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要想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主导权（比如人民币国际化、亚元经济圈等），关键还是取决于亚洲能否率先找到一种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模式（当然包含与之相对应的新技术、新标准等）。否则，美元的主导地位靠其现有的旺盛的技术创新（教育产业）活力、发达的金融市场和一流的品牌及专利等“无形资本”，很难被他人撼动，更不用说被替代。显然，今天关于下一轮经济增长模式主导权的“争夺”已经变得“剑拔弩张”，各国都在马不停蹄地围绕“低碳经济”的理念进行新标准制定和产品研发。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早就提出了“两型社会”的建设要求（这是中国在低碳经济社会中争取发展主动权的一个具体表现），他指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节约、环保、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让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成为每个企业、村庄、单位和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另一方面，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从高碳排放的生产标准和产品制造转变为低碳经济，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产品的附加价值比以前更高。而且，在转型过程中随之而来的就业压力、消费能力的约束不仅需要社会上下有放眼未来的共识，也要具备消化这类转型成本所需要的个人财富能力和社会保障制度。比如美国和日本，当其国民的人均年收入开始达到12 000美元以上时，我们才观察到人均消耗能源的规模在下降。欧洲比较早，在人均年收入达到五六千美元以上时，就出现了和美国、日本一样的人均能源消耗量的下降格局。也就是说，欧洲社会保障功能较强，政府公共投入力度较大，所以，旧行业释放出来的劳动大军可以通过社会的扶持，解决他们失业所可能带来的生存问题以及为寻找新工作所需要的继续教育等成本，而在美国和日本，个人要承担更多的转型成本。于是，没有相当的财富积累就不可能形成自发的市场力量，即使是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型也很难推动，成本会变得越来越大。
中国目前人均年收入是3 000美元，要马上进入低碳经济的条件确实不很充分。但是，随着世界能源消耗的日益增加，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气候变化问题的急剧升温，全球可持续发展道路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基于此，低碳经济对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会。“机会”在于我们具备把符合低碳经济“高成本”产品的制造现状转变为让市场能够普遍接受、形成规模效应的低成本的社会消费的繁荣时代，而日本和韩国具有这方面“世界级”的研发和产品制造的技术优势。如果不能够把上述各自的比较优势整合起来，只靠自己的力量去与欧美比拼，结果还是只能回到危机前的“被动”经济发展的“失衡”格局。
只要大家开诚布公地进行合作，中国就能够克服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同时也能在低碳经济社会中分享到更多的财富效应。那么，这种财富效应在健全的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的安排下（这些方面同样需要我们加快改革的步伐），一定能够带来全社会整体的实际购买力的提高，而不是贫富两极分化的格局。到那时，中国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巨大的消费潜力一定会比美国靠滥用“金融创新”催生的消费冲动更可持续也更健康。同时，亚洲经济共同体中的各成员国，也一定都能够分享到自己付出合作努力后所取得的丰硕的、安全的财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提出的“两型社会”建设应该成为“后危机时代”东亚经济合作的共同主题！
日本“泡沫经济”的命运会在中国重演吗？
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至今已过去整整20年了。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而言，这是一段不能忘记和忽视的历史事件。就当时的经济环境来看，虽然跟今天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形成泡沫的机理和社会对待泡沫经济的反映上看，两者却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这不禁使笔者想起在和很多日本学者的接触中，他们对那段泡沫历史经常百感交集地说起的一段共同的“反省”：我们当时就是无法区分股价和楼价的一路高歌，究竟是“非理性的疯狂”，还是意味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为此，本文写作的目的不在于感叹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了日本式泡沫经济的深渊，而是呼吁社会上下，在中国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的十字路口中，一定要驱散周围的迷雾，找准方向，去迎接“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千万不要像日本当年泡沫经济那样——事后为“非理性的疯狂”而付出漫长的沉重代价！
一、泡沫经济特征很难识别。
日本在1987～1990年年初所经历的泡沫经济时代也正是日本经济迎来新一轮增长的阶段，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矿工业生产指数的上涨率即使低于高度经济增长阶段的极佳表现，也分别达到了平均5.5%和7.2%的高水平。尤其是对经济贡献最大的固定设备投资增长率几乎达到了高度增长期的20%。而个人住房投资和随之而来的家电消费也迎来了一个繁荣的时代。
但是，当时的物价水平，由于日元在1985年“广场协议”后大幅升值所带来的便宜的进口产品增加（1987年美国股市崩盘，世界经济处在通缩的阴影中）和日本企业国内供给能力不断加强等原因，并没有跟随当时货币供应量的迅速膨胀而上升，而是一直处于较低的状态。1988年日本批发物价指数的通胀率是0.7%，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通胀率只有0.2%。但是，不能掩饰的是，当年资金在日本的资本市场“沉淀”的烙印：首先受到资金影响的是股价表现，在对美国股灾的影响作了“技术调整”后，股价更加凶猛地站上高峰。紧随而来的是地价在全国范围内的攀升浪潮，1990年9月日本全国城市地价指数冲上了最高峰，房价也随之而涨，势不可当。有趣的是，在那个被事后认为是最疯狂的房地产泡沫的时代，日本学者的调查结果表明，日本央行官员和新闻主流媒体上从没有人公开表示过对泡沫破灭的担忧之辞。
