮得上的都会热心帮忙的，别看他老婆死得早，没儿没女，光棍一条，却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心里倒也很滋润。
有一天，“杨倔头”从公社集市上卖完红薯，赶着空马车回到生产队，在巷头正好碰上收工回家的东霞。他将马车赶到东霞跟前停住了，叫了声：“东霞妹子！”其实，“杨倔头”应该管东霞叫嫂子，因为东霞的男人天祥比他大两岁，而他又比东霞大了一岁多。但“杨倔头”习惯了叫她妹子，也习惯了叫天祥哥，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倔。
东霞自从失去儿子后，走路都是低着头，也很少跟人搭话了。听到有人叫自己名字，她抬起头，一看“杨倔头”已经站在自己面前，有点疑惑地问道：“杨大哥，你叫我有啥事？”
“杨倔头”凑近东霞，神秘兮兮地说：“你知道我今天见到谁了？”
“谁？”东霞有点儿好奇。
“我也说不太准，但依我看也八九不离十。”
“到底是谁呀？急死人了。”
“我看到一个女娃娃，很像你丢失的春草。”
“春草？不可能吧，你是不是想给我说宽心话？”东霞的脸都白了，不知是惊吓，还是惊奇。
“杨倔头”这才一本正经起来，说道：“东霞妹子，我知道你这两年事情不顺，两个娃娃都不在了，心里肯定难过。你说，你都这样了，我咋敢跟你开玩笑呀？实话给你说吧，我确实在公社的集会上看到一个女娃娃，四五岁的样子，长得跟春花的眉眼一样。”
东霞有点激动了，继续问道：“真的？你快说说是在啥地方看到的？那女娃娃是谁领着的？”
“早上，我刚把马车停在公社派出所门口，就出来一个穿着警察衣服的男的，手里牵着那个与春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娃娃，那女娃娃手指着我的红薯车子，看样子是想吃红薯。那穿着警察衣服的男的就来到我跟前，给女娃买了一斤红薯就走了。我细细看了看那女娃娃的脸，越看越像咱春草，可是也不敢肯定，世上长得像的人多了，我也怕自个儿看花了眼，人家女娃娃一看就是城里长大的，不像是咱沙窝窝里的娃，这心里呀也就没底了。”
东霞听说人家娃娃是城里的娃，就摇了摇头，说：“我也觉得不可能是春草。”她本想继续向家里走，可是想了想又有点不罢休，心里还是亮起了一丝希望。她犹豫片刻之后，说：“杨大哥，要不，你哪天再去公社卖红薯，把我也带上，我想亲眼看看那女娃娃。”
“能行！”“杨倔头”点了点头，一甩鞭子，就赶着马车往前面走了。
回到家，东霞脑子里一直回想着三年前那个风沙飞扬的秋天的傍晚，脑海里不停地浮现出病恹恹的春草被她无情地丢在沙苑深处的一条羊肠小道边的情景，心里好像被皮鞭狠狠地抽打了一下。她之所以要把女儿丢在那里，那是因为心里还留着最后一丝希望，希望有过路的好心人把春草抱走，替她抚养成人。要是“杨倔头”说的属实，那么就是说她当时的那一丝希望果然成真了，只是不知道抱走春草的好心人是谁，现在在哪里？她不敢把这事告诉天祥，要是他知道春草是被她丢弃的，一气之下不把她打个半死不活才怪呢？可是，她这样瞒着天祥心里又很难受，觉得还不如让天祥狠狠打她、抽她一顿，骂她几句丧良心的话，好像那样她心里才会好受点儿，才不会让这份自责、愧疚、伤悲涌在心头折磨自己。
