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任正非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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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打造平台:竞争优势是一把双刃剑 (3)

那么,《华为基本法》之后,任正非又做了什么?走出混沌,忘记《华为基本法》(“忘记”是我说的,华为没有明目张胆地说要忘记)。从这里可以看出,任正非的一个行为或思维特性:从不把优势单纯地作为优势使用,他甚至要把优势变为阻碍企业发展的东西,要打消员工们对这个优势的自豪和依赖。

优势一旦变成你认为你所具备的东西、拥有的资产,你就很可能会教条地、不动脑筋地、不实事求是地运用它……

对于《华为基本法》,我总是倾向于对它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不愿意对它说什么。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它太长,应有尽有,实际上包括了华为的方方面面,如果一旦写华为、说华为,就动不动拿《华为基本法》说事,实际上是同义反复,没完没了;第二个原因我已经说过,《华为基本法》根本就没有实施过,这是我很顽固的想法;第三,《华为基本法》只有任正非才能解释;最关键的原因是第四点,即《华为基本法》是否定性而不是建设性的。因此,对《华为基本法》,我的态度是尽量不去专门说它,而是需要时就提一下、说几句—这也是任正非使用《华为基本法》的方式。

但是我也很理解《华为基本法》的重要性。《华为基本法》的重要性有多重意义,比如它是划分华为早期阶段和成熟阶段的一个分水岭,比如它是展现任正非综合素质和权威的一个“伸展台”。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华为基本法》对任正非在打造平台上的重要性:任正非即使是在打造华为这个平台时,也不得不以否定的方式去做很多事情。因为华为跟其他企业一样,充满了权势型和历史沿袭型的东西,任正非必须跟它们作斗争。任正非为什么要搞《华为基本法》?从其动机来说,可能是为了总结华为之前的经验,将企业家个人的能力转化为企业的制度性规定;而从其效果来说,就是为了否定华为文化—为了使企业文化、价值观不成为一种教条!这是一种否定性的做法,然而又不得不做。

在《华为基本法》前后几年,正是华为文化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简直就像一个英雄系列的连续剧:《不要忘记英雄》、《谁是英雄》、《呼唤英雄》等一系列相关的文章在《华为人报》上不断地推出。从这些标题中就可以看出华为对于英雄的理解其实是很跌宕起伏的……正当“英雄文化”达到一个小高潮时,任正非马上刀锋一转,春风化雨地推出了《华为基本法》。《华为基本法》要做的就是告别华为的英雄时代。

《华为基本法》还算是务虚的,否定还在言词、说法上。《华为基本法》之后,任正非在更高的认识水平上,开始打造一个能将华为实际导向世界级企业的平台。这一次他是直接拿来了世界级企业的做法:1997年,任正非率领几个骨干去了一趟美国,被“传经送宝”,回来后他们带回了IPD,翻译成中文叫做集成产品开发系统。IPD是务实的、建设性的,然而很快,任正非就在实践中用否定性的方法推行IPD,其否定性在于削足适履,完全不因地制宜地、甚至带点强制性地去全盘实施来自IBM顾问的IPD以及ISC(集成供应链)等流程。这些流程如此之多,而且各系统、流程之间有不少重叠、矛盾之处,以至于我都觉得顾问有巧立名目、强行推销之嫌。但任正非不顾这一切,几乎是照单全收,不仅花重金聘请顾问,还美其名曰“先僵化,再固化,再优化”。

要做一点建设性的事,就得先去做大量的否定性的工作。这就是做伟大的中国企业家异常难的原因所在:权势型和历史沿袭型到处充斥,随时想要冒出来,企业家必须时刻打起精神,将它打压下去。打得赢或打不赢倒在其次,关键是它们层出不穷、俯拾皆是,会折磨得让你连打击它们的意愿都没有。在打压权势型和历史沿袭型方面,非得铁石心肠才可能扭转一下局面,而一旦心肠稍微一软,便很容易重蹈覆辙、重回老路,让任何一点新颖之处、改进之措施变成一种“走过场”,再好的设想和计划,也变成了“假大空”。

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不去“削足适履”,强迫实施已定好的方案,那么,对于顾问设计出的流程,研发部门可以以这不符合实际情况、那样改变程度太大、强行改的话会耽误研发时机等为由,将流程计划改得七零八落。以中国人的聪明灵活,做到这些一点儿也不难。然后再在这里加点不痛不痒的改造,在那里设置点新部门、新职位,兜一圈又回到了原来的运行方式。作为中国人,对这样的改革方式和结果,我们所见所闻的太多了。

这也是我们说华为打造平台难的原因。打造华为平台是任正非从一开始就在做的事情,可是一直未定型,可以说期间反反复复、拉拉扯扯、未有宁日,直到近几年才算稍微定了点型。我们说打造平台,可是一个平台要打造一二十年,如何去说它。

打造平台是个建设性的事情,任正非却不得不始终以否定的形式去打压那些权势型、历史沿袭型的东西。这其中的难,就像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面临的来自各个方面的棘手事情。在一国范围内、在政界,否定性地去打击权势型、历史沿袭型的难度之大,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相对来说,在企业实行这种否定性的变革,则较为容易。

