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杂志好玩儿极了。我们是法国人；我们天生习惯了‘小’；我们可以抽烟；我们能做极其疯狂的事。我们有太多令别的任何地方望尘莫及的自由。”
——卡琳·洛菲德
2005年，《Vogue》出中文版的时候，我有机会跟康泰纳仕集团的董事长乔纳森·纽豪斯见了一面。当时问他，中国的《Vogue》将会是什么样儿？他说：“会像美国版那样务实，”停了两三秒：“绝对不像意大利或者法国版。”意大利，谁敢学意大利人呀？“巴洛克式的意大利人发明了几百年来使全世界眼花缭乱的戏剧形式，他们创造了喜欢炫耀的时代、装腔作势的时代、感情激动的时代；唯一的现实是想象出来的现实。”对意大利的浮夸揣测依然来自路易吉·巴尔齐尼的《意大利人》，在中国，疯狂地认为意大利版《Vogue》主编是时尚老妖婆安娜·皮姬，因为她足够扎眼、足够做势、足够有超脱现实的惊悚力（其实主编是个精瘦的女子弗兰卡·索珊尼）。至于法国版，我猜纽豪斯先生不想、也不指望能再遇到一个卡琳·洛菲德吧。
“黑色？黑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皮草？对老年人来说是噩梦；珠宝？我讨厌表。大宽腰带？以前我迷恋，现在不了。手袋？穿全透明T恤衫也好过拿个手袋，我更喜欢把手揣兜里，让那些妄图两块皮子就卖个大价钱的家伙见鬼去吧。”这话出自一个搞时尚的，那简直是疯了。但卡琳·洛菲德2001年接手法国版《Vogue》之前是这幅德行，之后还是这幅德行。她的经典造型，大概可从办公室墙上跟卡尔·拉格菲尔德的一张合影窥得一斑：直发垂在脸颊两侧，挡住了一只眼睛，露出的那一只阴郁狡猾，打着浓重的阴影，像暮色垂下一般让整个画面变暗，下巴尖利，还有两条纤细但绝不柔弱的小腿。她穿着什么一点儿都不重要，唯一代表身份的，仅仅是重磅道具拉格菲尔德。
接手《Vogue》时，有人说她亲身实践了那个关于Chic的最不知所云的诠释：“Chic就是一无所有，又是正确的一无所有。”她厌恶无限度的购买欲，一件Burberry军用防水上衣就足够了，换换围脖能穿好几季；她不认为有钱就能有品位，开一辆旧得快要烂掉的Mini Cooper；她也穿皮草，因为保暖，后来不穿了，因为那件皮草散发出难闻的味道；她戴十字架，跟信仰无关，她觉得很好看；她自称是个圣罗朗女孩，可轻薄裙子下穿双可以将人砸死的厚底鞋。她一幅反时尚的架势，却被奉承为代表着“高级嬉痞、机车范儿与中年独立女性的结合”。几年来她被《名利场》、《WWD》、《星期天泰晤士报》列在最佳着装名单里，听听她说什么：“我可不懂得时尚。”
卡琳·洛菲德是半个俄罗斯人，父亲是个电影导演，在世时她一直没敢告诉他自己究竟天天在干吗：“说我是时尚工作者，会显得很愚蠢。”几年前父亲去世了，她决定干件严肃的事儿：写个关于时尚的电影剧本，因为《穿Prada的女魔头》不是真的。要感谢母亲，这个家庭妇女最爱看时尚杂志，是个典型的B.C.B.G法国人（bon chic, bon genre：非常雅致，非常有型），在卡琳·洛菲德16岁时，她说，你可以不去上学，你去当模特吧。
她当了一阵子模特，从来都没入流过，直到遇到了时尚摄影师马里奥·塔斯提诺（Mario Testino）和后来的汤姆·福得。她和摄影师的工作室在法国颇有名气，汤姆·福得呢，彼时是披着Gucci这张腐朽旧袍的无名小人物，后者找到卡琳·洛菲德拍照，她拒绝了：“Gucci太老气了，不适合我。”可他电话打了一遍又一遍，总算得见一面。“他太英俊了！不是因为那些衣服，而是因为他，我决定拍摄。”当汤姆·福得被推上时尚圣坛又华丽隐身后，人们都说卡琳·洛菲德是汤姆·福得的缪斯，是Gucci半色情、鬼祟、54号工作室式优雅的灵感来源。她很谦虚呢：“我从来没有设计过Gucci的一件衣服，只是偶尔对他说：‘面料能换成绸缎吗？领子可否再拉低。’”