过了半个多月，“杨倔头”终于又有机会去公社的集会上卖红薯了。这天，时令还不到小雪，天空中就已经零零星星飘起雪花。前一天晚上，“杨倔头”就来到天祥家，正好天祥这个冬夭在沙南的渭河滩上打坝，一个月都回不来一次。“杨倔头”进了天祥家大门，没有进小屋，而是站在院子里喊了声“东霞妹子”。东霞一听声就赶紧出来，“杨倔头”就告诉她，明天他要去公社卖红薯，问她要不要去看看那个像春草的女娃娃。
东霞出了小屋，赶紧把右手食指竖在嘴唇边，示意让“杨倔头”小声点，不要让屋子里的春叶和春花听到，然后悄悄地对“杨倔头”说：“这事还没个准，先不要给天祥说。”
第二天，东霞给生产队带工的队长请了假，就悄悄搭上“杨倔头”的牲口车子去了公社，只是临走时拗不过春花的哭啼，只好让春叶在家守着，只带上了春花一起去公社集会。
公社比县城近多了，只需沿着沙苑里的一条蜿蜒煤渣路朝东行走，大概走十几里就到了。这十几里的路也是在茫茫沙苑里穿行，这条通往公社的小路远离村庄，在冬季的雪天里显得冷冷清清。远处的沙梁上开始披上了薄薄的一层白雪，沙梁的侧面还裸露着衰败枯萎的野草，近处的沙坡底下是大小不一的一块一块的田地。那泛着碧绿色的是红萝卜，深绿色伏在地面上的是冬小麦，被拔了蔓子的是红薯……生活在沙苑这片荒沙野地里的人们看似是无奈的，其实也是值得庆幸的，正是沙苑里丰盈的水土滋养着居住在这绵延十里多长沙苑里的人们，即使在前几年闹饥荒的年月，沙苑里的野生水果、野生树木、沙地里甘甜的水让这里的人们比其他地方少受了许多灾难。
“杨倔头”面朝左、侧着身子坐在车前，手里的鞭子偶尔扬起一下，“啪”地打在白马的背上，马儿就灵敏地加快了步子，脖子上的铜铃也“叮叮当”响起来。这时，坐在车里红薯堆上的东霞觉得耳旁的风声“呼呼”吹得快了许多，脸上也像被无数的小剪刀扎着，触电般的疼。抱在怀里的春花倒是被捂得严严实实，半坐在妈妈怀里，嘴里像机关枪一样问个不停，一会儿问“妈妈，天上的雪是哪里来的”，一会儿问“春草妹妹会不会冻着了”。东霞时而应付着答一句，时而有点厌烦地说一句：“碎娃娃，问那么多干啥？”春花问累了，也可能是妈妈回答不上来，就不再问了，一会儿就困了。东霞抱着春花，嘴里哼起了小曲：
树叶绿呀，枯草黄呀
可怜的娃娃离开娘呀
风儿起呀，雨点下呀
懂事的娃娃早长大呀
石榴花呀，红又红呀
没妈的娃娃莫人疼呀
秋叶落呀，风沙扬呀
没妈的娃娃受恓惶呀
东霞的小曲委婉而伤感，与大白马脖子上的铃铛声一起，撒在沙苑里的羊肠小道上。春花也不知不觉躺在妈妈怀里睡着了，进人她童年的梦乡。
到了公社集市上，雪开始小了，天色依然阴沉。
“杨倔头”把车子停在了公社门口，扶着东霞和春花下了车。东霞的脚冻得有点发麻，站在车前半天没有迈步。春花这时候也醒来了，拉着妈妈的手不放。“杨倔头”扯开蒙在红薯上面的帆布，对东霞说：“上回我就是在这里看到一个男的领着那个女娃娃来买红薯的。”
东霞点了点头，站在“杨倔头”身边，睁大双眼等着那个女娃娃。等了半天，也没看到那个娃娃。她想，可能是下雪天冷，那女娃娃怕冻着了，不肯出来吧。等了一个多时辰没有等到，东霞这会想找地方撒尿了。“杨倔头”指了指公社里面，说：“进去一直往里走，东北角就是茅房。记住，右边是女的用。”
东霞从口袋掏出半个饼子，递给春花说：“我娃先立在这里，妈上个茅房，一会儿就来。”春花可能也饿了，听话地站在车子旁边，捧起饼子就啃了起来。
东霞刚走，一位穿着蓝色警服、头戴大盖帽、二十多岁的警察从与公社相邻的派出所走出来，扭头看到“杨倔头”的红薯车，就走过来问：“老乡，今天红薯便宜卖吗？”
“记得上回你买过我的红薯，当然能便宜点。”“杨倔头”一边给他往竹篮子里挑拣好一点儿的红薯，一边准备称重量。
