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主观的，但人也有客观性智慧。企业家成为坐标，是对那些具有客观性智慧且能长期将其贯彻、运用下去的企业家而言的。并不是每一位企业家、每一位老板，都可以成为坐标。其原因在于，企业家多是以自我为中心、以利益为驱动的人。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下，企业家很容易在一个组织里成为相对没有约束、独揽大权的“土霸王”，很容易对自己“不客观”、“不智慧”，企业办着办着就成了“私人王国”。然而一个“私人王国”要取得华为这样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客观性”在这里指的是对人、对己、对事都是客观的。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客观性智慧就显得格外重要。从科学的角度看，客观性是真正的智慧，至少是智慧的基础。
我们说，华为有一种客观性氛围，应该说这与任正非的这种智慧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客观性智慧”里的“智慧”这两个字当做一种知识。知识人人都可以理解，就像每一个开车的人都知道不遵守交通规则就会堵车，但这种智慧必须密不可分地与实践、行为联系在一起。
任正非喜欢阅读。我发现不少企业家都有这个特点。以前我的一个办企业的同学偶然知道我在《华为人报》工作后，便向我要《华为人报》、《华为文摘》以及一切华为的企业文化资料。而且，他不是要一份，而是几十份，越多越好。他要把这些资料放在自己公司的阅览室让员工看，要寄给设在全国好几个城市的办事处，让他们看。那时他正处于创业的较早期，正掂量着如何发展壮大，那也正是他崇拜任正非的时期。他老半真半假地开玩笑说：“真希望去华为这样好的公司工作几年，哪怕扫地、看门也行。”很多年过去后，我去他所在的城市，偶然看到当地报纸有一篇报道他的公司的文章，里面有一句话，说他的公司是“建材行业的华为”。
企业家看任正非，与我们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知识，他们看到的是一种能够学以致用的智慧。
企业家由于长期、广泛地与现实中的各类具体而微小的事情、问题打交道，很容易迷失在具体的事务之海和算计之中。除非只想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否则他们格外需要方向感、经营灵感、做正确的事与正确做事的事理与思想支持，以及各类合法性、合理性的理论支撑。
任正非不仅喜欢阅读，也喜欢在阅读中“寻找同类”，还喜欢把他欣赏的文章推荐给全公司看。这可能是企业家的“通病”：他们并不想直接灌输，而是希望员工自己去领悟。他们总是希望员工能够自觉地承担起责任，而不是敲一下动一下，不敲就不动。我在《华为人报》的时候，《华为人报》编辑部经常会收到任正非转来的外面的文章，通常是从杂志上撕下来的纸页，上面写着：请《华为人报》刊登。偶尔，他还会写上几句话作为编者按。我曾经保留了不少这样的纸页。有一次部门搬家，不小心遗失了一整箱往期的《华为人报》和这些零零散散的资料，让我遗憾了好一阵子。
有一次任正非转来《半月谈》上的一篇关于湖北某县委书记蓝胜利辞官回乡种树的报道，便在公司发起了捐款。《华为人报》的一位编辑还奉任正非之名专程去当地采访，把捐款交给了蓝胜利。任正非看重的就是蓝胜利身上那股在外人看来有点傻乎乎、难以理解的实干精神。我专门到网上去搜索了一下“蓝胜利”这个词，发现他早已回归了官僚组织，“当了两年半市长，蓝胜利与单位签订‘停薪留职’合同，在齐岳山承包了3 000亩土地，下海。从1997年年初公司正式运营，到1998年年底被迫上岸，前后只有两年时间”。据当时媒体报道，上山开荒后，“蓝胜利被当地派出所罚过款，扣过车，抓过人”。“自己原来看不到的东西都出现了。”不知任正非看了他的结局后会有什么感慨。
很可能，任正非什么感慨都没有。任正非深知实践之难，也深知找到同类之难，他只是始终不懈地去寻找能一起“奋斗”的人、愿意“艰苦奋斗”的人，别人是否能做到，他也不会过于勉强。
如果有心去统计任正非的阅读推荐，会发现绝大部分都是跟积极进取、艰苦奋斗、锲而不舍地做某件很小的事有关的故事。比如，《硅谷：生机盎然的坟场》讲的是硅谷的成功凝聚了一代一代怀揣发财和创新梦想的人的牺牲；《可怕的曾国藩》讲的是成就了大功劳的人一生谨慎做人、兢兢业业做事；《我国柴油机为何比不上美国》讲的是美国的柴油机运转十分好，铺在它下面的红地毯干干净净，而我们国家的柴油机漏油太多，会把地弄脏，因此同样马力的机器，我们的卖价不到别人的1/10。
