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主要的原因是2008年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过快，日元套息交易减少所带来的日元增值问题开始出现，而日本企业的价格转嫁过程跟不上这些成本变化（有较高的“菜单成本”）的节奏，最终导致它们的利润缩减。当然，我们也无法排除2008年上半年大宗商品价格的高涨对人们消费结构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日本企业的产品出口规模。
更糟糕的是2008年下半年当金融大海啸导致全球流动性恐慌的时候，美国消费者的信用透支能力和随之而来的消费能力都在大幅萎缩，尤其是对高附加价值产品的需求下降得更为明显，再加上资本市场价格破坏所带来的海外消费者财富效应的降低，更加恶化了日本制造业的利润收入。
第三，日本跟中国一样，国内消费在这次金融大海啸中并没有大幅减少的迹象，尤其是年轻的三人核心家庭的消费反而略有增长，但这丝毫不能挽救日本经济下滑的态势。因为从他们的消费结构中可以看出，生活必需品和儿女成长的必需品占多数，而企业裁员集中在那些高收入的中高年龄层，对年轻人的消费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相反，价格下降所带来的实际收入增加的效应，刺激了他们在前期通胀阶段被压抑的真实需求。但是，如果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而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因为人口老龄化的制约而缺乏效率的话，那么，年轻人的消费也是有限的，他们会更多地延续父辈们的做法，增加储蓄。何况日本少子化问题正在日趋严重，通过内需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可能性非常有限。
第四，与中国一样，日本金融体系受到的影响是滞后于实体经济部门的。因为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监管部门对高风险金融投资的限制在加强，而专业投资部门对风险厌恶的程度也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而日益上升，所以，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投资的比例就很小。与此相反，日本部分家庭的投资结构因为零利率政策的关系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不得不开始去寻找和银行存款不同的其他高收益的投资。这也是近来日本国内消费者参与海外套息交易活动比较旺盛的理由之一。尽管如此，日本家庭的总资产结构中银行存款的比例还是要比美国家庭的比例高很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银行体系健全，日本消费者的财富效应就不会受到很大的打击。这一点与欧美情况完全不同。但是，当企业业绩下滑，资本市场受到美国市场的连累，银行的资产质量开始降低，就会影响到它们的评级标准和海外融资的能力，所以，近来日本银行体系也开始出现流动性短缺的问题。这也是造成日本一部分企业无法生存的原因之一。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日本央行一方面要向这些困难银行注入资金，另一方面也因为套息交易平仓回流的资金增多而不得不去市场进行“回收”。
第五，日本政府的财政能力经过泡沫经济破灭的冲击后疲软了很多。日本政府想通过减少行政开支、调整税收结构以改善阻碍日本社会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的社会保障体系，但这需要时间，不可能做到像中国政府那样及时出拳，通过增加政府投资和消费的行为来遏制经济衰退。
不管怎样，日本经济今天又再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不能小视日本抵抗金融风暴冲击的能力，甚至在某些方面日本的这种能力还高于我们这样处在高速发展阶段的大国。
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日本企业的存货管理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得到很大的改进；二是日本利用银行的高负债来维持投资的融资结构也得到了很大的调整；三是泡沫经济破灭的初期，日本银行为了减少其坏账的比例，对没有还款能力的企业实施了“展期”的救助策略，而对有能力还款的企业则加强了收回流动性的做法，尤其是对增长潜力大而缺乏资金的企业放慢了贷款的节奏，结果使得“坏”企业挤出了“好”企业。但通过前一阶段的痛苦调整，我们没有发现日本银行业因为害怕不良资产而“姑息养奸”的问题。缺乏流动性而倒闭的企业不是少数。也就是说，日本金融体系和产业的调整一直在进行之中，因为金融大海啸而形成的“硬着陆”风险较低；四是日本国民的财富水平较高、贫富分化的程度较低，尤其是经历了泡沫经济破灭的锻炼，其适应经济增长放慢的自我调节能力较高，所以，日本克服危机所需要的“群众基础”和“平静的心态”也较好。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手上虽然没有“中国牌”，但也有自己克服危机的比较优势。
总之，这场危机让日本社会上上下下都学到了很多东西，在与日本学者的交流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大家谈得最多的是“东亚增长模式建立在美国无节制的信用透支基础上是危险的”这类话题。另外，他们也意识到，日本管理金融财富的能力还远远不如欧美国家，甚至在危机的现阶段，日本海外投资的战场主要也还是集中在成熟的欧美市场，而且多以存款和债券形式投资，结果收益率严重受到影响。而美国的海外资产则有不少是放在新兴市场，而且投资的产品有很多是股权类的高收益产品，美国充分分享到了新兴市场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高收益。现在虽然在存量上美国还是债务累累，但是在流量上美国海外资产的成功运作确实让日本感到“自惭形秽”。
日本学者还告诉笔者，日本家庭的资产结构主要还是银行存款。日本国民还是仰仗终身雇佣时期依靠不断增长的工资收入来维持生计的那种思维模式——放在银行里的工资收入不再进行进一步的理财规划。但实际上，这是很危险的。由于日本企业经营模式的改变，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的加剧，这种理财方式和金融文化使得日本家庭的财富萎缩问题日趋严重，这必将影响日本国内的消费能力和对外经济的依存度。所以，日本家庭应该像美国家庭那样，走出去，去充分分享全球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长效应。虽然，日本有些家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主动性理财迹象，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最后，笔者认为，来自于日本社会的这些深刻反思，同样会给传承了东亚增长模式的中国经济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
“两型社会”建设应该成为“东亚合作”共同的主题
2009年10月10日，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在北京举行，时任日本首相的鸠山由纪夫再次力推其“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并希望此共同体应包括日本、中国、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而且，考虑到各国不同的政体，这个共同体目前应该主要致力于经济合作。事实上，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数据，上述国家在2008年世界经济规模总量中所占比例已经达到23%，同期美国占24%，欧盟占30%。