警察突然发现了站在“杨倔头”身边啃饼子的春花，目光凝重，脸露疑惑。他盯着春花也看了一会儿，走过来摸了摸春花的头，问“杨倔头”：“小姑娘长得很清秀，这是谁家的孩子？”
春花被这个身材高大、穿着警服、一身威严的警察吓哭了，躲开面前的陌生人，直往“杨倔头”身后躲藏，眼里水汪汪两包眼泪。
“杨倔头”称好红薯，倒进警察手中的一个小提兜里，说：“我们一个巷子里的，她家大人这会儿不在，我先照看着。”
警察装好红薯，又看了一眼躲在一旁的春花，提上红薯就进了派出所。
一会儿工夫，东霞从公社里出来了，边提裤子边问：“那女娃娃来了没？”
“杨倔头”叹了口气说：“哎，上次就是在派出所门口看到的，今天天冷，那女娃可能不出来了。”
东霞“哦”了一下，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了失望，在心里自言自语说：“看来不是我的春草呀，就说嘛，咱沙窝窝里的娃咋能到这里来？”
“杨倔头”倒是心不死，想起刚才警察的神态，就对东霞说：“刚才有个警察来买红薯，盯着春花一直看，还说春花长得很清秀，你说怪不怪？”
东霞没有亲眼看到那个长得像春草的女娃娃，心里还是不敢相信，她还是摇了摇头，说：“有啥好怪的，我家春花本来长得就好嘛，谁见了不夸呀？”
从公社回来的路上，东霞坐在“杨倔头”的空车上，想起三年前的那天早上她到沙窝里的小路边找过春草，她相信春草还活着，因为如果春草死了，一定会留在原地。她想，春草可能被哪位好心的过路人抱走了。每次想起这些，东霞的心都要被春草牵扯一番，她在心里默默地问着自己：春草，我娃现今在哪里啊？领养我娃的人家心肠好不好？这么冷的天，我娃会不会受冻？对女儿无尽的思念和牵挂让东霞的心又痛了一阵子。每次想起春草，都会揭起她心中的一道伤疤，都会让她感到一阵撕心裂肺般疼痛，眼泪都要像决堤的洪水汹涌而下。想够了，伤心够了，她咬了咬牙，狠了一下心，决意从此不再想这事。她要把春草彻底地忘掉，权当自己就没有生养过这个病恹恹的女娃。她相信老天爷是公平的，宝成的突然夭折就是老天爷对自己丢弃春草的惩罚。人啊，千万不要再做造孽的事了，谁做了都会受到老天爷的惩罚的，还是积点善德吧。她想起爹说的一句话——“好人会受到老天爷的保佑的”。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一九六五年的春天，东霞家里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变化：东霞又怀孕了，春花到了上学的年龄了，而念了一年半书的春叶却辍学了。
春叶的辍学经历过一番波折。有一天，东霞看到油腻的东西突然想吐酸水，此后她的肚子就像吹起的气球一天天胀了起来。起初，她还能跟着那些年纪一般的妇女们做些地里轻一点儿的农活。到了夏季天热时，显怀的她就连走路都不太方便，更不用说弯腰锄地、蹲着拔草了。两个女儿都去了学校，家里什么活都要她一人干，挺着个大肚子实在不方便。暑假过后，即将生产的她对男人天祥说：“娃她爹，春叶过了这个月就满十岁了，算是个半大不小的女娃了，也该学学女人做的家务活了，依我看，就让她停学吧，女娃娃家识几个字就行了。春叶懂事，在家能帮我做许多家务活。”
天祥一听就不高兴了，说：“屁话！咱没文化，睁眼瞎当了半辈子，还让我再吃这亏？女娃咋了？学点文化也不是坏事呀！”
