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银行业的贷款扩张不是由于借外债，而是起源于央行的冲销政策。1992年马来西亚林吉特小幅度升值，随后，大量热钱流入。马来西亚央行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冲销新增的外汇储备。随着冲销规模的扩大，由冲销带来的债务逐渐扩大，1994年其规模已经占到GDP的50%。马来西亚并没有通过财政偿还这笔债务，而是通过货币化将之化解。马来西亚的商业银行之所以能够获得贷款增长的来源，主要方式是通过将其持有的央行债权转化为准备金。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长也非常迅猛。1996年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额占GDP的53%，这个数字比很多发展中国家银行贷款占GDP的比例都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又主要集中在房地产。1996年年底，对房地产的贷款占马来西亚金融体系贷款总额的45%。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金融体系的不良债权问题更加恶化。
由于国内银行业不良债权的掣肘，面对经常账户逆差的扩大和信贷的急剧扩张，马来西亚央行也投鼠忌器，无法提高利率，因此林吉特只能大幅度贬值。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多个场合公开批评索罗斯，甚至说这是犹太人对穆斯林的威胁。这些言论更加引起了市场的恐慌，并引起林吉特的进一步贬值。因为市场担心马来西亚会实施各种管制措施。事实上，为了拯救股市，马来西亚确实实施了禁止卖空的措施，但是当流动性急剧减少之后又不得不作罢。1997年9月，马来西亚曾经动用600亿林吉特购买遇到流动性危机的公司的股票。政府的养老金基金也入市干预，但是最终，马来西亚的股市市值在危机爆发之后的一年之内仍然蒸发了2/3。多少年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转瞬之间灰飞烟灭。1998年9月马哈蒂尔实施资本管制并逮捕了亲西方的财政部长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
印度尼西亚在危机中遭受的打击最大。但是在1997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韩国的情况并不相似。印度尼西亚已经连续7年保持了强劲的经济增长，也没有贸易逆差。石油价格较高的时候，印度尼西亚积累了较多的收入并减少了政府债务。20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下跌之后，印度尼西亚卢比曾经数次大幅度贬值，随后又多次小幅度贬值。20世纪90年代资本流入，外汇储备增加，卢比反而面临升值压力。印度尼西亚最脆弱的地方是国内的金融体系。1993年财政部长马尔埃·穆罕默德（Marie Muhammad）履新之后发现，印度尼西亚的7家国有银行中，有6家已经资不抵债。截至1996年4月，国有银行的坏账占印度尼西亚金融机构坏账的72%。随着对金融业管制的放松，国有银行难以再维持较大的存贷利差，因为对存款的竞争导致了存款利率的提高。由于印度尼西亚的利率太高，其国内企业借了大约550亿美元的外债。但是，总体来说，印度尼西亚的贷款增长并不像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那样疯狂。从1991年起，贷款的年增长率为20%，但是其年均名义GDP的增长率是17%，所以其贷款的增长仍然是比较健康的。
泰铢贬值之后，印度尼西亚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就在金融危机在泰国爆发的两周之后，卢比的波动区间从8%扩大到12%，利率从8%提高到30%。1997年8月中旬，印度尼西亚宣布放弃爬行的钉住汇率制度，采取更为灵活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9月，印度尼西亚宣布推迟370亿美元的公共基础实施建设项目，将外国人持股比例提高到49%，并降低了153类产品的关税。这些政策是如此激进，以至于索罗斯基金决定做多卢比！10月，印度尼西亚宣布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帮助，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协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协议中要求印度尼西亚实行一系列的结构性改革。16家有问题的银行被迫关闭，其中就有苏哈托总统的子女办的银行。这些银行的倒台引发了整个银行体系信心的丧失，央行不得不紧急向有问题的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恰在此时，苏哈托因病消失在公共场合，这更传递出一个信号，即苏哈托政权已经失去了对全局的控制。出于恐慌，大量的资金流出印度尼西亚，尤其是华人资本争先恐后地逃跑，使得卢比一路狂泻。1998年1月，印度尼西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了一项新的贷款协议，这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改革已经不仅仅是宏观政策，他们要求印度尼西亚对国有垄断企业实行私有化，废除对消费者的价格补贴，并进一步开放进出口贸易。但是，这些过于激进的改革引起了失业率的上升和社会的不满。在雅加达的大街上，华人成为绝望的失业者和暴徒的泄愤对象，结果有大约1 200人丧生，150名妇女被强奸，40座购物中心和4 000家商店被烧毁，数以千计的汽车和民房被纵火。印度尼西亚的大学生上街游行，抗议苏哈托的独裁统治。5月，苏哈托被迫下台。
菲律宾在1997年夏天也爆发了金融危机。1996年，菲律宾的经济增长势头仍然较为强劲，尽管1996年其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例为4.3%，但这一比例从1993年起是逐渐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外工作的菲律宾工人汇回的侨汇补偿了贸易逆差。当泰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投资者也从菲律宾撤资，迫使菲律宾央行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保护菲律宾比索。菲律宾央行还提高了利率，但是这引起了人们对银行不良债权的关注。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菲律宾也借了很多美元。比索的急剧贬值使得借美元外债过多的企业面临破产的风险。菲律宾的股市也随之下跌了60%。但是总的说来，菲律宾受到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因为菲律宾银行在之前的10年内已经经历了3次金融危机，所以其贷款政策比较谨慎。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并不都是面对同样的问题。但是，当着火的时候，哪怕飘过来的只是一点点火星，也会引起更大范围的火灾。导读review
