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看到，在通胀攀升的压力面前，如果欧洲央行货币政策态度不强硬，继续延迟加息的话，就可能会出现欧洲央行所担心的“更坏的结果”，即欧元区通胀预期失控，进而引发新一轮“加薪潮”（这是欧洲区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而第二轮这样放大的通胀效应又会继续推高通胀，可能导致欧元区经济受到更大的伤害。一旦欧元区经济复苏进程受阻，那么，欧盟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必将遭受更大挫折。
三、大欧洲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机遇和挑战。
尽管欧洲经济体没有对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作好充分的准备，因此在金融市场动荡不已、石油价格节节高涨、美国经济急速下滑的局势下，欧洲央行等决策部门确实都感到摆脱这场危机的政策应对困难重重，但是在经过“欧元区一体化”的阵痛之后，尤其是放弃了“纯粹模仿”美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发展模式，通过扩大欧元的流通区域，刺激欧洲区域内部贸易的自由化，并且提升欧洲产品在国际市场价廉物美的竞争力，欧洲经济保持了靠欧洲经济体内部所建立起来的垂直产业链上的比较优势，实现了较为稳定向上的增长态势。
具体而言，德国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受益最为明显。而且，这几年德国推行养老、社保制度改革，重新激活了就业市场，失业率大幅下降，并与中、东欧一起形成了强大的欧洲生产网络，这增强了欧洲经济体发展的韧性。因此，到2008年7月为止，次贷危机对欧洲地区的影响比预期要小得多。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欧盟持续的东扩，不仅带来了东欧地区廉价的劳动力供给，提高了欧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因为大量闲置的劳动力进入了生产领域，直接分享到企业效益给他们带来的生活上的改善，这就扩大了欧洲内部的内需市场；另外，德国等老牌的市场经济国家，其技术优势也可以在东扩中充分体现出来。因此，虽然欧元兑美元大幅升值，但没有影响德国在东扩中的经济效益，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市场的繁荣。在德国这头经济领头羊的带动下，欧洲经济整体表现还是比较好的。
另一方面，欧洲的发达国家还注重国际化战略，把产品推销到经济最活跃、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国家中，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就是欧洲国际化战略的首选市场（希望中国不断开放市场和人民币加快升值，也就是这一强化欧洲竞争优势的国际化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经济效益，很好地分散了欧洲本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而且，由于欧洲对新兴市场出口的产品都是高附加价值的工业半成品，所以，欧元的这一轮升值反而改善了欧元区出口国的交易条件，为它们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增长。
当然，贫富分化、地区差异、社会政治意识的背离等棘手问题，在外部冲击（次贷风波所造成的经济萧条、输入型高通胀和金融动荡等）的情况下，会表面化和激烈化，于是，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又将面临很多新挑战。而且，原来已经得到解决或缓解的问题，比如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问题，又会因为减税（刺激经济）和欧元的大幅升值而重新浮出水面。如何发挥大欧洲统一的规模优势，来克服全球高通胀和弱增长的共同挑战，这将决定欧洲经济体未来几年的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决策部门丝毫不能为过去的成绩沾沾自喜而放松当前对经济的有效管理。只有继续发挥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欧洲的大统一过程才会表现出它可承受外部冲击的巨大能力，否则“东扩”的规模效应，在残酷的外部冲击面前，反而显得更加涣散，不堪一击。
盖特纳带来奥巴马的“中美发展战略”
2009年5月31日~6月2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以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的身份访问中国。他还会老调重弹吗？
记得在2009年年初刚获得财政部长提名的他，曾断然认为中国“操纵汇率”，表现出将跟中国进行正面交涉的强硬立场。但是，2009年4月份，在其领衔的美国财政部半年度汇率报告中，他又拒绝将中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接着，5月20日，他在参议院再次为放弃将中国纳入货币操纵者行列的决定进行辩护，称中国的汇率政策在过去两年里已经发生显著变化。那么，他180度的立场转弯说明了什么？是为了来华前“讨好”中国吗？还是另有“企图”？中国该如何出牌？有没有可能得到一个“双赢”的结局？以下，笔者通过三点内容来阐述对此问题的看法。
一、美国政府在力图实行一个“最低成本”的救市计划。
众所周知，从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美国的救市政策跟中国刺激经济战略一样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中国从2008年年底以货币政策及其放宽银行体系流动性为主的救市行为，转变成以积极财政政策和与之对应的产业振兴计划为主的刺激经济复苏的“务实”方案，而美国则将单纯的降息政策转变成有针对性地剥离金融体系有毒资产的流动性注入的“务实”计划。显然，中美的救市目的都是防止本国经济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下出现硬着陆的风险——美国金融机构破产的传染效应是否会渗透到其实体经济运作，以及中国外需萎缩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的下滑是否会导致银行体系资产质量严重恶化并因此引起 “脱媒现象”。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以最低成本获得救市资金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美联储如果不顾及需求者的保值和增值利益，完全可以开动它的印钞机。但是，通胀的风险、汇率贬值的风险和资本流出的风险就像一种无形的制衡力量，压得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喘不过气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控制印钞行为，向美元资产富裕的国家直接和间接地借钱则是成本最小的救市融资方案。直接的效果，在于力劝中国政府把帮助美国政府挽救其经济看成是解决中国本国危机的一个重要举措，增持美国国债是一个“短痛”，但它能够避免“长痛”。间接的效应，则是希望中国带头维持美元在世界经济舞台中的霸主地位。只要贸易和投资的结算货币以美元为主，那么，出于保值和增值的目的，美元回流美国本土的概率要比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流动”的可能性大。这就间接地为美国政府提供了较好的融资条件。盖特纳身为美国财政部长，深谙此理，这种“屁股指挥脑袋”的无奈之举也在“情理”之中。也就是说，盖特纳对华态度的转变和访华的意图都是希望赢得中国政府的好感和积极的配合。