2001年的法国时尚界，后来总结起来，叫“返老还童的时代”。1980年代伊夫·圣洛朗引领的法式时尚浪潮一去不返，残存的几个时尚巨头，香奈儿、Ba-len-ci-aga、迪奥、Chloé，统统返身到30年代寻求灵感。卡琳·洛菲德十分应景，不仅仅因为她是个有贵族气的前摇滚女青年，还有身上代表着30年代的肆意张扬。她给《Vogue》的第一击是拍摄了英国的安妮长公主，也是个中年妇人了，在卡琳·洛菲德安排下流露出对皇权威严丧失的不满，身着牛仔T恤，胸前印着被红线划掉的“戴安娜”。之后又有以端庄闻名的名模爱娃·赫兹高娃，她围着沾满血的皮围裙，以情欲姿态抚摩手里的屠刀和案板上的猪肉。
等法国版《Vogue》给全裸的约翰·加里亚诺专辟了一个对开页，卡琳·洛菲德算是闯了大祸，办公室被女权主义者的电话和信件围攻，她们不是不能忍受在一本女性杂志上看到男人的裸体，而是因为这个裸体周围有一群貌似甘于受辱的少女模特。卡琳·洛菲德嗤之以鼻：“难以理解。法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巴黎，另一部分是巴黎以外的地方。我们不是法国版《Vogue》，我们是巴黎版《Vogue》，巴黎以外的人们都不喜欢我们。”她简直是故意的，喜欢震动那些时尚分子脆弱的小灵魂。如果时尚也有政治学，卡琳·洛菲德偏好政治不正确，与谨慎使用黑人、讨好广告商、与时尚品牌共存亡的美国版《Vogue》背道而驰。她的最新创举是把一个黑人易装癖分子安德鲁·J弄上了封面。
最有世俗知名度的美国版《Vogue》主编安娜·温特，也出现在卡琳·洛菲德的杂志内页：百年不变童花头、大墨镜、皮草、交叉双腿威仪而坐。只是这是个模特扮的，不知算讽刺还是什么别的，反正幽了美国同行一默。素有传闻这两位主编不合，看上去卡琳·洛菲德很敬重安娜·温特：“她是个成功的商业女性，她对美国90年代的时尚功不可没。”另一位也有赞美：“在卡琳·洛菲德年轻的时候，她就很闷骚（smol-der-ing sex-u-al-ity），她十分神秘，代表着法国精粹的，而不是粗鄙的性感。”这种外交辞令式的礼尚往来让看热闹的很失望，但当传闻卡琳·洛菲德要到美国发展，即将取代安娜·温特后，这个直肠子的法国女人说：“美国人的事情就让美国人来干吧，做大从来不会让我高兴，只会让老板高兴。我的杂志好玩儿极了。我们是法国人；我们天生习惯了‘小’；我们可以抽烟；我们能做极其疯狂的事。我们有太多令别的任何地方望尘莫及的自由。”
世界上没有哪本杂志像《Vogue》一样被拍成电影，又被拍成电视剧，还都不是自我宣传。也许是妒忌，也许是身在此山中，媒体同行更因此嗤笑时尚肤浅：一本杂志怎么做出来，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可它总制造出一些比文艺更有创意的人物，以前是安娜·温特，过分曝光后，当下的时装周又竭力避讳她，推出了更奇异的卡琳·洛菲德。中国的《Vogue》们从诞生那天起就被定位成复制品，它们的主编也各自领取了西洋偶像。听说过其中一位力图向安娜·温特学习，以强悍的独立女性姿态亮相，用西洋参片支撑超人的精力，可有一次见到她不知为什么哭红了眼睛，偷偷地委屈，我想走过去告诉她卡琳·洛菲德说过的一段话：“我是最佳着装，我是《Vogue》主编，很好。可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的一双儿女没有吸毒，30年了，我依然和我的伴侣（他们并没有结婚，因为她认为不结婚，就永远不会离婚）在一起，我们仍然是一个家庭，这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