美国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再次显示，繁荣和衰退的轮回是资本主义无法逃避的宿命。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尽管经历了网络泡沫破灭、“9·11”袭击、安然破产等事件的冲击，美国经济仍始终保持着较快的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印度等新兴的发展中大国迅速崛起，出口能源和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大幅度增加。回顾历史，那是全球化高歌前行的黄金时期。但是，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化将受到严重挫折，并经历一次巨大的退潮。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长达近2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时期。然而，在这段时期的头10年和后10年，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增长质量有着显著的差异。如果说1991～2000年是全球经济的“黄金时代”，那么2001年以来则是全球经济的“镀金时代”。1991～2000年期间，随着前苏联解体、印度开放、中国加速对外开放，为全球经济服务的劳动力突然剧增，这段时期，大量的资本流入IT行业，并带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技术革命，带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2000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尽管全球经济增长仍然很快，但是对新技术的研发投入已经大大削减，资本流入房地产，酿成了房地产泡沫。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可能会进入“黑铁时代”。只有爆发一次技术革命，才能拯救世界经济。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格局将出现较大的调整。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尽管美国受到的冲击较大，但由于其经济活力较强，调整速度较快，在未来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可能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欧洲和日本的经济遇到的挑战则大于美国。这些国家体制较为僵化、人口老龄化严重，且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和日本的出口受到影响，对外投资收益将大幅度下降，因此，估计欧洲国家和日本的相对地位将下降。新兴大国比重提高，挤占的是欧洲和日本原有的份额。
导读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和日本，会因为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加速衰落。从现在到2035年，大多数欧洲国家65岁以上人口与18～65岁人口的比例将会增加两倍甚至更高。人口老龄化将导致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熄火，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加重。更为棘手的是，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一国的改革动力也会消失。一个年轻人居多的国家，能够有勇气和魄力作出暂时的牺牲，完成艰难的改革，但一个老年人居多的国家，很难再作出调整。人种之间、民族之间的出生率差异极大，出生率较低的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人口出生率大大超过基督教国家。这种人口的涨落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国家的沉浮。即使欧洲不被“伊斯兰化”，也会被“非洲化”。移民的涌入从经济上给西方国家增加了新鲜的血液，但是在政治上却埋下了内部冲突的地雷。美国金融危机引起全球化的退潮，人口老龄化使发达国家在移民政策上举棋不定，国际政治中的文明冲突渗透到国内政治的分歧分化，这会从基础上动摇发达国家赖以立国的社会契约。
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发展战略必须调整。全球经济将会进入长久的低迷，美国居民将会被迫提高储蓄率，减少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中国的出口进入了一个漫长而漆黑的隧道。过去30多年，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外部和内部的因素都非常重要。从外部的因素来看，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统一的世界竞争平台的形成，很多行业的模仿壁垒和垄断利润都在快速下降。在这种新的竞争环境下，成本优势成为任何企业参与竞争的必要条件。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最新的产品、寻找到最优性价比的企业将成为赢家。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廉价的劳动力，而成功的中国企业，必须创造性地把这种优势转化为自己的竞争力。这就是“穷人的创新”。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出口将遇到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如潮水般的中国出口，将加剧中国和很多国家的利益冲突。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将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猜疑和反对。如果我们一意孤行地鼓励出口，最后会发现在很多场合，中国的声音都变得无人喝彩。该调整发展的战略了。中国无法继续依靠出口实现经济增长，也无法依靠出口实现社会进步，更无法依靠出口完成和平崛起。中国经济得了出口病，只有早治才能早好。讳疾忌医，终将导致病入膏肓。
与调整出口导向战略相关的，是应该尽快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有很长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事实上已被冻结，被储存在了冰箱里，但是，把人民币汇率放到冰箱里面是没有办法保鲜的。与其按兵不动，不如主动出击。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不断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在调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所有方案中，汇率改革都将是必不可缺的。外部的升值压力不可避免地会日益喧嚣，但一个成熟的国家需要做到不为外物所惑。有升值的刺耳声音也好，没有升值的刺耳声音也好，我们都不需要管。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