这些文章都是正面的、传统的，有时候还带点人生激励与说教的味道—对，这就是我想说的任正非的客观性智慧的属性！它完全是基于人类的一种普遍智慧，并不是秘密的法术、神奇的诀窍、不传的秘方，其获得并不需要像寻找《九阴真经》、《葵花宝典》那样的奇遇、艰险，以及神人相助。
客观性智慧有一种属性，即它是古今中外文化都比较一致认同、接受的，毫无偏见，也没有投机性，人们都可以感同身受地感受到其实在性的智慧。正是在这种客观性智慧的基础上，企业家任正非以自身为基准建立的坐标，才可以渗透至全公司。当然，企业家要持之以恒地贯彻，才足以保持这种客观性。拥有客观性智慧的人，倾向于保持这种惯性，何况任正非还会进行自我批判。如果有人真要去寻找华为发展的秘诀，我会提醒他，找来找去，最终将会一无所得，华为并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秘诀的东西。若有，那便是自我批判，不过这一点很难学。自我批判是任正非的独门绝技，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客观性智慧的一种体现、代表性象征—即使对待自己，也是客观的。这是客观性智慧的一个核心支点：如果对自己都不能客观，又怎能保证对其他人、其他事物客观呢？而任正非之所以能带领华为撬动世界电信业，正是以他自身为支点的。
任正非属于少数能够以自身为坐标而整个企业又以这个坐标为基准而搭建的企业家。我认为这类企业家还有巴菲特、乔布斯、韦尔奇（说出这些名字我感觉有些没面子，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地球人都知道这几位企业家的鼎鼎大名。“难道就不能举几个其他的例子吗？”很遗憾，别的名字并不多。这说明能成为“企业家坐标”是何其难啊！），他们的企业无不以他们的老板为基准。这类企业家由于是坐标，他们知道要改变就要按坐标和原则来行事，他们是那种“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的人。“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是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口号，我认为它的价值很可能比那个年代传诵一时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还要大得多。它印证了客观性智慧不因时代和文化而区别，因而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特性，其中的关键是实践者必须成为坐标！
见识过任正非的人，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然而对于企业家而言，立功第一、立德第二、立言第三，至少他不是应该首先或仅仅以智慧闻名的，而且智慧毕竟不是“点子”—有一阵子我们国家很流行点子大王，好像任何一家企业只要找到这样一个人，灵机一动、拍拍脑门，想出一个点子，企业便可获救—他的智慧要有用武之地。客观性智慧是一种参与式智慧，而不是旁观式智慧，它是要以自身为支点投入实践的。
这个运用智慧的地方，就是市场。要征服市场，光有聪明、智慧还不够，必须是客观性智慧。
一个人的心有多大，他的天地就有多大—这是不是一种客观性智慧呢？我想是的。我们终将发现，任正非的“领地”其实不是华为，而是市场。华为则是任正非驰骋市场这个领地的工具或平台。我们这样说，其实也不矛盾，是事物发展的过程和顺延结果。区别两个“领地”最明显的是《华为基本法》，在其之前，华为可以说是任正非的领地；在其之后，市场开始自觉地成了真正的领地。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将反复提到《华为基本法》，除了因为其本身的重要性和微妙性之外，还有一个叙述上的原因，即我们用它简单区分华为的生长期和成熟期。
现在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客观性智慧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智慧，拥有这种智慧的任正非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去驰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