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给学生布置这项作业时，他们的拒绝让我感到惊讶。当时，我教的这些学生和我曾经教过的研究生一样积极性强，也很聪明，以我的经验，他们要完成这一比较不同观点的作业没有丝毫困难，但是为什么他们对这个作业会如此抗拒呢？
答案就是这个作业的形式和典型的研究型论文不一样。如果是传统型的作业，学生们只需要确定自己能完全理解主题即可，而在这个作业中，他们需要理解和自己观点完全不同的另一面。例如，探讨基督教科学派的学生必须了解这个教派的机构、历史、教义和主要信念。这个作业的独特性在于：学习与自己完全相反的观点，主要目的不在于以分析的方法来评价对方，而是要尽力去理解他人是怎样以如此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的。如果用奈尔 诺丁斯（美国著名教育家，提出关爱教育理论）描述的数学老师和麻烦学生的例子来做类比，我的学生们在完成作业时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努力理解“他人”眼中的现实。
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去寻找已经公布的相关资料，或者对他人进行访谈，以此来通过他人的眼睛看待世界：如热衷家庭教育的父母、基督教科学派教徒、皮条客、反对使用利他林（译者注：最常使用的儿童多动症药物）的父母、反对堕胎合法化的人，或者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贵格会成员。和传统作业不一样，这个作业并不是要在不同观点间发起一场辩论，最终再分出个高低胜负，而是要找到正确理解他人观点的方法。
正是作业的这一要求引发了学生们的不安。在最初布置作业的时候我并没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发现彻底从他人的视角看待问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传统作业中，学生们只需要对某一争议问题的利弊进行仔细分析即可，而在这一作业中他们感受到了困难，所以即使是能顺利完成传统作业的学生也对完成这项作业抱有犹豫不决的态度。慢慢地，我开始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如此谨慎。如果我们真的能理解他人那些应受谴责甚至是冒犯自己的思考或生活的方式，那会对我们自身的价值观带来什么（而正是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对这些与我们截然不同的观点作出了评判）？如果他人的视角真的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其实在看待世界的时候有一些偏差，那这种意识又会引发对自身的怎样的质疑呢？它们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许多学生正是害怕这项作业会动摇自己的价值观，而这是他们最为珍视的部分，包括一直坚持的价值观和信仰。他们本能地发现，越是清晰地理解跟自己截然相反的视角，他们就越难将这种视角视为错误。一旦我们真的从另一极端的视角来看待世界，一旦这些本来令我们感到厌恶的行为、生活方式或信念变得能被理解，我们又怎能再将它们视作错误？我们也许无法得出结论证明某种观点比另一种观点更符合道德？如果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多种观点并存的灰色世界里，是否将彻底失去引领我们的道德罗盘？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一个大学生的面试中，她被问到希特勒的行为在道德上的对错问题：
学生：嗯，从我的观点来看，我会说希特勒的行为真是非常恐怖……你是问我他的行为在道德上的对错吗？
面试官：是的。
学生：哦，他的行为在我看来确实是错误的……他们……很难说，但是他们可能做了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
面试官：他到底对了或错了？他相信自己做对了，所以他对了吗？
学生：不——因为我是从我自己的观点来看，但是如果你问希特勒，他可能会回答“对的”。应该说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这依赖于你的参照体系。
这个学生，尽管她个人非常确定地认为希特勒的行为很恐怖，但是也不能对他的行为作出更普遍意义上的道德评判，似乎正是因为她意识到他人会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某个行为或信念，她才无法对希特勒的行为作出评判。
这个学生的处境和很多宣称“一个人的恐怖主义正是其他人为自由在奋战”的人相同，这些人获得了令人震惊的意识，即他人会以完全不同于自己的视角来看待世界，这种意识看上去使人们不能将任何带有“颜色”的判断强加给任何人、任何思想或任何行为。哈佛大学教授、教育研究者威廉 佩里发现，学生在发展自己的智力和伦理道德的过程中，有时会体验到这种道德评判的无力感。幸运的是，这种无力感往往都是暂时的。最终，大多数学生都能越过它。他们意识到，即使是那些认为希特勒的行为正确的观点，他们也可以理解，但是他们仍然不同意他的行为是自我防御或他没有犯错。
推而广之，我们可以理解各式各样的人，如连环杀手、强奸犯、儿童性骚扰者、有内幕的证券交易人、撕毁账簿的会计、宣誓后仍然撒谎的政府官员、背叛的配偶等，但是仍然认为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不会动摇我们的道德标准时，其实我们可能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和我们不同的观点。事实上，一些哲学家指出，我们能通过他人观点看待世界的能力是将我们自身的道德和他人道德进行情绪连接的最真实基础。