另外，还有一个难以判断的问题是：日本企业的投融资行为是否与泡沫经济的膨胀有关？也就是说，日本企业在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资过程中，由于抵押资产的评估价格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攀升而向上调整，所以，不少学者认为：银行业土地和房产的抵押融资迅速增长，迎合了企业和个人对未来乐观的期待所带来的投资冲动需求。这一点可以从泡沫经济破灭后普遍存在的日本企业“存货调整”和个人“房产抛售”解决流动性困境的事实中找到佐证。当然，也有不少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银行业在那个时代大量放贷的行为也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不得不去寻找新的自我生存环境。
还有人认为，银行信贷膨胀是满足了新一轮潜在的增长机会所带来的正常的资金需求，所以，没有泡沫。比如，当时日本社会上下都在谈论怎样去积极配合七国集团会议所要求的国际收支平衡调整的共识，怎样“刺激内需”或发展金融市场去吸收越来越多的需要管理的“货币财富”。与此同时，新闻媒体也在探讨，如何为企业打造更多更好的国内消费产品，提供成本更为低廉的融资环境等。当时最具标志性的“话题”就是建立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由此带来的商业楼盘需求和服务业市场的拓展更为当时投资和消费的扩张提供了未来基本面的支持。显然，日本决策部门很难在那样的经济氛围下，提出加息来控制当时日益增长的资产泡沫！
二、泡沫形成机理十分复杂。
归纳起来，关于造成泡沫经济膨胀的原因，日本学者达成共识最多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首先，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到股市和楼市的投融资活动中。
当时，房地产按揭贷款给日本银行业带来了曙光。它主要表现在三个“亮点”上：一是土地价格在不断上涨，土地作为抵押品的融资方式被过高评价；二是金融机构自身的融资环境及其融资成本在不断改善，增加了银行放贷的冲动；三是银行传统的审慎性监管方式没有随着风险的增加而及时作出调整。
对于土地价格不断上涨的现象，除了日本国土有限、买房安居的强烈文化意识等因素支持房地产刚性需求以外，事后日本很多学者还指出当时日本税收政策不到位也是重要原因。由于在土地取得、持有和转让的过程中，日本税制集中在交易过程中，而持有土地的税负较轻，这就严重影响了市场土地的供给，造成了楼盘价格不断上升。另外，由于土地价格的扭曲，夸大了土地拥有者的融资能力，这是造成地价泡沫破灭后银行不良资产的原因之一。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方面，监管模式的落后也为银行过度放贷提供了“良机”。由于资本充足率在顺周期的时候都会因为资本市场的价格泡沫效应而增加，于是，银行会更加放松警惕地进行放贷。日本泡沫的破灭不是因为没有监管，而是因为监管不到位使受到监管的人放松了“自律”的警惕性，从而导致信贷膨胀、资产泡沫的结果！
其次，救市政策的“退市”工作没有完成，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1987年美国股灾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各国都在担心市场的崩盘是否会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发展势头。于是各国央行都在降息，向委靡的市场输送流动性。在面临日元大幅升值和外部环境恶化的压力下，尤其是受到当时美国政府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的外压，日本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低息政策来保持日元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宽松的货币环境来刺激内需增长。尤其是当后期泡沫经济状况已十分明显的时候，日本政府还是没有轻易加息。
更为主要的问题是，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当时是锁定在稳定一般物价水平上的。当物价水平较低，而且没有明显的反弹迹象，经济也还在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即使资本市场泡沫经济的隐患已经很大，但是日本央行也认为自己不能“越权”去控制资产泡沫。事实上，后来日本很多的学者都指出，日本央行对稳定物价的学理认识不清，泡沫经济的后果要么是货币泛滥造成通货膨胀，要么是财富被吞噬、消费和金融投资能力丧失所带来的通缩加剧问题。不管是哪一种结果，都和央行稳定物价的目标有关，所以央行不能不管！
但是，日本央行当时确实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种状况是，明明当时的资本市场是未来经济发展强盛的一种表现，那么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会不会扼杀日本潜在的经济增长力？另一种状况是，明明是一个“非理性的疯狂”我们却把它看成是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到来”而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事后看来当然是第二种情况，而且，从理性的角度来讲，即使放过增长的“好时机”，日后再有的放矢、追加投资也不晚，也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相反，在该果断应对泡沫的时候迟迟下不了手，这样造成的危害，只有经历了泡沫经济破灭后近20年经济衰竭的日本，才会感到其严重性。如果时间能够倒流，那么日本央行所采取的政策一定会重视民生而抵御美国所施加的外部压力。可惜的是，当初日本央行所面临的内外环境都不利于它及时地过渡到防通胀和资产泡沫的环节中。
最后，日本社会全体不断膨胀的自信心遏制了日本政府决策上的调整能力。
日本当时经济基本面非常良好，这让日本社会模糊了自己擅长的东西和不擅长的东西之间的差异，更藐视了泡沫经济一旦破灭后所带来的深重后果。这种自信心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国股灾后日本经济“一枝独秀”的格局十分明显。无论是经济增长率、物价水平、投资规模、信贷增长还是“日本制造”的世界影响力，都让这个资源有限的地理上的小国不断地演变成为经济规模最大、技术最佳的世界强国。在对欧美经济受股灾影响的情况不十分了解的前提下，日本社会自我膨胀、低估他人的“自信心”压倒了一切。二是日本经济的世界存在感越来越强。由于日元升值，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不断增加，再加上日本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显现，日本的企业经营模式被世界各国效仿研究，日本鄙视他人的心态也越来越明显。而且，日本出口所创造的外汇储备和日本银行业的资产规模与日俱增，这使得日本政府和企业作为外国债权人的地位日益显赫。三是求胜心切。日元国际化和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梦想让日本社会上下忽略了自己金融环境十分脆弱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