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任正非是华为的坐标。因为他提倡什么，就会在制度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将所提倡的体现出来。华为的员工持股制度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我们刚进华为的时候，对华为也不是很了解，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预期”的，也没有指望成为华为的“股东”。进入华为后，自然感觉到了华为文化的好，知道任正非提倡团结合作和“不让雷锋穿破袜子、不让焦裕禄得肝病”，但我们也没太放在心上。“团结、合作、求实、创新”这样的词语无论在哪个单位或大学都是刻成了碑、写成了标语的，而雷锋、焦裕禄只不过是领导讲话中常用的比喻罢了。但没过多久，公司给每位员工都配了股，当然大部分新员工想都没想就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公司推进的是员工持股制度—华为由华为人百分之百地拥有，也知道了每一个在华为奋斗的人都有资格配股，而那些离开公司的人则不能“继续”分享华为发展的果实，必须退股，因为他们没有和华为人一起继续“艰苦奋斗”。多么可爱又多么实在、有道理的说法和做法啊！一家企业就应该有任正非这样的坐标：提倡什么，就推行相应的举措。
更让人觉得任正非是坐标的是，他对问题不是一次性或象征性地解决，而是制度性地解决。这一点就不常见了。我们知道，中国的领导者，向来在早期奋斗阶段都能身先士卒、卧薪尝胆、同甘共苦，但很少有能在制度性层面早早就作了充分思考并进行恰当安排的。任正非虽然看起来没有“老板气”、“教父气”，却在制度安排上做得比任何一位所谓的“教父”都好。这是华为发展基础很牢靠的一个主要因素。
企业成功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通过华为的成功，我发现影响一家企业成功有三个关键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企业是否能赢得关键性的竞争，尤其是阶段性的最后竞争。在这一点上，华为人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们目睹了任正非在过去20年间带领华为赢得了几乎所有的阶段性的、关键性的竞争。虽然有的在当时看是输了，但长远看，还是证明华为“赢”了。在技术产品上的一步步成功就不说了，单说一下任正非赢得了企业文化之战。企业文化如何能赢、如何去赢，又与谁争呢？改革开放后我们从外国引进了“企业文化”，一时间大江南北每家企业都在说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然而，很快企业文化就成了形式主义的东西、光说不练的东西、喊口号的东西。任正非赢得企业文化之战包含三层含义：其一，华为提倡企业文化，并靠“华为文化”增强了员工的凝聚力和客户的认可度；其二，在建设“华为文化”的过程中，任正非努力不懈地做实而不是仅做表面文章，逐渐把形式主义旺盛的虚火消除，形成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其三，通过《华为基本法》的起草和发布，任正非“及时”超越了企业文化，使“华为文化”融入、物化为具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使得组织效率和合理性程度越来越高。做到了这三点，说任正非“赢得”了企业文化之战，是不为过的。
企业成功的第二个决定性因素，是领导企业的企业家个人的人格素质；第三个决定性因素，则是企业家的言行一致性或言说的力度。
为了深刻理解作为企业家的任正非这一坐标，我们必须借助点传统智慧。
在此，我借用古代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的概念，将“三不朽”和这三个决定性因素进行一个简单的比附，或者说将这三点作为对一个企业家的终极评价的决定性因素：赢得竞争是立功，领导者个人因素是立德，企业家言说是立言。
有人或许会说，这样比附不恰当。中国古代的圣人概念何其神圣、高尚，怎能把这个概念套用在急功近利、重利轻义的企业家身上。我原也以为，这样的比附不恰当，几近无厘头。但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无厘头时代，没有什么是“不恰当”的。当然，真正的原因是，我从任正非那里学到了一种可爱的实践精神。实践精神如何可爱呢？那就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这种拿来主义“不分轻重”，只取其义。靠这种可爱的实践精神，拿来“三不朽”看起来虽然有点不知轻重，却隐含一种深刻的认识论：几千年来我们的文化都忽视了这一点，因为尽管我们景仰圣人、伟人、悠久的文化，但往往把它们神圣化了，只作为教条或偶像而用，从不认真地以平等观念、进步观点看待它们。却不知，一切圣人和伟大的哲学、宗教、文学，莫不是以平等为圭臬。如果我们对之过于神圣化、偶像化，实际上是在远离、违背它们，在现实中我们只把它们高高挂在上面或口头上，它们既没有成为实际上的行为典范，也没有在思想上成为激发我们的原则和灵感源头，反而成为我们语言上的限制、精神上的禁锢以及思想上偷懒的原因。