“可是，肚子里的娃要是一生下来，我半年都闲不过来，家里没有个帮手，一家五张嘴等着吃饭，谁做饭？再说，两个娃娃都念书去了，往后谁照看生下来的小娃？我要是不再挣点工分，凭你一个人累死累活的，当个超支户不说，恐怕这日子都难过呀？”东霞在男人面前说话从来都是顺从的、柔声细语的，男人要是耍起脾气来，她说话就更加小心。
天祥虽然是个火暴脾气，但头脑还是清醒的。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不在家不知家里活繁杂。女人这样一说，天祥倒是不得不正视摆在面前的困难。他想，女人说的话也在理，可是让春叶停学，他还是有点不忍心。春叶不辍学又有啥办法？哪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啊？最终，蹲在门口的天祥还是点了头。
农历八月十五的前两天，东霞在炕上生下了一个男娃。这次接生的是大队医疗站的赤脚医生，一个梳着两条长辫子的女医生。这回东霞生产很顺利，没觉得太疼。娃生下来后，半天没听到娃的哭声。东霞想努力睁开眼睛看看娃，女医生却让她躺着别动。女医生说：“娃有点早产。”东霞不由得担心起来，这时她听到女医生在“啪啪”拍打着娃娃，半天才听到“哇——”的一声小娃娃的啼哭声，这才放下心来。
过了一会儿，女医生对进来的天祥说：“你媳妇是早产，可能是大人营养不好，生下的娃分量太轻，看样子不到五斤重。记住，以后要让大人吃好点，奶水多了，娃娃就好养了。”临走时，女医生又叮咛了一句：“你媳妇的身子骨不是很硬朗，以后会习惯性流产，可能再不能生娃娃了，这个娃你们要好好当事。”
医生走后，东霞才睁开眼，看了看身边的一尺来长的儿子，心里开始煎熬起来，这么小的娃，这么弱的身子骨，可咋养大呀？虽然终于如愿以偿生了个儿子，可是东霞却没有了生宝成时的喜悦和幸福。宝成一生下来就是白白胖胖的样子，而如今身边这个儿子却让人看了心疼，瘦瘦的、弱弱的，像个小猫小狗一样，手脚也不像宝成生下时那样乱舞乱蹬。
刚才女医生给天祥交代的话东霞也听到了，她明白自己的身体是怎么回事，自从怀上娃，她整天沉浸在失去宝成、怕娘家人和家里婆婆看不起的忧愁中，心里有事了，吃什么都没有胃口，干活也不像以前那样有力气了，吃饭不行，哪里还说得上营养？说实话，当她第一眼看到身边这个瘦弱的“小不点”时，她第一反应就对这个娃没抱多大希望了，本来还指望着再生一个像宝成那样的白胖小子，没想到刚才女医生的那句话彻底打破了她的梦想。一个女人不能再生娃娃，活着还有什么用？自个儿才三十来岁呀，还没到不能生娃娃的年龄，就早早地丧失了生育的能力，这对她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她知道，老天爷已经把她逼到了墙角了，要她豁出命也要养活这个最后的儿子！
“娃他爹，咱不能再生娃了，这个娃……”东霞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男人，心里有点愧疚。
天祥说：“没事，只要你身子骨好就行。这个儿子可是我们的根啊，我看就叫宝根吧，咱****喝尿也要把儿子养大！”
就在宝根出生后，念了一年半小学的大女儿春叶辍学回家了，主动承担起繁重的家务活，稚嫩的肩膀开始扛起了一个家庭主妇的重任。而自幼就显得聪明伶俐的春花却接替姐姐春叶，走进了小学学校的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