否定性是自我批判之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任正非开始频繁地说自我批判正是在《华为基本法》之后。或许正是通过《华为基本法》的起草、颁布过程,让任正非突然认识到,权势型和历史沿袭型的力量是如此之大,随时可能沉渣泛起。因此《华为基本法》一完成,他就必须超越它,就必须打击那些随时可能冒出来的以为可以以《华为基本法》的颁布而毕其功于一役的人和习性。

因此我们说的是任正非打造平台,实际上看到的是任正非持续地批判、打压、纠偏:做市场要“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还要“烧不死的鸟是凤凰”;搞开发要让“创新成为华为发展的不懈动力”,又要让那些开发人员经历“从泥坑里爬起来”的煎熬;既要华为员工“在做事之前学会做人”,又要“警惕不会做事的人学会了做人”……总之处处都是打压。

叫人如何是好?无所适从。然而这并不是身在华为的华为人的感受。一来,华为人久而久之习惯了;二来,由于这些做法很辩证,而中国人抗拒不了辩证的力量。

任正非认为这叫拧麻花。我认为这叫理想型时刻面临权势型和历史沿袭型的反弹,稍有不慎,便前功尽弃。这也让华为平台的打造花费了异常长的时间,实际上没有一个时刻或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可以宣告华为平台打造成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任正非最怕的就是华为成为“沉舟”,要向前、向前、再向前,虽然挺费时费力,却防止了“竞争优势成为双刃剑”发挥自伤的作用。任正非不让任何东西成为教条、僵化的东西,因此确保了整个组织始终处于“激活”状态。

若问任正非最擅长的是什么?答曰:“是打铁,是打压,是打造平台,是打造没有任何明显优势或任何因素都不构成支配力量的平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任正非与一切竞争的事理基础。打铁是锻打华为人,把一种不错的材料锻造为堪当大任的真材实料;打压是打压惰性和不思进取的行为模式,如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江湖习气、唯命是从、个人英雄主义等,这些都是打造平台的内在组成部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制度性在中国的欠缺是很根深蒂固的,可以说我们的文化虽然悠久、丰富,却基本没有制度文明。这是我们大吼制度改革这么多年,取得的进展却很缓慢,远远跟不上经济增长速度的原因。

从制度这个角度说,任正非对中国的企业更有启发意义。为什么?因为打造平台是更为制度性的方式,是更全面挤压各种短视行为和投机心理的泡沫的做法。因此打造平台首当其冲的一个任务就是,不让平台本身成为一项自傲的优势。在任正非眼里,看到的都是问题、漏洞,因此他也更倾向于通过灵动的合理性而不是固化的形式、形象来谋求问题的解决。我们已经知道,理想型或其实践属性合理性,是一种理论或语言,打造平台对其需求异常巨大。华为在没有优势的情况下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打造平台,意味着华为对合理性的实践更早、更多、更充分。

对于早期的华为来说,打造平台是从最简单最朴素的合理性开始的,其实就是“万路丛中择其艰”。不投机,从最基础的事情做起,走一步夯实一步,夯得不够实,再夯。在企业形形色色的各类事物中,很少有比平台更复杂、更具不可摆脱性的事物。任正非从很早就开始着眼于企业里最难事物的解决,企业能不更具发展后劲吗!这或许可以叫高级机会主义,但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由此我们不得不称任正非为理想型企业家,他以自身巨大的非对称竞争优势,去对抗别人的一般性竞争优势!由此,理想型企业家把发展之路做到了最实处。你不能指责理想型太理想色彩了,因为它比你更做实;你不能怪它很功利、很世故,因为它比你更有抱负、视野更深远……我们—尤其是创业者、企业家—必须记住,理想型如今是最现实主义的、最功利的,企业家不必因为自己功利而脸红,但要为自己不是理想型而心虚。

所有那些失败了的、曾经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家,他们最后悔的,是不是没有及早进行平台的打造、组织的建设呢?他们感到最莫名其妙的,是不是当初以为自己拥有优势—“第一”、“最大”、政府支持—本以为可以凭仗它驰骋天下、名利双收,没想到它反而成为打倒自己最锐利的“后矛”呢?

过去的已经过去,后来的企业家、创业者,对打造平台一定要早早地三思而行。

平台性的革命

平台的打造一旦启动,就再也没有一句话可以概括这个过程了。我们在华为平台的打造过程中,再也看不到《华为基本法》这样听起来有力度、说起来条条是道的事物,也没有同等吸引眼球和轰动效果的东西。平台的打造就深度和广度而言,是没有边界和可以穷尽的时候的,它是由无尽的细节和微观环境组成的。也因此,我有时候会情不自禁地把平台叫做平台性。

打造平台是一个漫长、细致的过程,对它的再叙述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决心创业或在你自己的企业里下决心变革,你才能在实践中体会打造平台的酸甜苦辣。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华为的任正非因为打造平台做得好,所以取得了平常企业难以取得的成功。我们说任正非打造平台,其实往往只是在说他打造平台的难度。我们看到他一次次地敲打,也看到他一步步地否定。我们甚至拿不出一个一打即可以造好的平台,没有这么纯粹、完好无缺的一个平台可用来举例。无论怎么写、写多长,都不足以把打造平台写清楚,它只跟打造者即企业的领导者有关—最好他以市场为自己的领地,最好他是理想型企业家,有客观性智慧,并且是企业的坐标,否则他真有可能难以胜任这一耗时费力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