于是，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和开放中国资本市场的要求，比起维持中国外汇储备流入美国的当务之急来讲，就显得有点儿“隔靴搔痒”、“远水不解近渴”了。而且，跟中国这个美元富国“伤了和气”，效果将适得其反。所以，即使盖特纳“老调重弹”，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为了让中国感到美国政府在顶住国内压力，不计较这类伤和气的问题，显示出他们“宽容大度”的胸怀，从而在彼此之间产生几分友好的气氛，也有利于切入正题和解决核心的融资问题。
事实上，人民币汇率升值无法扭转美国双赤字的结构，而且，此时推动美国金融机构大举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也会对美国本土的就业和资本市场的稳定产生意料不到的负面效应。不过关于这类对中国经济敏感的问题，美国政府和中方交涉的战略也有所变化，即强调双边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利和义务分配（“G2”格局），而且，为了更有利于得到好的谈判结果，中美战略对话在美方的建议下将经济和政治分开进行交涉，这将考验中国政府如何在分开的场合能够凝练出统一的“中国声音”和果断的决策力。
二、盖特纳访华意在向中国政府解释“J曲线效应”。
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大海啸让我们看到：危机面前，任何国家的政府看重的都是“稳定”，而不是经济过热时强调的“效率”改善。但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和目前世界经济严重失衡发展的格局下，这种求稳的救市行为都需要外部环境的配合。对美国而言，稳定金融体系和保持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同等重要，而且两者相辅相成。如果没有至今为止最庞大的美国金融体系支撑，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一定会在双赤字不断严重的趋势下渐渐地衰弱；当然，如果没有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大环境，美国金融体系的强大就没有充实的“物质基础”。
所以，盖特纳这次来华，就是亲自向中国领导人带来奥巴马的谢意和对救市政策的诠释，也就是希望中国政府“十二万分放心”：通过“治理大萧条的全球著名专家”（美联储达拉斯分行行长费希尔的原话）、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克亲自推行的剥离有毒资产计划的成功运行，美国经济一定会迅速摆脱危机的缠绕，中国债权国的利益从中长期来看一定能够获得财富效应。当然，现在会存在一个“J曲线效应”（它来自于贸易理论，描述的是“当一国汇率贬值后，由于价格效应的时滞性和前期合同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同时存在，所以，贸易逆差短期内反而会扩大”的现象）：由于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美国财政赤字短期内非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这背后也会伴随着短期内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的下滑、美元贬值和通胀风险冲高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都会随着今后美国救市的逐步成功和美国实体经济的日渐复苏而慢慢消失。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口头承诺，如果世界经济发展的失衡格局不扭转，美国救市的“J曲线效应”就无法兑现。除非，美国金融体系的复苏再构建一个新的增长（将来也会走向泡沫及崩溃），世界经济再回到以前的格局，但是这种可能性在短、中期内都很小。如果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起，迅速摆脱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那么，很有可能会带来两败俱伤的结果。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损失会更加惨重。所以，要求美国政策的透明性和保持现有经济状况不再恶化将是我们应对美国诉求的唯一“次优选择”。中国政府国债结构的调整也显示了我们的这一立场。如果救市效果不明显，那么，中国脱美元化的战略就不会停止，这甚至包括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和调整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美国政府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就会千方百计地解决“双赤字”给他们造成的越来越大的
麻烦。
三、中国的大国战略任重道远，而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中国的大国战略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看：
从供给面上讲，中国政府想改变自己在产业链上位于低端的不利格局，就要通过产业自主创新，建立标准等方法挑战美国创新大国的地位，同时，通过部分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力争获得产品价格的定价权和产品服务所创造的更高的附加价值，尤其是要通过强化金融体系来管理好自己的财富，扶持创新，这都是在挑战现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霸主地位。
从需求面上讲，要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币财富的稳定增长，市场培育和内需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政府也在通过农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创造出更多能够给农民带来更多收入的就业机会，因为他们的“购物”愿望和规模都十分明显；同时，还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力图解决城镇人口“有钱不消费”的问题。再者，中国贫富差距和区域差距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上述产业政策和刺激内需的计划，收入再分配制度的合理化和高效化，也是中国政府努力探讨和尝试的方向。但是，无论是从供给面还是从需求面，这种大国战略和调整都需要时间，无法产生立竿见影的经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