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历史记载，孔子34岁时曾“适周”向老子“问礼”，过了两年，也就是公元前516年，周景王死了，他的儿子王子朝与悼王、敬王争夺王位，周王室发生了内乱，王子朝因争夺王位失败而带走周王朝的大量档案典籍逃亡楚国，身为“周守藏室之史”负责保管国家档案典籍的老子也因而去职。有学者认为老子比孔子年长20岁，以此计算，老子时年约56岁左右。去职后的老子回到了陈国，主要是从事讲学活动，还到鲁国呆了很长一段时间与孔子有过多次交往。
老子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和丰富的从政经验，与孔丘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论。
老子与孔子在学术观点上的主要分歧，除《史记》中有记载外，在《老子》里也有充分的反映。书中有些记述就是与孔子的活动有关，也透露了老子与孔子之间学术上的分歧。
《老子》这部书应该就是老聃在讲学时，针对社会现实所编写的教材，由于是讲学用书，因此以“解释”为主，所以句子中的副词比较多。
孔子73岁时就离开了人世，历史开始进入战国时期，这时老子还健在，应当已有93岁的高龄。第二年楚灭陈，老子离开家乡……
《老子》是一本老聃在长期的讲学过程中所形成的书，通过他学生的传播，在当时社会上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由于古代无纸，简册就是当时用来书写和传播文化思想的主要工具。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有甲、乙两种版本。两版本的书体虽有些不同，但都属于隶书范畴。从乙本避刘邦讳，可以断定它是汉朝的抄写本无疑。帛书《老子》（甲本）由于不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因此可以推断它当抄写于刘邦称帝之前，就是说它并非是汉代的物件。
过去按照东汉儒教许慎所著《说文解字叙》的说法：隶书出现在秦篆之后，是“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之所作也”。
可是后来发现是骗人的！
现在从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一千一百余枚隶书秦简和1980年又在四川青川郝家坪出土两件隶书战国木牍的情况来看，隶书的出现与流行应早于秦篆。
现代大量考古发掘证明，隶书在战国时期就已广泛使用于以竹木为书写材料的简牍上。文字的变革是书写工具与材料改变所逐步形成的结果。
隶书的出现决不是凭某个人的灵感能创制得出来的，它与简牍的广泛使用是分不开的。
这说明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老子》（甲本），绝对不会是汉代的至少是秦代所遗留的物件。由于秦王朝只有短短的十五年历史，因此甲本帛书也很有可能就是直接从战国时期的竹简上转抄过来的，它有可能是迄今为止所发现保存最为完整、最接近原貌的《老子》版本。
《老子》（乙本）不但成书较晚，由于文中有避刘邦的名讳，所以它应当就是当时与《道德经》同时在社会上流传的《老子》版本。
由于马王堆汉墓的主人，是出身于侯爵之家的豪门贵族，因此他们所得到的传抄脚本应当是正宗的标准版本。因《老子》（甲本）不避刘邦名讳，可以肯定在当时它是只能秘藏而不可流传的版本，由此可初步判断1973年从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的母本就是未被篡改前《老子》原作的最后完成版本；也就是说《老子》（甲本）是最接近原貌《老子》的版本。
三国时魏人王弼的注本《道德经》是现存通行本中流传于文人系统中的最早版本。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与魏王弼注本《道德经》，是目前最具可比性的两种版本，也是研究原貌《老子》与《道德经》之间差别的重要依据。
只要再仔细分析一下汉帛书《老子》（甲本）与魏王弼注本《道德经》在文字内容上的差异，就不难勾画出这两位真假“老子”作者各自不同的身份与政治面目了；也完全可以进一步证明《道德经》不是《老子》、李耳也不是老聃的结论，从而解开这个困惑学术界长达二千多年的谜团。
《道德经》篡改《老子》原作的文章结构，把原本不分篇章的《老子》，分割成为上、下篇共八十一章，并按照宗教理念进行编次颠倒、段落错综与文字改动，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经过如此结构与字句大变动的文章，还能是原来的文章吗？
因为小学三年级的《语文》中有“老子是孔子老师”的课文内容，本人曾就此问题向一位只有10岁的小学三年级学生，提问“《道德经》是否还是《老子》”时，很快就得到，由于123456不等于543621，因而《道德经》已不是《老子》的回应。“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应该是十分简单而浅显的道理，据此本就足以说明问题，不必再作赘述。
然而二千多年所形成的观念，使大多数人都难以接受这一事实，因此有必要就其在文字内容上的改变，逐段、逐句、逐字地进行详详细细的比对分析，看一看《道德经》到底是不是《老子》，它与《老子》在文字内容上究竟有哪些差别，《道德经》篡改老子思想的真实意图又何在？
下面就将以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为底本修复后的文字与魏王弼注本《道德经》按其分章进行内容上的详细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