任正非却不是这样的。“从泥坑中爬出来的人就是圣人。”—也只有他敢这样用“圣人”这样的“大词”。一个这么神圣的词就这样粗鲁地用在这里。说明什么？说明他思维不教条，说明他很重视实践。“圣人”如果仅仅是个崇拜的对象，那么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分量了。任正非是一个活学活用、很拿来主义的人，他将任何东西都实化为具体可言说、可理解、可实践的东西，所以他才说：“我的专长在于逻辑，不在语言……”因此他没有语言上的过分矫饰、虚套，也没有用词上的顾忌。“明智的妥协是一种让步的艺术，妥协也是一种美德，而掌握这种高超的艺术，是管理者的必备素质。”他的话不官方，很流畅，是大白话、实在话，一下子就赋予“妥协”新的积极意义。这样的例子在他嘴里比比皆是。
细心的人应该会发现，任正非挺喜欢用“大词”或“大道理”，比如：“华为以产业报国和科教兴国为己任，以公司的发展为所在社区作出贡献。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不懈努力。”又比如：“我们认为，劳动、知识、企业家和资本创造了公司的全部价值。”“我们遵循价值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在公司内部引入外部市场压力和公平竞争机制，建立公正客观的价值评价体系并不断改进，以使价值分配制度基本合理。衡量价值分配合理性的最终标准，是公司的竞争力和成就，以及全体员工的士气和对公司的归属意识。”
可是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大而无当。要是以前政治学习听到领导这样讲，估计台下早已呼噜声一片。
听任正非讲话不会打盹有两个原因：其一，他用的“大词”有个细微的落脚点，比如我们不仅是“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努力”，也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其二，他的思想和说法是实的，是实指，当他说“不让雷锋穿旧袜子”时，不仅仅是比喻，是实指。同样，“工程商人”是实指，“削足适履”是实指，“是金子总会发光”是实指……
思想有落脚点，含义又是实指，这难道不是“立言”的前提？我到华为后受到的第一个小震惊是听到任正非说：“学而优则仕是千古真理，委曲求全是人生真谛。”学而优则仕是“文革”时期死命批判的观点，委曲求全在我们脑海里根本就是贬义词。但在任正非那里却有一种入木三分、思想无禁区的力量，虽然说得很突兀，不是很漂亮，也不足以成为名言警句，但劲道十足。我们说言行一致，言说的作用格外关键。任正非有这个素质，不简单。
“三不朽”是什么？换成耳熟能详的大白话，不就是“当老实人，做老实事，说老实话”吗？
“圣人”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的一个主要“概念”，而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些个僵化的人格化存在。在《道德经》、《论语》等经典中，“圣人”这个词屡见不鲜，按我们中国人一般的理解，所谓的“圣人”就是指老子、孔子等少数几个人，但是他们其实是言必称“圣人”的，那么他们所说的“圣人”又是谁呢？难道还有比他们还厉害的人？其实“圣人”就是一种理想人格，任何人都可以用，用在任何人身上都可以，不应该有恰不恰当的问题。我们不应过分地去神圣化古代的理念，否则，古人的东西于我们今人全是死去了的东西，没有任何价值，这不是对待古代文化的好态度。
我是偶然想到任正非是坐标并进而用“坐标法”去评判企业家的。
有一天我听中国台湾地区的傅佩荣教授在电视里讲解《道德经》，说老子所谓的“圣人”就是指悟道的执政者。这让我想到了企业家。企业家是全面负责企业组织所有事务的人，因此说企业家是“执政者”并不为过（想想看，英语里的“总统”、“总裁”、“校长”也都是同一个词：“president”）。以这样的角度来看企业家，一下子激活了我的思维：伟大的企业家就是悟道的“执政者”，就是某种担当“坐标”的人。
评价执政者当然要看他是否取得了“事功”。在事功方面，任正非确实做得非常踏实，时机把握得很好。“华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大问题”，这是因为在每一个阶段性的关键竞争中，华为都赢得了竞争。我们粗略地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