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对这个合作平台的功能和期待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因此无法在实施细节上达成能够超过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框架（FTA）或清迈协议（CMI）框架”的更多可操作性方案。尽管如此，亚洲面对“后危机时代”的课题是共同的：那就是如何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如何从以美元主导的“全球化”过程拓展到另一个由亚洲自身的区域合作所建立起来的新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的主导权，将决定亚洲未来脱离美元经济后的发展命运。
一、亚洲增长模式的缺陷。
回顾过去，亚洲，尤其是日本带头启动的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走出了与同时代欧美完全不同的繁荣景象。这种靠制造业带动的经济增长也留下了和美国靠金融业主宰的发展模式完全不同的后遗症——这可以用创造财富的产业“微笑曲线”理论来加以描述。
也就是说，对于上游产业而言，因为它具有控制“有形”（比如铁矿石、原油等）和“无形”（比如技术、标准等）的生产投入要素的威力，所以，它能够通过 “定价权”从产品创造的全部财富价值中获取可观的大头部分。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如中东、俄罗斯和澳大利亚、巴西等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天然禀赋”的资源优势，只要经济繁荣，它们就能搭上便车。而亚洲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优势。
另一种是拥有生产要素中的无形资产的“垄断”优势，比如，生产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所需要的高端技术、低成本的融资环境、世人青睐的品牌、发达的资源交易市场（定价权）和产品标准的确立能力等。比起上述单纯要素出口的国家，它们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和财富争夺的能力，所以，能够从产品创造的全部价值中获取非常可观的大头部分。显然，这方面的优势主要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尽管日本和韩国在某些技术和品牌上能够与欧美企业不相上下，但是，它们的这种优势缺乏下游产业的支持，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消化产品的庞大市场和与之配套的具有竞争力的服务产业，所以，这次欧美金融风暴的冲击同样凸显出它们这种“单边优势”的局限性。这也正是这次日本率先提出建立经济共同体的目的所在。
对于接下来的位于产业中游的产品制造环节的国家和地区，如果没有其他上游产业的优势和下游产业的扶持，可能只能在单位产品的价值创造中拿到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比如，对于像中国这样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价格优势获得全球制造业加工厂地位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虽然这种增长模式使国内就业压力得到很大缓解，但是所创造的单位产品的附加价值却是有限的。中国人均收入目前还处在世界第105位就是这种增长模式的真实写照。这也给中国带来了社会整体消费能力无法再上一个台阶、产业结构转型十分艰难的“烦恼”。另外，更大的挑战可能是这种增长模式给环境和生产资源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这种增长模式还会因为环境和资源成本的增加而变得不可持续。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亚洲经济共同体能够通过技术转让、资源共享的方式来降低中国制造的“生态成本”，那么，以中国为制造中心甚至消费中心的经济合作模式，就会使得亚洲各国都能够从摆脱美元单边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分享到一个健康“多赢”的效果，从而在亚洲各国齐心协力的努力下，自然而然地就会形成一种“后危机时代”亚洲共同繁荣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
最后，当产品制造出来后，我们需要通过高质量的市场服务将产品转化为我们所渴求的财富。一般而言，处于这样的产业下游的国家和地区，因为它们位于创造“商品和服务”社会消费机会以及为社会保管后续财富的关键环节，所以，同样能够在产品的价值链中获得更多的财富分配效果。许多西欧和北欧的国家，虽然地理环境有限，但它们利用自己人力资本的优势，积极推动技术创新活动，大力发展服务业，在下游产业中具有明显的国际比较优势。
尤其是美国，还因为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发挥着管理全球财富的强势功能，这也是即使美国引发了金融大海啸也没有撼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反过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也使美国金融市场站稳了全球价值链的最后端，这种垄断优势导致了美国的市场风险由全球共同承担的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局面。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也让亚洲国家看到了自己增长模式的缺陷——靠美国市场过度的消费能力获得的宝贵的美元财富（中国主要以外汇储备的形式在积累，而日韩民间美元的规模也相当可观），也因为缺乏流动性或美国资产价格的下降以及美元贬值的压力而在经历或承受着财富价值不断“缩水”的巨大压力。这也是亚洲经济共同体今后需要挑战的重要课题之一。
总之，亚洲经济共同体基于亚洲国家“多赢”的基础，有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间。笔者也在各种场合建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应该为亚洲目前拥有的全球2/3美元财富的管理需求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以弥补亚洲债券市场目前过于分散、缺乏流动性的缺陷。同时，为了增强亚洲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笔者建议将现在主要用于防范东亚危机的亚洲货币基金注重流动性的运作模式拓展到亚洲共同基金的新模式（无论是政治意义还是经济意义都比各国现有的主权基金运作模式强）。在“后危机时代”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亚洲金融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共同去投资欧美市场相对强盛的资源性龙头企业和技术密集型的品牌企业，包括发达的二级市场所提供的优质的股票和其他定价机制透明化的金融产品，从而提高我们拥有的庞大的亚洲美元的投资效率和财富效益。一旦这种金融合作的基金运作模式在全球形成规模效应，那么，亚洲共同基金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能够跟华尔街媲美的“财富管理中心”。
二、降低“转型成本”需要亚洲共同的合作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