芝加哥大学哲学家玛莎 纳斯鲍姆在她的《思维动荡》一书中提出，对道德体系来说，情绪十分重要，因为情绪和同情联系在一起。纳斯鲍姆写道：“所有的正常人都能想象穿着另一个人的鞋是什么感受……这种思维是人类情绪和道德生活的基础……因为它是同情和爱的能力的基础。”对他人的同情性理解能引发道德行为，而不是道德无力感。
◎世界并非非黑即白
如果世界上的好人和坏人有明确的区分方法，那么对于人们来说，要作出符合道德的规范的决定就容易得多。记得孙女克劳蒂亚 3岁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商店里闲逛，她看到一个玻璃花瓶上有描绘内战的图像，上面排列着许多穿蓝衣服的士兵和穿灰衣服的士兵，相互在攻打对方。克劳蒂亚问我：“哪方是好人？”我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好人，我们的目标也许并不就是纯正义，而敌人也不完全是邪恶的。
例如，在当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中，一些以色列预备役军人开始拒绝在 1967年边界外的地方作战。2002年 3月 6日，314名预备役军人共同签署了一份文件：“我们，以色列国防军预备战役官员和士兵，一直秉承犹太复国主义、牺牲及为以色列人民和政府献身的原则，已经为前线战事贡献自身力量，也第一次武装起来，无论多寡，都将为了保护以色列政府并使之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此宣布：我们将不会继续这场殖民战争……我们将不会为了统治、驱逐、奴役任何一个人而越过 1967边界作战。 ”
要采取这样一种立场——一种被很多以色列公民看做不忠诚、危及以色列自主、对巴勒斯坦敌人有利的立场——是无比艰难的。你在听到如何达成这一决定过程的话里就能理解这有多么曲折：“我们，眼睛充满着由于战争导致的双方的血淋淋的损失……当知道在边境内的命令是如何被执行时，我们毁坏了自己从小在这个国家获得的价值体系。”采取这样的立场是不容易的，即使你相信你了解了什么是对的后要做起来也不容易，因为你也许将和家庭及亲密的朋友都变得疏远。
另一方面，克服自己的偏见因此能更清楚地看到他人的视角也是希望的重要根源。推己及人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长期冲突，从而避免造成不可估量的痛苦和损失。我们收获的更广阔的视角也能显露出和对立方观点的各种共同基础。虽然我们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紧紧抓住不同的观点，才能有效利用它们而不是听任它们溜走，但是，这么做之后的领悟就能极大地免除这些观点的影响，有时甚至是革命性的。
◎开放、有效地利用各种视角
心理学家迈克尔 巴塞基使用词语辩证思维来描述有效利用两个互相矛盾的现象的能力。他讲述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有效利用不同观点可以怎样让我们的生活轻松！巴塞基描述了一个情境，一个已成年的女儿拒绝接受母亲努力施加给她的一些价值观。母亲会怎样应对？她可以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正确的，而女儿的新价值观是错误的。在这个例子中，她可能会感到悲伤：“我做母亲真失败，因为无法将自认为最珍视的价值传达给女儿。”或者
这位母亲也可以认为她女儿的价值观是对的，而自己是错的。所以，她就需要面对令人沮丧的结论：她自己的生活已经误入歧途。
然而，如果这位母亲将自己的观点和女儿的观点都写在同一张纸上，然后退后一步来思考，而不是陷在其中，那会怎样？她可能会发现，女儿的价值观虽然不同于自己，但是仍然以不同的形式整合了许多自己的观点，而形成了更适应当前时代和她的生活的价值观。母亲也能发现自己的价值观适应自己的生活及所处的时代，同时也意识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些价值观也有些狭隘或存在限制。她可以从女儿的价值观中学习一些东西，一些可以引导她改变自身坚持价值观的东西，做到更深化自身的价值观，而不完全是抛弃。
看学生们写作业时，我为他们在努力完成作业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诚实感到震惊。一个禁欲主义的忠实拥护者，一直认为只有禁欲才能解决少女怀孕和性传播疾病的问题，她描述了如何努力去理解另一极端做法的经过。当看到倡导安全性行为的材料时，她意识到自己并不能完全相信这些倡导者提出的论据，而怀疑他们的偏见会使她有意选择更适合自己论点的论据。例如，尽管他们声称倡导安全性行为是希望保护青少年免受疾病和意外怀孕的伤害，她仍然怀疑他们的真正目的只是为沉溺于不受道德限制的性欲主义者找寻一件安全的外衣。她开始逐渐明白，自己要真正能开放地接受他们的观点，除非有自己真正尊重的人坚决拥护他们的做法。所以，她不断搜索，最后找到这样一个人进行了访谈——一名学校教师。这个学生真正试图去理解对立的观点。在看学生作业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人们能够也可以和截然相反的对立面观点达成妥协，他们的方法是对这些观点稍加改造，而并不一定牺牲自己原有的最珍视的价值观。
对完成作业的学生来讲，看上去他们的价值观受到了威胁，到底他们遭遇了什么？整体来看，大多数的学生都发现，在写作业时，虽然自己的立场改变了，但是他们所处的世界的基础并没有完全改变。事实上，他们对自己为什么会抱有原来的价值观思考更多，也对那些信念所依存的复杂环境有更多认识，他们世界观的基础变得更为牢固了。